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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尼采 在星光灿烂的科学天幕上，成就斐然、堪称“著名”或“杰出”的科学家明星已然不少，但真正有思想、有情怀、有魅力的却凤毛麟角。在我心目中，本书作者弗里曼·戴森就是这样的一位。 跟斯蒂芬·霍金和几年前过世的约翰·惠勒类似，戴森身上虽没有诺贝尔奖的光环罩着，但在物理学界却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其地位和影响与诺奖得主相比丝毫不差，更何况他确曾与此奖“擦肩而过”并留下佳话。 早些时候有一种说法，认为戴森在量子电动力学理论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理应获得诺贝尔奖，至少应该获得比现在更高的荣誉。他的一些同事也曾怀疑（抑或是打趣？），可能正是因为失望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立情绪，才导致戴森后来去涉猎那些与其非凡才能极不相称的工作，比如：探索外星文明和太空移民的构想，以及对气象学、生命进化、核能利用和军备控制的研究，等等。 当然，不乏另外一种解读。一部介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及其科学大师们工作、生活的著作，对戴森有这样一番议论：“戴森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也许还有点名声不好。在专业研究上，他不像院内的其他人那样从一而终，总是时而研究这个，时而研究那个，什么方向都尝试一段时间，好像是世上新鲜有趣的事情太多，他不能投注全部心力只做一件事。他既是粒子物理学家，又是天体物理学家，还是理论数学家。……他精于上述领域，集‘三家’于一身，又旁通其他学问，造诣颇深。” 而戴森本人则这样为自己开脱：“我脑子没有年轻人快，跟他们一起凑这个热闹（指超弦研究）不太明智，所以，我选择做一点不太时髦的工作，比方说研究生命的起源。”有一次他还向人发问：“你去过剑桥吗？那儿到处都是疯子——一帮怪物和独行客，成天琢磨着干一件很难却又能名垂青史的大事。他们疯狂有什么不对吗？大自然就是疯子。我倒希望高等研究院能多一些疯子。” 瞧，多么“各色”的一个人！ 十几年前第一次见识戴森尊容，我就觉得此君气度不凡，长相也颇有特点；几乎与此同时，又从《科学的终结》一书中看到约翰·霍根对戴森那稍显刻薄、略带调侃的描述，不禁哑然失笑——
就是上面这段文字，先入为主地让戴森给我留下了一个“另类”科学家的印象。 过后不久，陆续看到他的几部作品——《宇宙波澜：科技与人类前途的自省》、《全方位的无限：生命为什么如此复杂》和《想象中的世界》，感觉果然不一般： 文字优雅飘逸，思想深邃奔放，读来十分亲切也相当过瘾，令我不时得以开启心智、掩卷沉思，对作者不由地肃然起敬。 坦率地说，这与卡尔·萨根、刘易斯·托马斯、理查德·道金斯、斯蒂芬·古尔德（他们也都是当今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兼作家）作品给我所带来的阅读体验和感受，是不大一样的。 我想，戴森其人及作品之所以富有情趣、魅力十足，主要是因为： 第一，他对科学的本质洞察入微，对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有精深的理解； 第二，他涉猎广泛、视野开阔、思想旷达； 第三，他具备深厚的哲学素养和浓郁的人文情怀；第四，他个性鲜明、见解独特，而且善于表达。 这本《反叛的科学家》书评文集，收入了戴森更晚些时候的作品，应该说，其个人风格印记更为彰显。一如往前，戴森很注重也很善于讲“故事”。他论述的主题往往由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或体验展开，有时甚至还辅以相当翔实的细节描述。 他说过，“要明白科学以及它和社会互动的本质，你必须检视个别的科学家，以及他面对周遭世界所抱持的态度。研究由科学所衍生之伦理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实地了解科学家所面临的一些进退两难的现实窘境。再则，鉴于第一手资料往往是最可信赖的，我就由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起。” 本书第2篇文章《科学可以是合乎道德的吗？》，即具有典型的戴式风格；其他忆及特勒、费曼和奥本海默等科学大师的篇章，也都融入了作者对当事人所作所为细致人微的观察、思考与洞见。 戴森喜欢拿科幻小说来说事讲理，做案例分析，并以此比照和评价科学事实，这也是其作品内涵丰富、可读性强且颇具启发意义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色。他把自己从事的科学称为“自己的领域”，而将科幻小说当作“我的梦想家园”。他认为科幻小说比科学本身更能让人明白易懂，且可以“显示有人情味的输出”。这通常要“比任何统计分析都高明，因为真知灼见需要想象”。本书第4篇文章《未来需要我们》，话题虽由一部名为《纳米猎杀》的惊悚小说引出，但却关涉相当深广的科学领域和社会层面，读罢令人眼界大开、回味无穷。 作为一位深具远见卓识与人文情怀的智者，戴森常常还抛开职业褊狭与门户之见，在作品中探讨战争与和平、自由与责任、希望与绝望等事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伦理问题，时有发人深思之论、促人警醒之语。他相信，在科学进步的同时如果没有伦理的进步，那么科学注定要把巨大的困惑和灾难带给人类。尽管他往往是从自己熟悉的科学角度记述和描绘未来，但他并不主张科学是唯一有权威的声音。他告诫说，科学与宗教一样，其权力也常常被滥用。“只有宗教的呼声与科学的呼声加到一起时，伦理所关心的事情才会超越人类眼前的利益。” 在本书第16篇文章《业余科学家礼赞》中，戴森借他所欣赏的一部著作，向我们展示了业余科学爱好者给现代天文学带来的一种新特色，期望业余科学爱好者能“使用现代科技交到他们手上的新工具，侵入所有的科学门类，并使它们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在第29篇文章《从局外看宗教》中，戴森大胆地提出：发动“9·11”袭击的年轻人“不是被洗过脑的僵尸。……如果我们想了解现代世界的恐怖主义现象，如果我们想要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小它对带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的吸引力，首要的一步就是理解我们的敌人。在能够理解他们之前，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敌人”。 戴森还在其多部作品中“检讨”科学的过失，感喟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结果难以预料，而且我们都缺乏高瞻远瞩的智慧，以判定哪条路径会通向灭亡与沉沦。他甚至坦言，科学应该为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罪恶的产生承担责任——这是他的大多数科学家同行并不愿意接受的观点，但戴森为人著文思想境界之超脱、高远，由此可见一斑。 莱蒙托夫有言：“不论什么书，序言总是写于最后而放在最前。”可见序言之重要。惭愧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都不是撰写这篇序言的合适人选。不过，作为戴森的一个仰慕者和本书译者肖明波的一个知音好友，能够借此机会表达自己对尊师作品和译稿的一些感受与看法，却是我非常乐意做的事情。故此斗胆写下这些文字，就教于读者诸君。 最后，不妨就我所了解的译者简单说几句。 湘人明波，拥有名校普度大学博士学位，自号“瓢饮斋主”，是个不折不扣的书迷，“独有书癖不可医”。他好读书也爱译书，先前已有《经度》、《一星一世界》等译著问世，在科普圈和出版界口碑甚好。 翻译，那真是所谓慢工出细活的“文化苦力”。据我所知，明波一直是本着对作者和读者负责的态度，以“考据”般工夫和像写学术论文一样的严谨作风来做这件事情的。有时他为了译好一句引诗，反反复复琢磨，竟然会耗费数个小时，吃够了“戴着镣铐跳舞”的苦头。 完美尽可追求，遗憾难免会有，但就译事而言，我想，明波是可以问心无愧的。 佳作配佳译，读者有福矣。 是为序。 尹传红 2013年1月1日，北京 长按二维码购买 后记 我们非常荣幸能承担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教授这本书评集的翻译工作，也愿借此机会向广大读者朋友郑重地推荐这本不同凡响的好书。 戴森教授1923年12月15日出生于英国。他早年追随著名的数学家G．H＿哈代研究数学，二战后去了美国，师从汉斯·贝特和理查德·费曼等人，开展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他证明了施温格与朝永振一郎的变分法方法和费曼的路径积分法相互等价，为量子电动力学的建立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是量子电动力学的第一代巨擘。 后来，费曼、施温格和朝永振一郎因为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成就获得了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而戴森却因获奖人数的限制而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他发表于1956年的论文《自旋波》堪称物理学史上的重量级论文之一。 1960年，他又提出了旨在有效利用外太空能量的“费曼球”理论。因为卓越的学术成就，他先后获得了伦敦皇家学会休斯奖、德国物理学会普朗克奖、奥本海默纪念奖、以色列海法理工学院的哈维奖等多项殊荣。 戴森教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大科学家，更是一位科学界的通人。 1953年后，他一直在举世闻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教授，对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费米、特勒、费曼、杨振宁、李政道和维纳等科学巨匠知之甚深，对美国科学界近几十年的发展动态和内幕也相当熟悉。 他一生优游于数学、粒子物理、固态物理、核子工程、生命科学和天文学等广阔的学科领域，同时又热爱和平，关心人类命运，思索宇宙与人类心智的奥秘，检讨人类道德伦理的困境，还特别以在核武器政策和外星智能方面的工作而闻名。 尤为难得的是，他从小就喜爱文学作品，文字根底深厚，并重视普及性读物的撰写，先后出版了《全方位的无限》、《武器与希望》、《宇宙波澜》、《想象的未来》、《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科学革命的工具》、《想象中的世界》和《多彩的镜子：生命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反思录》等多部广受读者欢迎的著作。他还经常给《纽约书评》等杂志撰写书评，本书就是他从历年发表的评论文章中精选出来的一个集子。 这本《反叛的科学家》非常能体现戴森的风格和特点。各篇文章不仅行文典雅、立论高妙，往往还结合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深入浅出地进行理性而公允的述评，令人信服，并能勾起读者强烈的阅读欲望。 我在翻译过程中，就先后购买或下载了他评论或提及的《费曼传》、《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牛顿传》、《纳米猎杀》、《智慧的七大支柱》和《宇宙的构造》等二十余种书，进行阅读和参考。 读了作者在书评中谈及的种种掌故，我甚至很想更多地了解作者的精彩人生，于是就发电子邮件问戴森先生有没有自传或关于他的传记。他说没有，但推荐我读一下他1979年写作的《宇宙波澜》，因为该书虽然不算自传，却是他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年后的回忆，像个人物肖像画廊，记述了他与奥本海默、费曼和特勒等许多著名科学家的交往，并从中折射出他们的风范与成就。 我读后发现它果然精彩异常，不仅让我更好地了解了作者的生平，也对我翻译《反叛的科学家》大有助益。《宇宙波澜》侧重于作者前期的工作、生活与思考，而《反叛的科学家》所收的大多是他近年的作品，而且还以后记的形式在2006年再版时对新出现的情况进行了补记。两书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一幅更完整的图画，大家不妨将它们放在一起阅读。 我发现戴森教授有一种洞察不同事物间内在联系的稀世才华，这既体现在他对电动量子力学变分法和费曼路径积分法等价性的证明上，也体现在他写的文章中——他经常能将貌似不相干的人、事或物联系在一起，由此及彼，从不同侧面对自己的观点予以有力支持和阐述。 比如说，在本书第26篇《我的偶像崇拜》中，他将自己与费曼的关系跟琼生与莎士比亚的关系进行了类比；在《宇宙波澜》中将奥本海默的故事与艾略特的戏剧《大教堂谋杀案》进行了类比；在本书第20篇《奥本海默：科学家、管理者与诗人》中，又将奥本海默与阿拉伯的劳伦斯进行了类比；在本书第29篇《从局外看宗教》中，将神风突击队队员与发动“9·11”袭击的恐怖分子进行了类比。 这样的例子在本书中比比皆是，而且往往能产生令人叹服的效果。他这种“搭桥”能力和广阔的视野，令人钦佩不已。也许正因为他具有广阔的视野并能超越门户之见，他的观点才总是显得如此超凡脱俗而又理性平实。在接手翻译本书的任务后不久，我就通过电子邮件与戴森教授取得了联系，交换了十几次邮件，先是向他索取该书的电子版，然后向他请教翻译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并与他分享我的一些阅读感受。 令人敬佩的是，年近九旬的老人，总是在第一时间给我进行回复和解答。前几天刚好是他的生日，我发邮件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并告诉他：我已译完《反叛的科学家》，出版社还约我翻译他的新作《多彩的镜子：生命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反思录》。他回信对我表示感谢，并说很高兴听到翻译完工的好消息，还希望我继续翻译他的书，因为这本新书比较薄，篇幅不到《反叛的科学家》的一半。 我告诉他：其实，翻译他的书不能算是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不少读者喜爱他的这两本书，并认为翻译、引进它们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看到戴森教授在1993年时为台湾版的《宇宙波澜》写过中文版序，很想请他给我们这本书也写个短序。后来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而且刚从加州度假归来，实在不忍心再劳累他，就强忍住了。 有一次，我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戴森：我曾在杨振宁的父亲任教过的厦门大学工作过数年，本书将由我和李政道出国前的母校一一浙江大学的出版社出版。 老人告诉我：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对关于他们的所有信息都很感兴趣。 他说，他们都是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之间所发生的那场有名的争执是科学界的一大损失。 他还请我向他们转达他的问候，如果我碰到他们——不管是在一起还是单独碰见。 我估计很难有机会见到他们，只好先在这里转达一下了。 我在杨振宁和翁帆夫妇合编的《曙光集》中，读到戴森教授1999年5月21日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参加杨振宁荣休庆祝晚宴时所发表的演讲《一个保守的革命者》。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也很契合本书的主题，而且还可弥补本书美中不足的一个小遗憾——写到中国的地方太少。 于是，我就写信给戴森，希望能将这篇文章收入本书作附录。戴森听了非常高兴，马上给我发来了这篇文章的英文原稿，并告诉我：他觉得以这篇文章作为全书的压轴之作，要远远胜过写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那篇《从局外看宗教》，他原本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我根据戴森寄来的原稿对这篇文章进行了重译。我在翻译第26篇《我的偶像崇拜》时，发现这篇文章是戴森为《发现的乐趣：理查德·费曼的最佳短篇作品》一书作的序，而国内已出过该书的中文译本。 可是，等我找来这本书一读，却发现这篇序的翻译存在较严重的质量问题。不过，我还是有个意外的收获——发现《反叛的科学家》英文原版在收录这篇文章时漏了一段，而且缺了这段之后，意思也变得不连贯了。 我将此事告知戴森。他对我表示感谢，并夸奖我比他自己还读得仔细，因为他从来没发现脱漏了一段。他还说：不幸的是，我所提到的中国图书出版质量问题，在美国粗心的出版商中同样存在。戴森教授之所以会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国大陆近年翻译出版的图书质量已低劣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之故吧。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已揭露和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要是将来经过众多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中国出版业真能赶上美国，那我辈书迷就有福了。我寄厚望于电子书，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年被拙劣的译者糟蹋的好书统统都能得到重译。 作为一个爱书成癖、痛恨拙劣译本的人，我非常用心地翻译了这本书。我的研究生徐爱华、闫丽霞、郑鑫伟、傅春春和徐向南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初译和校对。老朋友杨光松老师和我一道对本书的其余部分进行了翻译，并逐字逐句对全书进行了多轮重译、交叉校对和修改。 应当指出，虽然译者始终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认真地翻译了本书，先后也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但是因为本书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泛，而译者的才学又相当有限，译文中难免出现纰漏乃至强作解人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最后，感谢戴森教授为我们写作了这样一本好书，并多次向我提供帮助和鼓励；感谢本书策划编辑周运先生一再以好书诱惑我充当“文化苦力”；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傅强社长和金更达主任从多方面对我给予支持和关照，并与我合作申请数字出版方面的科技项目；感谢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科技日报》主任编辑尹传红先生在百忙中热心地为本书写作了一篇精彩的序。帮助过译者的人还有很多，难以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肖明波 2012年12月18日凌晨 于杭州瓢饮斋 一面多彩的镜子 (论生命在宇宙中的地位) 导语 《一面多彩的镜子(论生命在宇宙中的地位)》作者弗里曼·戴森是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也是21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本书主要谈生物科技发展的未来前景，以及生命的宇宙维度，生物学与宗教的交汇融合，作者以其优美而富于表现力的文笔，清澈而明晰的激情，让宇宙展现在我们面前。 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1923一)， 1923年12月15日出生于英国。他早年追随著名的数学家G H哈代研究数学，二战后去了美国，师从汉斯’贝特和理查德-费曼等人，开展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他证明了施温格与朝永振一郎的变分法方法和费曼的路径积分法相互等价，为量子电动力学的建立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是量子电动力学的第一代巨擘。后来，费曼、施温格和朝永振一郎因为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成就获得了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而戴森却因获奖人数的限制而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他发表于1956年的论文《自旋波》堪称物理学史上的重量级论文之一。1960年，他又提出了旨在有效利用外太空能量的“费曼球”理论。因为卓越的学术成就，他先后获得了伦敦皇家学会休斯奖、德国物理学会普朗克奖、奥本海默纪念奖、以色列海法理工学院的哈维奖等多项殊荣。 戴森教授不仅是一位大科学家，更是一位科学界的通人。1953年后，他一直在举世闻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教授，与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费米、费曼、杨振宁、李政道和维纳等科学巨匠有密切的交往，对美国科学界近几十年的发展动态和内幕相当了解。他一生优游于数学、粒子物理、固态物理、核子工程、生命科学和天文学等广阔的学科领域，同时又热爱和平，关心人类命运，思索宇宙与人类心智的奥秘，检讨人类道德伦理的困境，还特别以在核武器政策和外星智能方面的工作而闻名。尤为难得的是，他从小就喜爱文学作品，文字根底深厚，并重视普及性读物的撰写，先后出版了《全方位的无限》、《武器与希望》、《宇宙波澜》、《想象的未来》、《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科学革命的工具》、《想象中的世界》和《多彩的镜子：生命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反思录》等多部广受读者欢迎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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