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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洞察 丨 深入科技行业最前沿 你能想象一个人，在有生之年所能达到影响力和贡献值的最大边界吗？ 有人想到了爱迪生，电灯的发明确实足以改写人类文明的历史。其实还有一个人，在科学界的成就同样不亚于爱迪生。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MIT）仅有的13位学院教授之一，43岁集齐美国三大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头衔，他拥有1100个专利，发表了1350篇文章，h因子223，总引用超过19万6千次。他得了220个大奖，既有美国科学奖章，又有美国技术奖章，是世上仅有的两奖兼得的四人之一，还曾获得伊丽莎白女皇奖。 也许你会问，这不就是一个科学家所该有的样子吗。 没错，但这些都称不上他人生中最有价值和影响力的成就。而是，在以他为影响力中心，从实验室走出了1000名学生成为学术界、工业界、政界的领导者，并以其研究实验室裂变孵化出来的40多家创业公司，造福着全球近20亿人。 他就是罗伯特·兰格（Robert Langer）教授，一位美国科学家，今年已经71岁，是人类历史上最多产的医药发明家，被称为“医药界的爱迪生”。有人这么评价他：他的人生赢家清单里，只差一个诺贝尔奖了。 — 1 — 被化学界和医学界同时嫌弃的最初十年 兰格教授，在纽约奥尔巴尼出生并长大，从小就对化学感兴趣，11岁，就能够制造橡胶并合成简单的塑料。 1970年，兰格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化学工程系。并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1974年，他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自此拉开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 他因为一心想进入医学界，拒绝了埃克森美孚这样的大型石油公司的工作邀约。而那时候，美国的化学和医学是毫无关联的两个学科。因此，他求职时处处碰壁。最后，只好在朋友的推荐下，去了波士顿儿童医院做博士后，研究抑制癌细胞中血管生成的方法。在狭小的实验室里，他研究出了一种晶片，可以通过电脑微处理器的控制，达到药物靶向准确输送及释放及时的目的。但是当他向美国卫生局提交研究申请，希望就这项技术进行进一步研究，结果连续多次，都被拒绝了。 博士后不能永远做下去，实在没办法，他只好放低要求，在麻省理工学院谋到了一个临时性的工作岗位。开始的很多年，他申请不到研究基金，也无法与大公司合作，甚至一度差点被解雇。他的探索太超前，如提出的透皮给药系统（即贴布），可以控制药物成分的释放，日后成为医药产业的重要分支（药物缓释材料），当时却被认为学科跨越程度太大，技术上不具可行性。 可以说，在他职业生涯的前十年，没有得到任何的认可。搞化工的认为他做的不是化学，搞医学的认为他不懂医学。他曾想像其他科学家一样，走正常的科研道路，但是这些一次次“缺钱”的窘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 从人生第一桶金到“兰格企业树” 那时的科研界认为，科学研究必须远离产业界以保证自己的“纯洁”，但是意想不到的是，被科研界长期抛弃的产业界，却给了初出茅庐的兰格“第一桶金”。他依靠转让专利，从一家制药公司拿到了第一笔研究基金。 1987年，他和同事亚历山大·克里巴诺夫创立了第一家公司Enzytech。开发用于治疗糖尿病等疾病的药物释放体系（这家公司很快被当时一家大型制药公司收购）。 1988年，他成立了第二家公司Neomorphics，生产用于组织生长的生物相容性材料。与Enzytech一样，Neomorphics也获得了一些关注。 1992年，他成立了Focal公司，生产用于密封剂和预防手术粘连的可生物降解材料。第二年，创建了两家新企业：Enzymed和Acusphere，开发了具有多孔微球技术的成像剂。 自那之后，他与投资人便维持着密切联系，而且，他们之间有着极其高效的合作模式：每当兰格有了什么可以开公司的想法，他就会给风险投资公司Polaris Venture Partners的特里·麦克格雷（Terry McGuire）打电话。 经过讨论之后，后者便为他或他的学生提供资金。单是这种简单直接的方式，他们就已经建立了20多家公司，包括1999年以1亿美金卖给Alkermes的Advanced Inhalation Research，于2004年完成IPO的Momenta Pharmaceuticals，以及2005年以2.3亿美金卖给强生公司的TransForm Pharmaceuticals等等。自1987年起，由他发起、或与他的学生和博士后共同创办的生物技术公司及医疗器械公司已经多达30多家，其中多家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或被强生等巨头收购。 一个裂变和孵化器作用的兰格实验室诞生了，这个创意工厂般的存在，研究涉及材料学、医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团队成员有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临床医生、机械和电气工程师、兽医、物理学家、药剂师等。有人拿他的跨界思维对比开国三杰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后者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政治家，制作避雷针，设计游泳眼镜，发明颗粒肥料。而兰格教授同样，在科研界横向发展商业，在创业的同时坚持科技前沿的研究。 兰格实验室成员 就这样，实验室对商业开发介入很深，在过程中也拓宽了基础科学的边界，如通过多孔聚合物实现大分子药物在体内的定量和定时传输，也推动了“渗流理论”的发展。最能反应兰格实验室跨界的例子，是将DNA技术融入洗发水中。实验室发现了一种非病毒基因转染材料，原本用于将外源DNA转移给宿主细胞进行基因治疗，后来发现该技术可以用于护理头发，于是他2005创办了公司Living Proof，开发新型洗发水，以科学手段解决美发问题。 Living Proof洗发水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慕名而来的优秀学生和博士后越来越多，围着他和他的学生转的投资人也越来越多，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研究资金和创业投资。久而久之，与兰格相关的科技企业便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棵“兰格企业树”。可以这样说，若兰格的技术最终都能走向成熟，全球将有超过20亿人因此受益。 我意识到只写论文不能产生我想要带来的影响。我需要关注商业化，以便将这些实验室的发现转化为产品，满足需求。——罗伯特·兰格 很长一段时间，外界对兰格教授的评价是尖端科学与企业精神的完美结合，媒体的报道多是，“最会赚钱的科学家罗伯特·兰格又搞了家公司”，“一篇科研进展文章就预示着一个新公司的诞生”。对此，兰格教授是这样解释的，“我之前开公司，我希望它的技术是相当先进的。我们必须将项目推进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伴随着有一篇或若干篇高质量的论文。我们有概念验证（Proof-of-concept）的实验数据，然后去申请一个专利。这样通常会产生一个公司，技术才有具体应用的商业机会。” —3 — 科学家创业的两难 技术转化与商业应用 兰格教授的技术商用过程并不完全一帆风顺。201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里的一个周末聚会上, 他谈到自己曾经因为苦于寻找合适公司患过抑郁症。 有时候资本不断热捧之下，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艰难。即便兰格本人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非常清楚何时什么技术可以商业化、找谁来帮助商业化、融资结构如何设计，他也多次在多种场合举办创业讲座，可是他的公司并不总是成功的。 商业的运作或许可以加速，但科学有着它本身的规律。以新药物研发为例，从论文开始到最终批准上市，大致需要耗费10-15年时间和10-15亿美金的支持。期间，多达90%的项目将会因为疗效不稳定、技术不安全等原因在漫长的试验周期中夭折，而这时，钱已经烧掉了。 举例而言，在兰格的公司中，BIND BioScienses成立于2012年，公司采用新的纳米技术向肿瘤靶向输送药物，备受投资人青睐。然而，成功上市之后，临床效果并不理想，股价并不令人满意，直到今年5月份，BIND BioScienses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商业就是商业，以利润为前提。如果是纯粹的科学家进行技术研究的话，那最好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当然，如果这项技术最终成熟，走出了实验室，可以被真正应用起来的话，我们会考虑投资的。”硅谷的一家著名投资机构这样解释着，资本与技术持续博弈的现状。 如此一来，当科技创业者尤其是高校教授在进行技术转化时就普遍得不到资金的支持，他们不得不依托院校自身的力量，转变思路，努力实现技术商用的机制。 以MIT为例，该校设立了专门机构技术授权办公室（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 TLO），来负责将学校的专利授权给产业界。于是，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主动将早期技术推向市场的机制，从而降低了资本和企业因专业知识不足而错失将某些重要技术商业化的几率。 这也是当前科技企业的现状，因为只有研发-量产-科学的环节打通，才可能突破转化瓶颈，走出破产窘境。源头从高校实验室的科学研究来，技术根据原理做出可用的产品，然后再由产业实现大规模量产，送到市场送到社会，这样才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点击查看 “科技企业3.0”） 不论如何，兰格教授始终奋战在科技和企业的一线。以兰格教授为主要领袖的MIT实验室如今在技术、再生医学和组织工程方面的进展也将会对全球药物和治疗产生巨大影响，而他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深耕专利转化和技术商用的一线经历，也给我们如何持续高效地产生创新，又如何将这些创新企业化、生态化带来深深的思考。 国际BIO大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大会，每年吸引数万名生物技术和制药的先进企业前往，共同探讨行业未来趋势，寻找潜在合作机会。致力于国内大健康领域开辟一片天地的创业者，无疑不应该错过这个盛会。 今年的第26届美国费城召开的BIO国际大会已经落幕，王煜全首次带领中国考察团参加会议，并作为BIO国际大会中国分论坛的演讲嘉宾出席大会。 2020年6月8日至11日将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举办新一届国际BIO大会。王煜全将继续带领考察团前往，深度解析生物医药发展趋势，为初创公司抓住市场机遇，寻找生物医药领域爆发和突破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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