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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寒 神话，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文化形态：从先秦两汉史书及诸子百家著作中的神鬼怪异故事，到魏晋六朝时的“志怪小说”；从唐传奇、宋代平话中“烟粉灵怪”故事，到明清时以《西游记》、《聊斋志异》为代表的神魔小说；乃至贾平凹、莫言等作家走向神秘主义、魔幻主义的“当代志怪”。作为中国文学的萌芽，神话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是深远辽阔。它留存了原始初民的精神、心理、价值观之外，又进一步强化、塑造着我们后世所共有的民族性格。无论是儿时槐树阴凉下听爷爷奶奶讲述的一些神仙鬼怪、因果报应的故事；还是长大后文学作品间体味到的花妖狐媚的传说、人鬼凄楚的爱恋……对神话，对一切神秘事物，对一切无解之谜的恐惧、敬畏与好奇、想象，早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熔铸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上古神话 远古之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人们会在不由自主间产生一种神秘与敬畏的情感。地震、洪水，以及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面对这种种自然灾害，人类感到惊奇和恐慌。于是，他们便会幻想世界上存在着种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人类只要对其膜拜，就能受到护佑。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了，神话也就由此产生。  中国远古时代曾经有过十分丰富的神话传说，如在已出土的远古资料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神形刻绘，彩绘女神、拜日的形象、十二月神的形象等等。但是由于时代的久远，加上儒家“重人事，远鬼神”的态度，致使上古神话在文献记载中记录甚少，资料零散不全，也没有像古希腊神话那般完整而系统的体系。在古典文献中，除了《山海经》、《淮南子》等书籍记载神话比较集中，其余则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各类书中。《庄子》 《诗经》、《楚辞》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其中有许多取材于神话的诗篇。 比如《诗经》中的《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两篇，就记录了商部族始祖契和周部族始祖后稷诞生的神奇经历。 《楚辞 天问》篇中，屈原更是运用了大量神话作为素材，叩问天地、人类的起源。  史书《左传》中则谈到高辛氏的两个儿子，因为不能和谐相处，就被迁往两处，分别掌管商星与参星。“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则神话实际上就是祖先们对商星和参星永不见面这一自然现象，所作出的解释。而在先秦诸子文章中，“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庄子》无疑是援引神话最多的作品。《庄子》中的许多寓言都是经过神话材料改编过来的：比如“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的“鲲鹏之变”；“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倏忽凿浑沌”的故事，实质上是对“开天辟地”这一神话的改装； 至于里面提到的黄帝、颛顼、西王母等，则已是纯粹的神话人物了。《庄子》一书，不仅是在内容上同神话有较多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具有着明显的神话思维。如追求不死、生死循环、灵魂不死的生死观念；万物皆一的哲学思想；诡谲浪漫的写作笔法……神话、寓言与哲学的交融，共同打造出了《庄子》这部恢弘瑰丽的经典之作。《山海经》 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具有神话学价值。《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编选而成。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驳杂，包罗宏富，涉及到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宗教等许多方面，可称“上古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  其中或记述奇形怪状的动物，如龙首鸟身、人面马身； 或记录一些异国人的奇异相貌、风俗，如贯胸国、羽民国、不死国、大人国、小人国； 而诸如大禹治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故事，更是脍炙人口。 大禹治水，所反映出的人类与大自然毫不妥协的抗争与积存起来的智慧； 后羿射杀九日、女娲补天力竭等救世英雄所呈现出的厚生意识，以救助人类社会为使命，对生命的呵护与珍视； 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悲剧英雄所展现出的人类对理想的坚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魏晋六朝志怪 汉末魏晋六朝，可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它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现实的种种苦难，逼迫着人们逃入幻想的“象牙塔”中。于是，佛教大兴，道教大兴，也便有了谈巫说鬼、“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志怪小说”的盛行于世。  志怪小说，也有许多类别，如记述地理博物的《神异传》（托名东方朔）、张华的《博物志》；记述鬼神怪异的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记述佛法灵异的王琰（yǎn）的《冥祥记》、颜之推的《冤魂志》。而在志怪小说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那些曲折反映社会现实，表达人民爱憎和美好生活向往的作品。这其中的佼佼者，当属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搜神记》 《搜神记》是现存“志怪”小说中价值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种，它以对前代神话鬼怪传说故事的创造性继承，成为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株奇葩。一方面是对上古神话传说的转录保存之功，另一方面则是在题材内容上更广泛的开拓。同《山海经》等比较零散、简单的篇章相比，《搜神记》的故事更完整，文学性更鲜明，现实意义也更强烈。如著名的《三王墓》，叙述楚国巧匠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因三年才锻刻成，被楚王残忍杀害，后来干将之子眉间尺，在山中侠客的帮助下，为父报仇的故事。  这个故事表现出对贪婪、凶残统治者的揭露与讽刺，对眉间尺、山中侠客等反抗暴政者的讴歌与赞颂。其它如《千日酒》中“一醉千日”的夸张想象；《董永》中以孝心感动天帝，迎来织女妻的董永；《紫玉》中写吴王夫差小女紫玉对自由婚姻的追求，与封建专制家庭的决裂。《搜神记》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达上，都有着创造性的发展，不仅承统于前人，特立于当世，更直接为唐传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唐传奇 鲁迅先生在谈到唐传奇时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 《搜神记》中理想与现实结合的创作方法，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安排情节架构等表现技巧，均直接给予了唐传奇作家以借鉴。 而唐传奇的一大发展，则是由志怪走向现实。 唐代社会的繁荣、政治的开明，促使作家们更积极地关注社会现实生活、抨击社会弊端。唐传奇中的志怪元素，不再仅仅为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而更多是借之表现社会主题。 如陈玄祐的《离魂记》，在离奇故事中，蕴藏着青年男女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  《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则以一场场虚幻的繁华梦境，照见建功立业、权利诡谲、荣华富贵转眼云烟的社会现实。 唐传奇作家们，以传奇和现实相交融的笔法，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涵，达到干预现实的目的。 发展到明清神魔小说，便已是：花妖狐媚，皆富人性；鬼怪精魅，通达事理；假托九天虚幻之地，写尽苍凉世态人情。 明清神魔小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次提出了“神魔小说”这一概念。神魔小说在明清之时，达到了最高水平，其中最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如《西游记》、《封神演义》、《镜花缘》、《聊斋志异》等。  在那个“怪异、暴力、变乱、鬼神”被统治阶级所禁止的时代，这类小说，却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深厚的文化底蕴，以虚幻之地、仙人之所、神异之物，揶揄、嘲讽世间百态，寄托作者理想中的“乌托邦”。神魔小说，作为明清小说的“一大主潮”，受道教文化影响十分深刻。从人物设定到故事情节乃至中心主旨，处处折射出道教思想。《西游记》 《西游记》成书于神魔小说在中国文苑遍地开花的时节，前有《封神演义》、《镜花缘》，后有《聊斋志异》、《绿野仙踪》，但是唯有《西游记》代表了中国神魔小说的最高峰。在人物塑造上，全书几乎涵盖了神魔世界中的所有神仙及众多妖怪，且各个性格鲜明、形象饱满。唐僧的怯懦与坚定；孙悟空的勇敢无畏与争强好斗；猪八戒的贪吃好色；沙僧的任劳任怨。即便是书中的次要角色，性格也绝不重复。  《西游记》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人性、妖性与兽性的统一。如女儿国的蝎子精，对唐僧的甜言蜜语呵护备至，展现人性的柔情；而对待孙悟空、猪八戒等却是妖性、兽性大发，而毫无人性。《西游记》作为理想与现实结合的产物，以取经路上妖魔的阴险邪恶、神仙的昏庸无能，来暗喻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残暴；又在孙悟空身上，寄托着反抗压迫、积极乐观、勇于斗争的精神。如今的我们，早已跋涉过两千多年的历史，经由科学的灌输，明白了神话的荒唐、轮回的缥缈，但我们仍旧无法抹杀的是：那些瑰丽传说所带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在现实世界之外，可以尽情想象另一个美好世界的存在；那些烙印进我们骨子里、融化进我们骨血里的，反抗、拼搏的民族精神与性格，对一切生命的厚爱与珍视，对理想不死不休的坚持。只要我们还怀有探索的欲望，只要我们对未来还怀有美好的向往，神话的魅力就永不会消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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