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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高至伟：大流士的贡献》
综观大流士的一生，他是波斯帝国颇有作为的一代英主。他上台后，对内消灭内乱，厉行改革；对外侵略扩张，开疆拓土，极大地促进了波斯帝国内部、外部的全面交往。他不仅挽救了风雨飘摇中的波斯帝国，而且把它推上了强盛的顶峰。若从历史文明交往的角度看，大流士斯功厥伟，堪值一书。 
首先，大流士平定内乱，为促进内部交往创造了条件。人类的交往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人类的孤立和封闭状态，逐步加强社会联系和整体融合的过程。交往作为一种实践能力是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活动是交往的基础、决定要素和制约因素。波斯帝国时期，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尚处在由点状交往向区域性交往的过渡阶段。
交往总是在邻近地区发生，所以地缘因素是交往的首要因素。地缘常常是一个地区内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等种族或民族异质性的指数根源，所以与民族政治及文化关系密切。开国之君居鲁士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战争交往的方式，打破了各地区、各民族、各文明的原始的小国林立、相对闭塞的状态，冲破了地缘因素的局限，首次为波斯帝国的内部交往创造了条件。但是，在大流士即位前后，帝国各地风起云涌地爆发了起义或叛乱。大流士用了一年多时间，经过大小19场战争，擒获了9个叛王，才最终把这场使帝国面临土崩瓦解的大起义或叛乱镇压下去。这不仅巩固了大流士自己的统治，而且维持了一个庞大帝国的疆域和统一。各民族、各国家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各民族、各国家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大流士平定内乱，重新统一帝国的意义在于：避免了帝国崩溃而造成的小国林立、各自为政的相对闭塞局面，为帝国内部的进一步交往提供了条件。
其次，大流士厉行改革，全面促进帝国内部交往。波斯帝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帝国。内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构成了千姿百态、相对独立的小地缘环境。这种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他们之间的交往，也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所以，大流士下令在帝国境内修筑若干驿站，配备马匹人员，使之安全可靠，畅通无阻。驿道的修筑和完善为促进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文化上的交往。 
大流士推行行省制度，加强和地方的政治交往。帝国初期，部分地区行省的总督大多由当地土著王公、部落首领或官吏担任，全权负责行省军政事务。大流士上台后的动乱暴露出当地人权力过大的弊端。大流士的行省改革，一是把总督职位全给予波斯人，二是军、政、监察三权分立。行省的划分反映了地缘因素的特征。每一个行省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各个被征服国家的疆界，如巴比伦是一个行省，埃及也是一个行省。这种划分保持了原地区的地缘、民族、生产生活和文化特色，有利于行省内部交往。而行省行政、军事、司法和经济权力的分散与互相牵制，则削弱了各行省的相对独立性，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交往。
大流士经济方面的改革促进了帝国内的经济交往。公元前518年，大流士实施税制改革。此前，波斯帝国对地方没有固定的贡税，许多地区以送礼物的形式交纳。大流士重新丈量全国耕地面积，根据土地面积、农作物的种类和平均产量，规定了固定的税额。这样，就避免了地方官吏毫无定则的横征暴敛，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固定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各地的内部经济交往。同时，大流士下令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和货币，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有利于地区间的各种经济交往，从而有益于帝国统治的巩固。
大流士的军事改革也是加强交往的重要手段。在古代社会，战争交往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战争交往具有对闭塞状态的突破性作用，而这种突破性作用是任何和平交往所不能比拟的。波斯帝国的建立正是居鲁士率领强悍的军队，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的结果。波斯帝国的再度统一稳固，也是靠大流士大小19次战争。所以，军事实力的先进与否直接决定了在内外交往中的成败。大流士的军事改革使波斯帝国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在维护帝国内部有秩序的、和平的、持续交往，占据对外交往的主动性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大流士统一文字，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从而促进文化交往。对于人类的文明交往而言，语言能使人们交流感情、分享经验、共享知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交往。文字则是语言的进一步发展。语言文字对帝国的文明交往来说，既是内容，又是手段，它是帝国文明交往的思维手段和传播工具。为了解决帝国境内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互异问题，大流士把广为流行、简单易懂的阿拉米语确定为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用以发布诏令，和其他地区的语言文字并行不废。文字的统一既是帝国内部文化交往水平的标志，也极大地促进了各地文化交往。
宗教是古代文化的载体，是帝国文明的核心和基础。任何一个帝国都有自己宗教的或近似宗教的文化形式。帝国的文明交往也离不开宗教的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政治归属性。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相对独立于社会存在。一个国家灭亡了，一个民族被征服了，但它所信奉的宗教不会马上随之消灭，而是根据环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变迁过程。通过战争交往形式，以军事和政权力量建立起来的波斯帝国，境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宗教相处，往往不是冲突，就是相容。观诸中外历史，宗教相容的情况少，宗教冲突的例子从古至今，比比皆是。不同的宗教对宇宙万物具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一旦宗教认为自己信奉的神是唯一的真神，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这种思想与民族、国家等现实利益因素结合起来，宗教间差异性所蕴藏的强大力量就会爆发出来。宗教由于与地缘、文化、民族等有着密切的天然联系，所以往往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发生冲突的重要因素。而一旦宗教间发生冲突，理性与科学无能为力，只能依靠人类自身的理智、智慧和克制。宗教信仰越是虔诚狂热，这种冲突越是血腥和可怕。
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历来信奉祆教。在居鲁士二世支持下，祆教迅速传遍了波斯帝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祆教文化圈。但居鲁士奉行宗教宽容政策，他从巴比伦送回诸神，使其永远安居。他遣返“巴比伦之囚”，重修耶和华圣殿。他尊重各民族感情，保护他们的信仰。
大流士把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信仰提高到新的高度，在铭文中，他一再声称“靠阿胡拉马兹达之佑”，其意即在利用宗教信仰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大流士同样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他尊重埃及的信仰，斥巨资修建了阿蒙神庙，并以此获得埃及祭司们的支持。大流士善待犹太人，耶和华的圣殿修复工作得以完成。即使发动叛乱、被大流士称为“不义之人”的埃兰人，仍被允许信仰自己的神。在波斯本土，他也不排斥原始的、祆教前古伊朗早有的众神信仰。对帝国境内所有崇拜的诸神，大流士均加以保护或赞助。
大流士的宗教宽容政策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确保帝国全体利益的前提下，他承认、保护各地原有信仰，也就维护了地方上与宗教信仰纠缠在一起的局部利益，有利于维持地方上的稳定。这种宗教宽容使帝国境内各宗教因没有外在威胁而不会形成闭塞的自我保护意识，有利于各宗教之间的对话、了解、相互理解和尊重，这正是文化交往的理想状态。
波斯帝国是一个力图统治东方和西方的国家。不断地开疆拓土是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大流士也不例外。公元前517年，内乱初定，他就开始了对外扩张。他派兵占领了印度西北部，将其置为印度行省。公元前513年，大流士亲自率军进攻西徐亚人。尽管与西徐亚人的战争是不胜而返，但沿途把色雷斯、马其顿并入了帝国版图，色雷斯沿岸的一些希腊城市也被征服。大流士雄心未已，不久又发动了入侵希腊的战争。但大流士没看到战争的结果，就随无常而去。
从历史文明交往的角度看，大流士的侵略扩张推动了国内外的各种交往。首先是促进了境内各民族之间以及与外民族的交往。例如：塞人作为波斯帝国的居民，就不仅仅同波斯人交往，而且也和希腊、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生交往。这种交往不仅是通过战争形式在战场上相逢，而且也是作为难友（被波斯国王奴役的手艺人和建筑工人），甚至作为官吏和波斯军队的军人。另外，在战争交往中，由于战争本身的需要和人员的流动，也加速了物质文明的交往。由于毗邻的地缘关系，频繁的人员往来，希波战争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往，特别是推动了东方文化向西方的传播。在希波战争中，波斯竟成东方文化向希腊传播的主力。它不仅把自己的创作向西方输送，而且把巴比伦、埃及和爱琴海中克里特岛等地吸收来的远古文化向西方输送。
“换一个角度看世界史，把交往作为世界史横向发展的联系线索。把交往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交往和交换综合考察，就会全面地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面貌。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打开闭塞状态、走向世界的交往史。”
所以，要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就要研究交往的规律。评定历史人物，也需要从历史文明交往的角度，看他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促进了交往的发展，还是阻碍了交往的发展。
在这里，大流士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在原始工具文明下的点状交往向奴隶制文明的区域交往的演进中，大流士的扩张扩大了区域交往的范围，第一次囊括了亚、非、欧三大洲，意义重大。交往是社会生产活动的必要前提、伴随要素和中介环节。所以，理想的交往状态必然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推动历史的进步。而大流士的改革正是通过政权的力量把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调整到和平的、有序的、理性的、互动的最佳状态，并由此影响到对外交往。这正是大流士文治武功在世界历史交往中的意义所在。观诸世界帝国的统治者，或偏重攻伐，文治未遑；或修文施政，武功不烈。能内外兼顾，效果俱佳者，唯大流士一人而已。所以，大流士不仅是波斯帝国的伟大君主，更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品味波斯文化·共享中东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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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世界帝国史：波斯帝国》，于卫清著 一品波斯编辑组编辑和发布 其他媒介转载，请先联系编辑和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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