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了专门的篇章来撰写汉代的酷吏，酷吏的出现迎合了汉代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打压外戚及权贵的需要，汉武帝时期酷吏横行，之后酷吏作为帝王驭人之术当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始终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 汉成帝刘骜嗣位后，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太后王氏掌权，外戚擅政。永始、元延间，长安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京城之地，治安堪忧，《汉书·酷吏传》所记尹赏以“能治剧”、“坐残贼免”而声闻于外，选为长安令，得便宜行事。尹赏辟“虎穴”屠戮长安轻薄少年恶子，视事数月，盗贼止，郡国亡命散走，各归其处，不敢窥长安。尹赏又因“坐残贼免”。不久，江湖盗贼蜂起，尹赏再次复出，其后，卒于执金吾任上。将死之时，戒其诸子曰：“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 尹赏在其仕途浮沉之中所悟：为官当为君王不可或缺之干吏。狡兔不死，豢走狗而难舍；飞鸟不尽，藏良弓而复用；盗贼不止，酷吏虽饱受诟病而帝王尤爱之。君王利用酷吏维护统治的同时，酷吏也在利用君王以某求私利。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认为，重用酷吏会导致“末暴虽胜，崇本或略”的弊端，严刑峻法并不能解决社会失范的现状。孔子讲治国应以“德”与“礼”导民，如果“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那么民便会“有耻且格”，如果仅仅“导之以政，齐之以刑”那么民只会“免而无耻”。刑之甚者若使民 “道路以目”，那么，大厦倾覆，也不过弹指之间的事了。所以，君王利用酷吏不过是饮鸩止渴罢了。酷吏统治之下的有序，其实依旧是暗潮汹涌。 酷吏利用君王谋求私利的投机之路并不好走，大多数酷吏最终被帝王弃若敝屣，但富有冒险精神的酷吏们依旧觉得有私利可图。尹赏诫子，四子皆至郡守，长子立为京兆尹，皆尚威严，有治办名。而重用酷吏的君王，因此失掉的民心，却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动摇着帝国的根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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