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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对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他在闭关的老宅中展开了与黄土地上祖先们的灵魂对视。 他要表现新旧中国在激烈碰撞中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坚守、挣扎与更新。 历经6年的酝酿、思考、写作和修改，1992年《白鹿原》一经问世即轰动文坛，并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这个事件见证了现实主义在消费文化、快餐文化中脱颖而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而且作家凭借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自信，作出甘于寂寞、傲骨卓然的姿态为整个当代文坛树立了标杆。 回看陈忠实和《白鹿原》，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正在发生怎样的巨变。 距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过去的10年里，个体私营经济经历了观望，试探和雨后春笋般跃跃欲试的过程。 而人们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看法也由嗤之以鼻到拭目以待，甚至一往无前投身尝鲜。 这中间有人付出了巨大代价血本无归，领略到铜臭对灵魂的腐蚀，而有的人也摇身一变走向成功，挥金如土成为新贵。 然而无论如何，社会整体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让人们感到搞活经济带来的巨变。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摆在了面前，社会各个阶层的差距逐渐拉大，人们的价值观因各自生活的不同开始分野。 人们期待一切社会风气均朝着务实和实效迈进。面对这种现实，作家该如何表现？   陈忠实就在努力回答这个问题。 他担当起职业作家的责任，并且少年时期他就种下的作家梦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要选择在此时结下最大的一个硕果。 他这样做的目的似乎不仅要向世人证明文学不但在任何时刻都能有所作为，尤其现实主义文学更能焕发民族内在深沉而有力的自信。 这是来自文化根性的沉着和豪迈，足以提醒行得再远的人也必须要保持一份操守和气节，用人格的完整抵抗变幻莫测的世间万物。 在青睐现实诱惑还是坚守理想信念这两者之间，陈忠实坚定地选择后者。 他自称见多了被文学鬼蛊惑的人，最终即使穷困潦倒而文学梦却丝毫不减。 这似乎是当年他立志在关中灞河老家闭关写作时的一种内心隐忧。 我们可以揣测他是在跟自己下赌注。赌的是自己对关中文化的判断力，即黄土地上孕育的文化火种足不足以唤醒躁动不安的世人心灵，让他们保持沉静不致迷失。 他隐约觉得是时候有一部长篇要担当起这个社会责任。 陈忠实一如柳青选择皇甫村，他被《创业史》的深邃和高屋建瓴深深折服。 他要继承这位精神导师开辟的道路，扎根乡土，用厚重的史诗给当时浮躁的社会注入沉静和深刻。 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魅力以及黄土地悠远深厚的精神资源给了陈忠实不改初心的坚定和执着。   所以，现实主义在陈忠实这里有了特殊意味。 他没有如路遥一般直视改革现实中乡土中国出现的问题和人性的复杂多变。 虽然，陈忠实在新时期创作了多部现实改革题材的农村小说，而长篇却一反常态，打破常规路数，要从白鹿原上的父辈甚至更为遥远的祖辈那里获取更多问题的深层答案。 用他的话说就是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 一旦对现实生活有了生命哲学的认知厚度，故事本身就成为一个载体而已。 形成这种见解的陈忠实坦陈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给闭关中的自己带来的眼界上的开阔。 但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讲述方式显得更为至关重要。他找准现实问题，却并不急于用现实故事讲述。 他从黄土地上普通祖辈的身上讲起，用他们承载着民族传统和精神精髓的故事回答今天的问题。 因而可以说现实主义在陈忠实这里完成了一次“升级”。 但其精神与当代传统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现实主义文学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就在努力追求干预生活的能力。 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发现问题，并通过文学世界呈现解决问题的决心、能力和方法。 然而这种创作原则一度陷入对理想现实的绝对追求，反而丧失了表达真实的能力。 新时期“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是书写社会问题的急先锋，并打出文学是人学的旗帜，让现实主义回归了直面社会问题的本质。 很快，寻根文学要求从文化深处作出更为深刻的反思，却让陈忠实发现寻根文学的归宿并不明朗，“寻到深山老林荒蛮野人那里去了，民族文化之根肯定不在那里”。 他用《白鹿原》解释了现实主义的社会功能与文学讲述初衷必须达成一致。 依托真实原型虚构出来的白鹿原上的祖辈们在现当代中国空前巨变中作出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是历史的选择和文化的归宿。 这就使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有了更为艺术和更为深邃地呈现和表达。 无论是陈忠实本人选择固穷坚守“文学依然神圣”的信念，还是他付出极大的心血给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升级”，无一不在表明当代作家将国家发展、民族奋进的思考融入自己的生命和事业中。 陈忠实这种对人生理想接近苛刻的努力追求，对现实世界高度关注的社会责任感在今天依旧光彩熠熠。 文章源自2019年08月09日 第A4版：学习文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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