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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实施过流放制度。我国从秦汉时期一直沿用到清朝，岭南、西北、东北等地遍布流人足迹；英国从16世纪起把重刑犯运往美利坚或澳大利亚；法国于18世纪在南美洲法属圭亚那和太平洋上的新喀里多尼亚设立了流放地；葡萄牙、希腊的政治犯会被发配非洲殖民地或爱琴海的一些岛屿……把罪犯放逐到边远蛮荒地区，既是作为一种惩罚，也能带动当地的垦殖，这是所有流放制度的初衷与共同点。但是，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除了以上特征之外，还具有特定的内容和意义，极大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政权稳定和历史进程。 英国历史学者丹尼尔·比尔的著作《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一部全面研究俄国流放制度的佳作。“本书启用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档案馆中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一手资料，讲述了沙皇俄国奋力管理其可怕的刑罚殖民地的故事，以及西伯利亚对现代世界的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同时，这部作品还体现了对国家统治、群体意识和人性善恶等多方面的深度思考。这是不可忘却的历史记忆，也是撕裂灵魂的永久叩问。 1.国家力量推动的西伯利亚殖民策略 西伯利亚被当作流放地，始于16世纪末的“领土聚合”征服计划，为了填补因蒙古金帐汗国衰落而造成的权力真空。作者说，正是在俄国向这片大陆的东部发动征服和殖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放制度的起源。俄国的迅速扩张是由莫斯科迅速增长的军事实力、后勤能力和行政完善驱动的，西伯利亚地广人稀，需要大批人力前往开发。西伯利亚还以其漫长的寒冬、凌厉的狂风、茂密的森林、与世隔绝的环境而天然具备成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的条件。西伯利亚是最合适的流放地：惩罚与殖民交织在了一起。 不过，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经济目的在起初并不那么明确。早期的流人大致等于服苦役的刑事犯。到了彼得大帝时代（1672-1725），政府大规模使用刑事犯作为无偿劳动力，兴建了一大批的基础设施，其中就有一条连接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的道路。沿途兴建了一些村庄和驿站，以及一些供解差和流人歇息的羁押站，大规模的流放成为可能。在18世纪中叶，死囚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代替了极刑。在这个时期，欧洲正在兴起的革命浪潮也波及了沙俄的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对付的办法之一就是采取“行政流放”，将大批反对者放逐高加索、奥隆、西伯利亚等地。此外，政府还允许总督、司法大臣、各级官员，乃至村镇、商人和农奴主等都有权驱逐“行为不端者”，这就使得西伯利亚人口激增，也打开了滥施暴虐的方便之门。 西伯利亚的早期开发，除了极少数的土著之外，皮毛商人和欧洲区域自发东进的贫困农民是主要人群，也是这片荒原的早期定居者。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批流犯，从设在莫斯科沃罗比约夫山的第一个押送站出发，沿着西伯利亚大道蹒跚前行，加上刻意的拖延，往往要跋涉好几年才能到达流放地，这一路的开支都要由沿途农民负担，巨大的花费必然引起怨声载道。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必然与当地原住民产生矛盾，何况其中大部分都是被倾倒的“垃圾”，对当地的“污染”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阳奉阴违，扣押强壮的劳动力，因此最后到达西伯利亚的往往只是些身残体弱的老幼妇女，根本无法适应严酷的开垦需求。 对比世界各国流放制度，可以发现，沙俄是最苛酷的、最专制的，而从人口规模来讲，英国并不输于沙俄，两种流放制度的过程和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澳大利亚历史学者罗伯特·休斯在《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1787-1868》里的叙述，澳大利亚流放制度采取的是“囚犯配给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根据囚犯配给制，转到某个自由拓居者的名下，或为政府劳动而服刑几年，他们从来不戴脚镣手铐，拿着假释证，时候一到，就会作为自由公民，被吸收进殖民社会。英国人把流放制度变成了一门有前途的生意，主人和流犯之间具有利益关系，保障流犯的生活，才对自己有利，双方都有配合的意愿。即使澳洲后来结束了流放制度，而盎格鲁价值观也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比起沙俄意识形态的一味高压和毫无人性的粗暴行径，显然英国人的做法更开明，也更能达到殖民的目的。从中还能看出，不列颠何以成为现代文明的世界发源地，而俄国却只能长久地落后于世界的脚步。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流放制度不仅未能开发出西伯利亚的潜力，而且还阻止了真正的殖民者——当地农民——殖民开发西伯利亚的进程。以西伯利亚流放为手段的殖民设想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但由于官僚机构的惯性运转，它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存在，直到20世纪初期，随着反对声浪的不断高涨、西伯利亚地区重要性的凸显与日俄矛盾的激化，政府终于不再把殖民主义吹捧成流放制度的理论基础。 2.激进主义与专制政权的博弈场 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很奇特。正如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里所指出的，“俄罗斯是矛盾的，二律背反的。”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无国家组织、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俄罗斯民族具有远离世俗事务和世俗幸福的苦行主义天性。其中最优秀的、最英勇的一部分追求着绝对的自由和真理，这是任何国家制度所不能接纳的。但是，俄罗斯人民却创造了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他们把力量交给了将一切转化为工具的庞大的国家机器。国家总是提出力不胜任的要求，压抑个人的天性，俄罗斯人民在他们一手缔造的国家里处于无权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死屋》讲述苏醒的俄罗斯人对自由的追求。 这部作品充满了各种逃离、追捕、反抗与镇压的悲壮故事。春天的第一声鸟鸣，仿佛是生命的召唤；西伯利亚的霜降总是开始得那么早，这意味着奔赴自由的脚步必须后挪，等待来年。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流犯们试图一次次穿越莽原，哪怕失败就意味着残酷的刑罚，即使在苍冷的严冬，仍有人愿意冒着葬身冰窟的风险，宁肯倒卧在大地之上，故乡在呼唤他们。极少数的聪明人造就了幸运的传奇，比如，达布罗夫斯基在个人越狱成功之后，还在友人的帮助下成功营救了妻子，他们在后来的流亡岁月里成为了反俄组织的中坚领导人。他们的故事浪漫且具有戏剧性，成为后世年轻人的偶像。 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由于准备仓促、缺少章法而失败了。但是，推动这场起义的激进民主主义和起义者所坚持的欧洲共和主义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一次贵族阶层的集体反抗，对于沙俄政权的统治阶层来说，不亚于一次地震，但依靠请愿、祈求怜悯的事后脱解方式，也暴露了俄国历次革命的不彻底性与矛盾性。宽赦是君主仁慈的恩典。一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决定跟随丈夫远赴西伯利亚，她们的形象在俄罗斯文学经典里不断被摹写，深深印入了同时代人乃至后世的思想觉悟里。作者还说，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俄国人不断将十二月党人领导者的绞刑视为暴力专制政权的象征。在西伯利亚这块远离政权统治中心的遥远之地，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学说和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人群里，不乏现在我们很熟悉的著名知识分子。《死屋》这个标题就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9年4月—1854年2月成为西伯利亚流犯的一员，苦难的经历给他留下了终身的创伤，也留下了关于人类灵魂黑暗冲动与道德复活机会的文学巨著。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被逮捕，1864年被判处7年苦役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而他在囚禁和流徙过程里写下了《怎么办》《序幕》等呼唤俄罗斯“新人”、热烈追求自由的作品。契诃夫尽管没有遭遇流放，但他自觉关注、记述萨哈林岛之行的文字的出版引发了一场严峻的社会丑闻，促进了对这个肮脏污秽的刑罚地的摧毁。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于1897年流放到偏远的西伯利亚村庄舒申斯克，托洛茨基于1904年流放到乌斯季库特，布尔什维克党的萌芽就在西伯利亚。 《再见欧洲》1894年，前流放者萨哈切夫斯基描绘1863年波兰起义者在西伯利亚界标处告别欧洲。 西伯利亚流犯里，还有一支特殊队伍，那就是波兰人。波兰对俄罗斯的反抗历史悠久，屡败屡战，波兰人反对俄罗斯同化的精神意志极其强大，前述的达布罗夫斯基就是波兰起义领袖。“以自由的名义！”定名波兰反抗的这一章节，可见作者对波兰人民的敬意。作者如此评价：“被流放的1863年起义者的绘画和回忆录使得他们的同志的牺牲和反抗深深地烙入了欧洲的政治想象当中。这些波兰人把西伯利亚政治化了。他们把西伯利亚不仅塑造成了一个流放和惩罚之地，还塑造了一个反抗和斗争的舞台。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来自帝国各地的新一代激进主义者将加入这场战斗。” 3.考验人性的死屋炼狱 西伯利亚的蛮荒，不仅是地理环境意义上的，还是人类心灵精神意义上的。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监狱一样，在这里，暴力横行，拳头说话。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西伯利亚的黑暗更甚一筹。这是人间的炼狱。脚镣与手铐、鞭打与殴斗，摧毁的不只是肉体的健康，还有人们的道德理念，人们对善美的向往。 作者说，尽管鞭打和镣铐非常可骇，但它们从未有效遏制大大小小的罪行。对于营地的监督人来说，用酷刑告诫新来者，用鞭打建立权威，是必要的手段，所以刑罚总是过度的滥用。对于遭受这样残酷对待的人来说，他将不再害怕任何东西，他的伤痕甚至成为得到其他罪犯景仰的证据。在他的内心，流动着一种野蛮性，他对于其他人遭遇的苦难很少怀抱同情心。他们甚至发展成为在虐待他人里得到乐趣。 书里记载了一个叫科姆列夫的人，他曾经被一个叫捷尔斯基的人鞭打，后来，他获得了鞭打捷尔斯基的机会，他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让这次行刑成为“升级版的酷刑”，他对其他人说道：“难道他们没有打过我吗？我一生都在挨打。”俄国刑罚制度极度可憎。政府让流放者或苦役犯担任行刑者，那么他自己的惩罚就可以减轻或免除。这样一来，罪犯之间就难以形成伙伴关系，互相憎恨，互相报复，有些人甚至通过行刑来讨取管理者的欢心或者取乐。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都逐渐腐烂，沉沦到地狱的底部。 流犯面对管理者并不是绝对一筹莫展，也不是完全的一盘散沙。罪犯协会在他们中间自发形成，并很快成为代表流犯与管理者讨价还价的组织。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流犯的安全与利益，并且达成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私下的商品流动，有时还帮助、掩护成员逃跑。但同时，为了获取当局对他们的非法行为的视而不见，他们必须与管理者达成妥协，事实上就慢慢异化成了管理阶层的副手。后来的纳粹集中营，经常采取让犹太人管理犹太人的方式。这些犹太人被叫作“卡波”，他们享受的待遇要比普通犯人好得多，他们获得的特权需要其他人付出代价，他们必须非常残忍地对待以前的同伴以证明自己的可靠。历史的镜像如此相似。 西伯利亚的流犯中间一直存在特权阶层，比如，罪犯协会的核心成员。比如，十二月党人就不可能是普通罪犯的待遇，他们的家人也时常会寄来生活用品。比如，贵族身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处境也很宽松，列宁在家信里还赞美了乡村环境的幽美。就像普里莫·莱维从纳粹集中营经验里得出的，奴隶的枷锁很难自己去打破，因为生存的重压让他们无暇思考，活着就是一切，那些有能力打破枷锁的，是因为他们的枷锁更轻、更松。消失于灾难的惨境的，再也回不来的人，往往是最好的，而那些能够存活的，要么有特殊的待遇，要么就是适应了环境的、以兽性存活的“非人”。 《死屋》最让我悚然的章节，是第十章关于萨哈林岛的记叙。它打破了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流犯为了自己日子好过，刻意描摹迷人的田园生活，哄骗妻儿卖掉家产前来这个封闭的岛屿。而等待着她们的命运，就是用肉体来换取一点可怜的微不足道的却是在彼时彼地一口面包、一件破衣所代表的必需品。妇女们成为营妓，年幼的儿童遭到性侵，在萨哈林岛，父亲和丈夫代表的不是庇佑，而是代表恐惧的恶魔。无数女性经历痛苦、反抗、麻木，最后沦落为新的迫害者，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物品。理想主义年轻女子娜乌莫娃放弃圣彼得堡的优裕生活，想要在这个岛上建立孤儿院，最后却因为无法忍受此地的气氛而自杀。人类不是禽兽，怎样抵挡那些腐蚀人心的黑暗力量？灵魂能坚持多久才不至于屈服或崩溃？ 《生活无处不在》1888年，亚罗申科描绘流放者及其家人在封闭的列车中。 文明的意义就在于抵抗、战胜人性中的黑暗因素。而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恰恰是人为制造了极端的环境，它无限地放大了邪恶，迫使人的良知一线线撤退。被压迫者不再企望获救，而是模拟、认同或者仿效，希望自己也成为权力掌控者，从而完成了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心理角色转换。这是《死屋》一书留给我们的深刻痛彻的教训。生活无处不在，光与亮也应当无处不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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