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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星行天与龙星阴阳,去理解古人在哲学意义上对万物生养的解释

 伟天英 2019-09-07

龙星行天

古人于这一天象或称为'龙见'。《左传・桓公五年'龙见而雩。'杜预《集解》:

'龙见建已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

指的就是这一天象。而考古遗物中所见古人对这一天象的表现同样丰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夏商时期的旗艟画章,唯存由绿松石镶嵌的升龙图像,升龙的造型正为跃渊而出的登天之龙。相似的升龙图像也见于山西石楼桃花庄发现的商代铜觥事实上,铜觥盖面图像的设计不仅具有登天的升龙,而且还有与升龙配饰的星纹,其中位居龙心的三星最为突显,显然其表现的就是心宿三星。三星中以中央的一星最大,且作为组,即象最重要的授时主星一大火星,整个图像所表现的龙象取形于星象的文化内涵至为明确。

二里头遗址出土夏商时期的旗艟画章

龙星行天,其自地平以下跃渊而出,渐升至中天,这一天文现象被古人赋予了美好的想象。先民的朴素认知告诉他们,鸟是唯一可以在天上飞翔的灵禽,这意味着星辰之所以能在天上行移,那是因为有鸟的负载。

《山海经》记有金乌负日的著名神话,这种观念甚至可以直上溯到公元前第四干纪的新石器时代。而鸟既然可以负载太阳行走,当然也同样可以负载其他的星展,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龙星。殷墟妇好墓曾经出土一件以鸟负龙升大为题材的商代玉饰,造型即作鸟踏云朵而背负一龙其所表现的龙御鸟而升天的文化内涵极为明显。这种观念有时又会通过将龙装饰于飞鸟羽翅的手法得以表现,商代的青铜器上即普遍见有类似的题材,如殷墟妇好墓所见之尊,不仅鸟首负龙,而且又于鸟翅饰龙。毫无疑问,龙与鸟的结合无论如何处理,其所传达的本质内涵都是旨在表现龙星的升天。

龙星阴阳

古人习惯于将空间、时间与阴阳建立联系,大凡表示空间的天地东西以及由空间所决定的时间都可以作为用以表述阴阳的载体。

阴阳源于星空

譬如在天为阳,在地为阴;在东为阳在西为阴;由东所决定的春分为阳由西所决定的秋分为阴。而龙星回天运行,或东或西,或升或降,时现时伏,自然也就具有了阴阳的意义。

先民以为,龙星升天时在天,潜伏时在渊,且升龙在东,降龙在西,而天地、东西所具有的阴阳属性也便自然而然地转赋予了龙星,从而使东方的升天之龙具有阳龙的性质,而西方的降伏之龙及入地潜渊之龙也就具有了阴龙的性质。

《说文解字・龙部》:'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这里,龙的巨细长短变化只是描述龙星六宿部分或全部出现的天象,而幽明及登天潜渊的不同则在说明龙星的或见或伏。显然,由于龙星行天的位置与方向不同,直观地反映着其所具有的阴阳属性的差异。龙星在天为阳,表现为星神;入地为阴,则表现为社神。汉字的'龙'不仅取象天文,而且商周金文的'龙'字竟也饰以菱纹,从而显示出其在天为阳的特征。

很明显,'龙'字装饰菱纹而表现为阳性,这种处理与龙源于星象的本质完全符合。同时,根据中国的上古文献可知,夏代的社神名曰句龙,意即蟠曲如句之龙。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自夏以上祀之。'

先夏时代的社神图像已发现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形即呈句龙之状,且口中衔有社树符号,身饰鳞纹,与句龙作为社神而具属阴的性质吻合。社神之所以为句龙,同样来源于龙星回天运行而入地属阴的事实。龙既具有阴阳二体,于是渐有二龙戏珠的想象。中国艺木品中的龙珠形象皆为火焰腾天,本即以龙心第二星之大火星为原型。即使与丹风朝阳的太阳形象比较,这一点也看得格外清楚。

因此,所谓二龙戏珠的题材实际表现的正是统治者由龙星授时的朴素工作发展出的对龙星及大火星的自然崇拜。作物的生产需要有准确的时间服务作为保证,所以时间决定作物的生长体现了古人长期积累的经验知识,而阴阳和合以生万物观念的建立则使古人在哲学意义上完成了对万物生养原因的形上解释。显然,作为授时星象的龙具有阴阳的双重属性,这一事实其实只是先民对于万物生养原因的思辨结果,而二龙戏珠则是这种思辨的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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