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蒲生邸事件》与“二二六事件”

两年前有一段时间，颇迷恋宫部美雪，看了几本她的小说。日本小说的特点是细碎，而宫部美雪的文笔是细碎之中的细碎，不厌其烦的细节堆砌，事无巨细的絮絮叨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风格吧。日本文化好像就有类似的倾向，例如它的影视剧，基本上就是充斥着铺陈，它的小说，厚厚的一本，大多内容几乎被不可理喻的铺垫占的满满当当，所以看日本的东西，得很能耐得下烦才行。想来这与人生倒有几分相似，人的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无趣中度过的，绽放的光彩多数就像烟花的短暂一瞬，但矛盾的是，没有那些无趣的经历，也就没有最后的有趣。于是，过好无趣的生活，也许就是生活的秘密。

《蒲生邸事件》是宫部美雪1996年的作品，是一部以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226”兵变为背景的穿越小说，故事情节大致为：高考落榜生尾崎孝史只身来到东京，参加大学预备班的考试，住在繁华街区里的一幢古旧旅馆里，这个旅馆的原址是蒲生宪之大将的宅邸。在这里，他偶遇一个叫做平田的奇怪中年男子。一晚，旅馆失火，眼看着就要葬身火海的孝史却被平田相救，而且被匪夷所思的带到了1936年2月26日的蒲生邸，原来平田是个拥有时空旅行能力的异能力者。在这座宅邸里，孝史结识了贵之、芙纪、珠子等人，被卷入了宅邸内发生的一起死亡事件，亲眼见证了226事件。对人应该怎么面对历史和现实有了觉悟，通过那经历孝史也成长了起来。

既然小说是以“226兵变”为背景，那么就得先说一说“226兵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农村非常贫困，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无法维持一家人的温饱。许多农民不得不全家人背井离乡参加政府组织的开拓团。城市里也一样，青年男女所得微薄，难以养家糊口。总之，那时的日本贫富两极分化、财阀资本垄断，社会问严重。更不巧的是，当时的世界正处在经济危机中，再加上专制氛围浓厚，军国抬头，对外战事不断，情况越来越恶化。

针对日本社会的问题有三种方向的争论。一是主张脱亚入欧的政府官僚，他们主张稳健。搞好和欧美列强的关系，消化已有的侵略成果，渐进改变现状。二是以陆军下级军官为主的皇道派。他们崇尚皇道主义，希望天皇亲政，主张建立军部独裁体制。对外强烈主张首先进攻苏联。这一派视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创立者北一辉为思想导师。三是统制派。主要是名校出身的官二代和军部的精英，他们主张在军部的统制下，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径，建立军事独裁。对外推进总体战体制——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南北并进，做好同美国、苏联长期作战准备。

在这三股势力的较量中，天皇的态度很重要，那么天皇会支持谁呢？

1921年，皇太子裕仁在出访欧洲时接见了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等青年军官，并取得他们的宣誓效忠，他以这些人为班底，向军中元老发起攻势。永田铁山等统制派骨干所代表的正是当时冉冉升起的新一代精英。至于真崎甚三郎等皇道派大佬以及对皇道派抱有同情态度的川岛义之等人，是日俄战争中起家的日本第一代军校出身的老派高级军官。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立，背后其实是裕仁这位新登基的天皇与前朝老臣之间的明争暗斗。

皇道派认为，天皇被一群小人和奸臣包围，必须通过“清君侧”，让天皇得知民间疾苦，扶持天皇成为希特勒一样的独裁军事领袖，才能拯救日本。于是，1936年2月26日，他们发动政变。之所以选在2月26日，是因为他们要在1936年3月开赴战场。叛军袭击了首相官邸，但是首相幸运逃脱。不过他们成功实施了对内大臣、教育总监、财政大臣和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刺杀，其中只有贯太郎幸运未死。叛军还计划刺杀前内大臣牧野伸显和西园寺公望，后因故放弃。另外叛军还兵分几路，封锁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包围了陆军大臣官邸和警视厅。

天皇裕仁在事件爆发40分钟后接到报告，马上就换上军装，召见陆军大臣，命令镇压。当时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则回答，“请陛下念在起事将校之行为，完全是为了精忠报国的赤诚，希望陛下谅解。” 裕仁听后，拍着桌子，盛怒道：“先不管他们精神何在，这种胡作非为必须尽快镇压，尽快！”讨了个没趣的川岛，于当天午后以陆军大臣川的名义发了一道安军告示：一、蹶起之趣旨，已上达天听；二、诸子之真意，乃国体显现之至情所致，予以认可；三、尔等所云国体真姿所显现之现况（包括弊端），吾侪不胜惶恐；四、各军事参议官已达一致，当以此趣旨为目标迈进；五、除此外，有待御旨。

这个告示给了政变军官们一个错觉，就是天皇和陆军高层都在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甚至欣喜地等待着成功的消息。

27日凌晨，陆军大臣川岛再次进宫谒见天皇，天皇很不耐烦地询问他镇压的情况，在对话中，天皇表现出了愤怒的情绪：“若陆军不行动，朕当亲率近卫师团镇压！”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出于私心本想打圆场，说政变将校精神可嘉云云，天皇暴跳入如雷：“杀戮朕之股肱，如此凶暴之将校，有什么可饶恕的？！”眼见天皇大怒，陆军立刻行动起来贯彻戒严令。

另一方面，政变的军官方面也陷入了尴尬境地，他们原本预计所谓的“清君之侧”的主张会得到天皇的认可。但根据已有的情报看，天皇显然对他们的行动并不赞同。他们提出建议说：下士以下官兵许可归建，将校在天皇敕使监督下自裁。希望通过这个方式体面结束政变，顺便想获得天皇对他们的认可，结果遭到天皇拒绝了，要求强行武力镇压兵变。戒严司令部下达镇压命令，兵变部队正式被定义为“叛乱部队”。

按天皇敕令，东京街头的坦克车装上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NHK著名播音员中村宣读的《告军官士兵书》。这份由戒严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称道：“现在仍为时不晚，归复原队；抵抗者全部是逆贼，射杀勿论；你们的父母兄弟在为你们成为国贼而哭泣。”与此同时，飞机在政变部队上空盘旋撒下《告军官士兵书》的传单，劝诱政变部队回归营房。

在严冬中坚持了3天的叛军，疲惫不堪，士气消沉。在听到广播、拾到传单后，纷纷脱离了叛军。策动叛乱的军官见大势已去，也未加以阻拦。叛乱在29日下午被平定，以叛军投降而告终。

对二二六事件的叛乱军官的处置异乎寻常的严厉，所有军官犯了未经天皇批准而擅自动用皇军之罪，幕后支持暴动的北一辉和西田税、以及之前砍杀永田铁山的相泽三郎都被处死。

军部上层，统制派趁机进行了大规模“整肃”，所有倾向于皇道派思想的军官均被从陆军核心部门清除出去，统制派彻底掌握了陆军实权，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控制。讽刺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所追求的目标，如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在政变失败后反而得以实现。

兵变造成的最大问题是政界的恐慌。军部得以要挟政治家，并且借镇压兵变之际夺权。事变后，新首相广田弘毅从组阁开始就看着陆军脸色行事，政府官僚被绑架上了日本的战争机器，成为军部势力的傀儡，从此日本再无制约军部的力量。

这些青年军官本想改变国内的困境，他们错误的把老百姓的困苦情况只归于财阀贪官，却又要尊重天皇，幻想求得天皇的“怜悯”以及“合法化”。他们的兵变没有改变普通百姓的困境，反而加速了国内政治的法西斯化和军国主义化，直至日本战败。

以上就是日本1936年“226兵变”的基本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宫部美雪的小说中，关于“226兵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那些思考。

在小说中，日本人对于“226兵变”的认识是这样：“226”是日本近代历史的分水岭，经此政变流血事件，日本彻底走上了穷兵黩武军国主义道路，直至太平洋战争的惨败。换句话说，正是这次兵变导致了后来日本的惨败、亡国、死亡和困苦，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恐怕没那么简单。

从当时日本的三股势力来看，没有一个是主张和平的，其中矛盾最尖锐的皇道派和统制派，其对外主张都是侵略和战争，只不过一个要急一个是缓，所以不管哪一个控制日本，最终结果都一样。而皇道派和统制派之争，只不过是政治权利之争，是由谁来主导的问题，而不是怎么做的问题。以中国为例，日本侵华早在甲午战争就开始了，即使在“226”事件之前，从1900年到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侵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随手举例就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二十一条》、《田中奏折》、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等。皇道派和统制派虽然矛盾重重，但“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总设想却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皇道派的激进和统制派的蚕食。而对于日本来说，造成它最后失败的根源是其对外军事扩张的战略决策，这一点如果不发生变化，“大日本帝国”的失败与覆灭以及后来所有日本国民为此买单的惨状都是无法避免的，而这似乎并不是区区一个“226兵变”能够决定的。换句话说，当时的日本，不管那一派上台，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但对于日本人来说，错似乎不在战争，而在于战争是否愚蠢。既然“226兵变”导致了愚蠢的兵部独裁，进而导致了愚蠢的太平洋战争，那么这一切就自然是“226兵变”导致的。小说中对此也有所体现，冷静理性，不满兵部独裁作风的葛城医生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但他不也说战争是必然的吗？他认为发动战争本身没有错，错在没有明确的目标和预见性。事实上这可能代表了绝大多数日本人的心声——对日本当年那场十五年的对外战争中最后四年的反思——干嘛去招惹美国呢？如果不是军部愚蠢的发动太平洋战争，或者叫“大东亚战争”，日本就不会输。这种看法至今在日本应该也很有市场，即“226兵变”的青年军官们是值得同情的，但这次兵变造成了军部独裁，军部独裁有造成了愚蠢的太平洋战争。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就万事大吉。

日本整个民族对当年那场战争的认识存在一种本质性的错误，即只见“器”而不见“道”。导致日本最终走上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是全民不顾一切渴望强大的集体心理，是全民扭曲的集体自尊心，是全民的狂热的天皇崇拜，是全民争相表现的极端民族主义，是比意识形态对手要更加民族优越的攀比心理。而不是一次孤立的叛乱事件。

对“226兵变”以及那场战争的认识，还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既然是“226兵变”导致军部大权独揽，那么当年的那场战争所有的罪责自然就只在于军部和军部的那些高官。如此说来在东京审判以后，既然已经确定了甲级战犯，而且他们也都已经伏法，那么所有问题自然也就都解决了。

客观说宫部美雪对这种只见“器”而不见“道”的看法是提出异议的，作者认为历史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而不是扭转乾坤的变化，所有重要的历史人物（包括东条英机）和历史事件都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小说甚至隐晦的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经历过战争的人和遗族们中，有很多对东条英机恨之入骨的，但孝史有不同的看法”……“东条英机他没有捷径可走，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他生在那个时代，活在那个时代，虽然犯下了各种各样的错误，但他面对的是真实的历史，会犯下种种错误也是历史的必然。”虽然这种看法看似像在逃避罪责，但事实上有积极的一面。就是说，如果历史的责任不在于哪一个人和哪一件事呢？如果历史责任在于所有人共同一点一滴的积累呢？就像“226兵变”，作者认为那只是导火线，而不是导致历史最终走向的决定因素，事实上在兵变之前，历史如何发展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历史并不会因为是否发生了“226兵变”而改变方向。

如果历史是积累的产物，那么就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可以左右的，于是人在历史潮流中就会产生渺小感和无力感，即使是拥有着时空转移能力的异能力者。从一开始，平田就告诉孝史自己的无力感，他称自己是“伪神”——看似无所不能，事实上什么都没能改变的神。如果连一个能够回到过去，能够改变未来的异能力者，都认为自己无能为力，那么普通人又该怎么办呢？换句话说，如果历史是注定的，是无法改变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是袖手旁观式的认命吗？就像东条英机。或者是有幸窥视到未来以后，顺势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像蒲生宪之。作者认为这都不对。她给出的答案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只要在自己能够负责的范围内，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就够了。

在作者的笔下，虽然日本还是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但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却散发着光彩。希望可以痛快赴死的蒲生珠子，熬过了艰苦岁月，有了一个幸福的人生。异能力者黑井，没有理会无法改变历史的事实，专注于为自己在乎的人负责，慷慨赴死。自认是个胆小鬼的蒲生贵之，没有选择活在父亲遗书的护佑下，“没有再像个胆小鬼一样活在战后。”让孝史经历这一切的平田——自认是“伪神”的异能力者，坦然接受了事实，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死去的”……“他成了一个人。”让孝史念念不忘的田中芙纪，因为孝史的关系，摆脱了死亡命运等等。

最后，如果我们将作者的答案推而广之——如果每一个人都能为自己为他人负责，那么因为积累而形成的历史，不也就会发生变化了吗？那么，即使我们再渺小，还会是“伪神”吗？这就是作者隐晦的意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