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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的书法艺术风格主要有三类：“碑体行楷书”创作、筑基于“标准草书”之上的草书创作、融楷行草于一体的“破体”创作。 其“碑体行楷书”，吸收融汇了北魏碑刻和墓志的形和神，磅礴大气，吞吐古今；其草书创作，以“标准草书”符号的简约自然为基，融入魏碑笔法，平和简静；其“破体”创作，融楷行草于一体，却能水乳交融，纵横捭阖，极富节奏感，凸显大家气象。 从楷书到碑体楷书出于科举考试的目的，少年时的于右任以赵孟行楷书《千字文》为学书范本。这奠定了他一生学书的基调：自然坦荡，雅俗共赏。民国初期，他在上海当编辑、记者，创办图书公司的经历，使他从一些收藏家和书贾那里发现了众多北魏碑帖，自此他的学书取法进入了一个广阔天地。再加上他后来广泛搜求古代碑志，朝夕沉酣其间，使他的书风为之一变。 书于1930年的《秋先烈纪念碑》是于右任碑体行楷书走向成熟的标志。 《秋先烈纪念碑》的结体可以说是对《石门铭》的活用。书家采取了与《石门铭》不同的方法，一反《石门铭》字体开张、笔画放逸的特点，而是使字的结体在整齐中求变化。压紧字的外形、放阔字的中心，使字的笔画在有限空间里极力舒张，真有一种雍容大度的气魄。 于右任《秋先烈墓志》 标准草书里，含着家国情怀“中年学草”是于右任自觉的选择，直至晚年仍孜孜以求，以草书名世。他由魏碑体主动转入“标准草书”的创作探索，使民国书坛倍增光彩。他的“标准草书”探索，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字改革方案而着手实施的，这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 20世纪初，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最根本的威胁就是文字改革运动。因此，把从前只少数人从事的草书艺术，推广到广大劳工手里，充满了于右任对国家和人民的报答之情。这是于右任从事书法所坚持的炽热的家国情怀。 为使草书标准化，自1927年前后，于右任便广泛搜集前代草书家的有关创作与理论，潜心研究。一方面自己有意识地临习历代草书名作，一方面计划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经过充分酝酿，1932年12月，于右任在上海创立“标准草书社”。 经过反复探索，于右任以改革文字“迅速实用”，利于“国家建设”为目的，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在今草基础上对历代草书加以总结，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标准草书》。1936年7月，第一本《标准草书》由上海文正楷书局出版发行。为精益求精，于右任生前对《标准草书》曾修订过九次，第十次修订本还未完成，他却溘然辞世。 如果不去责全求备，就会发现，“标准草书”运动对草书艺术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它以草书的文字功能为首要目的，总结归纳了草书字理书理，给体无定型的草书定了型；它自产生以后成为书家习草的必备工具书，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草书艺术的发展。 “破体”——个人书法面貌的确立在研究草书、创立并不断修订完善《标准草书》的过程中，于右任广泛搜集、研究并临习了历代草书名作，他的草书艺术也逐渐成熟起来。 于右任晚年的草书创作则是对“标准”反醒后的臻于化境，逐渐进入了“惊人翰墨龙蛇走”的感人艺术世界。此时他的书法艺术性追求压倒了最初文字改革的实用目的，在大致保持早期草书风格的基础上，参入狂草之意，存有早年行楷书之风，又多了一分朴茂雄健的气息。 观其成熟期作品的草书用笔，在中锋的基调下，强化了线条质感。如“锥画沙”般的线条在不失字法的空间规定中蜿蜓行进，一波三折，纵敛有度，跌宕起伏。书家之豪气、逸气、雅气充溢其中，发于书外。章法上，一改早年字字规整、外形整齐的特点，字形变得大小错落，忽放忽收，富有抑扬顿挫的节奏之美。 他的草书创作是碑帖结合的成功实践，与早年的魏体行楷书创作一气相通。在于右任成功地将楷书、行书、草书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破体”墨迹作品中，我们更被其惊人的艺术魅力所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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