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曾国藩家书>与曾氏家风文化》，岳麓书社2017年2月，经中南博集天卷授权转载。
也许是上天注定，曾国藩家的女人们大都命运多舛。和自己的姐妹们一样，曾国藩的头四个女儿，婚姻生活都不顺遂，只有最小的女儿是一个例外。
吊诡的是，头四个女儿的夫家，都是曾国藩千挑万选亲自择定的。
曾国藩
曾国藩的女婿，有几个共同特点：都是曾国藩的湖南好友或同事的孩子；这些孩子他都亲自见过，可谓知根知底；这些女婿的父亲都品行高尚，才气不凡。
按道理，这样选出来的女婿，肯定差不到哪里去。但是世事就是如此奇怪，曾国藩的设想居然一一落空。
曾国藩庆贺太平宴
曾国藩的长女曾纪静，嫁的是曾国藩翰林院同事、好友袁芳瑛的儿子。
袁芳瑛字漱六，湖南湘潭人，工书法，尤善写白折小楷，“能使笔入纸”（《湘潭县志》）。又嗜藏书，乃晚清著名藏书家。
曾国藩也酷爱藏书，所以经常出入其家，品鉴版本，探讨学问。袁漱六的大儿子袁榆生那时才六七岁，长得虎头虎脑，聪明伶俐。袁漱六是诚实君子，博雅好学，这个儿子长大之后应该也错不了。所以在大女儿才六岁的时候，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主动向袁漱六提亲。
曾家上下也都很高兴。孰料世事常不如人愿。袁漱六长于藏书，却短于教子，对这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过于娇纵。袁榆生长大之后，“不喜故书雅记”，一味“豪迈善博饮”，不服管教。等到袁芳瑛去世后，他更如同脱缰的野马，终日放荡饮酒，后来因负债累累，竟然出售父亲一生藏书。全国各地垂涎已久的藏书家一拥而上，“购者麇集”。中国藏书史上经常出现的藏书家惨淡经营一生却被不争气的后人一夕散尽的悲剧，在曾国藩的亲家家里居然再一次重演。
袁漱六死时，纪静十八岁。曾国藩已经听说这位准女婿长成了一位花花公子，品格堪忧。如果单纯考虑女儿的未来，他应该悔婚。但是一为了不负死去的老友，二则因为自己此时已经位高权重，怕世人认为悔婚是嫌贫爱富，所以他还是在漱六死后两年，“厚道”地把纪静嫁给了袁家。他哪里知道，自己亲手把长女推进了火坑。
袁榆生结婚之前，就已经瞒着岳家“未婚而先娶妾”，曾纪静进门之后，才发现家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结婚之后，也许是嫌曾家的女儿过于严肃古板，不解风情，袁榆生经常到外面拈花惹草，夫妻感情极为冷淡，曾纪静也一直没有怀孕。
曾纪静不敢向老父说起这些事情，得空只能向长兄纪泽哭诉。曾纪泽在给曾国藩的家书中隐约透露了这些情事。曾国藩于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回信，大意是说，你们在家里注意不要流露出对袁榆生的鄙夷厌弃。否则大家撕破脸，袁榆生万一破罐破摔，就更难办了。如果实在不行，曾国藩考虑可以把他接到身边，亲自管教。袁榆生的例子，也再一次证明了曾国藩反复向儿子陈述的观点，也就是世家子弟如果从小习于骄奢，一生很难成立。
这封信的思路和当初曾国藩打发妹夫王率五回家后写的那封家书相似。从这封信看，曾国藩认为袁榆生和他那个不争气的妹夫王率五一样，问题仅止于游手好闲而已。认为如果有人好好督教，袁榆生也许能浪子回头，改过自新。
同治二年，曾国藩执行这个计划，把女婿女儿接到了自己身边，亲自“教诫”。
曾国藩对自己的教子之法还是非常自信的，他的儿女个个守规矩，懂道理。因此他相信自己宽严相济、以身作则、耳濡目染的教育方式，能让这个女婿有所进步。
谁承想，事态远比想象中严重。
一开始，曾国藩认为袁榆生的最大问题不过是不愿读书。他在家书中说，袁榆生来到这里，“尚无为非之事，惟不肯读书作字，难期有成”。所以给他找来经验丰富又有耐心的老师，希望能诱起他对书本的兴趣。孰料这个从小在书堆中长大的书痴之子，对书籍竟然似乎有一种刻骨的仇恨，在书房里怎么也坐不住，对文字硬是亲近不起来。不久之后，曾国藩就失去了信心，他说：“袁婿读书之事抛荒太久，又心之所向不在此途，故不令其拜师上学。”
实在不愿读书，曾国藩也不再勉强，毕竟曾国藩是一个讲究“经世致用”的人，一贯开明，他认为并非只有书本上记载的才叫知识，如果愿意去读世事这本大书，能经办具体事务，也能体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既然袁榆生生性外向，愿意与人打交道，曾国藩就把他安排到徐州粮台，让他经理湘军粮饷，以锻炼办事才能。
然而袁榆生在徐州的表现，让曾国藩再一次大跌眼镜。据曾国藩同治四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记记载，袁榆生到了徐州不久，就大肆招嫖，而且还仗着总督女婿的身份横行霸道，欺压平民：“袁婿橞泽强封民房，娼妓多人，本年尚未入署拜年（即未至岳父处拜年）。本日闻将带人去打保甲局，因派人去拿其家丁四人，杖责三百、一百不等。唯许满未责，令与中军同去拿娼家哈氏女子，亦掌嘴数百，发交首县管押。”
曾国藩是一个讲“礼学”的人，“刑不上大夫”，他没有直接处理自己的女婿，只是严厉责打了女婿的家丁，还把妓女抓了起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自己当天“竟夕为之不怡”。一直讲究家风家教的曾家竟然出了这样的事，曾国藩怎么能不愤懑至极。
然而这还不是这次风波的顶点。袁榆生真不是白给的，见岳父如此让自己没脸，于当日夜晚吞服鸦片自尽，“其毒甚重，指甲已青”，好在最终被抢救过来，没闹出人命。
这件事轰动内外，尽人皆知。曾国藩的幕友莫友芝在当天日记当中记载说：“昨日相公命捉其子倩袁公子所狎妓及其徒者二人，痛鞭之，袁公子遂吞鸦片，垂毙，救且活矣。”
曾国藩从一桩风流新闻的配角，差点上升为一桩命案的制造者。曾氏家族当中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到了这时，想必曾国藩才为自己当初的决定真正感到后悔了。
事情过去之后，经过曾纪静耐心解劝，袁榆生入署向岳父“谢罪”，表示“愿图自新”，算是给了曾国藩一个面子。曾国藩“为之少慰” 。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五年，袁榆生在徐州粮台又出了事，他贪污挪用公款六百两用来挥霍。一贯以清廉自持的曾国藩，怎么会允许自己家里人做出这样的事来？他至此确认袁榆生是一块朽木，没有成器的可能了。
在给纪泽、纪鸿的家书中，曾国藩宣布和这个女婿从此断绝关系：“袁秉桢在徐州粮台扯空银六百两，行事日益荒唐。顷令巡捕传谕，以后不许渠见我之面，入我之公馆。”曾国藩又翻起旧账，“渠未婚而先娶妾，在金陵不住内署，不入拜年，既不认妻子，不认岳家矣。吾亦永远绝之可也”。
“永远绝之”就意味着以后袁榆生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概与我曾国藩无关了。
这一下，曾纪静觉得自己终于解脱了。
得婿如此，纪静的心情可想而知。在湘潭袁宅，她得不到丈夫的喜爱，甚至得不到亲近，终日郁郁。在父亲的两江总督署，丈夫四处惹祸，动不动就让曾家人丢脸。长期精神痛苦压力之下，同治三年五月在金陵，纪静终“因抑郁而终成大病”，躺倒在了病床上。这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大女儿病殊不轻。盖肝郁是其本病，而气痛不食，是其标病。袁婿若至弟处，望嘱其速归。”但袁榆生后来并没有去看望妻子。
如果精神折磨一直这样持续下去，曾纪静可能活不了几年。因此，当父亲宣布与女婿断绝关系，曾纪静反而轻松了。从此之后，她可以长住娘家，读书自适，一个人过，倒也清静。
不料曾国藩却不是这样想的。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大女送至湘潭袁宅，不可再带到富圫，教之尽妇道。”
富圫是曾国藩在湘乡老家的居所。也就是说，不但不许女儿在两江总督府跟着自己，也不许她住回湘乡老家。女婿不再是我的女婿了，但是女儿却仍然是人家的儿媳，还是要送到人家家里，去尽“妇道”。
这是一个非常冷酷的决定。
曾国藩何尝不知，逼着女儿回到夫家，是推她再入火坑。已经断绝了翁婿关系，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女儿也断绝了夫妻关系，住在袁家，就是守活寡。
曾国藩极力表明，他只是厌恶袁榆生一个人，但是对老友袁漱六家的其他人，还是要保持亲戚关系。在理学家的世界观当中，只有这样做，才是符合天理的。天地之间，人各有各的角色，各有各的义务，必须恪守本分，安于命运。即便命运如此冰冷，也要无条件地接受。
曾纪静只好流着眼泪回到夫家，在袁家人的敌意与冷漠中度日。丈夫经常不在家，回到家后，直接钻进小妾房间，对她从来不理不睬。虽然曾国藩宣布“并非疏其家”，但是其他家人对纪静也是不阴不阳。如果膝下有个一男半女，以儿女为生活重心，曾纪静的日子也能支撑得下去，可是袁榆生却根本不给她这个机会。
在痛苦中，曾纪静一封又一封给长兄写信，要求回娘家。曾纪泽不敢违背父亲的旨意，不敢做主，只能请示父亲。曾国藩却容不得女儿这么“胡来”，他委托曾纪泽规劝女儿要恪守妇道，嫁到这样的人家，遇到这样的丈夫，这是天意。对于天意，只能顺承，不能违逆。他让曾纪静不要“重母家而轻夫家”，要“忍耐顺受”，“以能耐劳忍气为要” 。
曾纪泽
在回到袁家四年之后，曾纪静抑郁而终，终年二十九岁。
曾国藩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人，用“天理”为凶器。
三女曾纪琛的命运，和大姐很像。
纪琛的公公同样是曾国藩的同乡兼好友。而且这位公公还是位名人：湘军名将罗泽南。
罗泽南
罗泽南是一位奇人。此人身世悲苦，家境极为贫寒，命运数奇，十年之间，包括母亲、儿子、兄长在内的十一个近亲因为饥饿和贫困而死。但是他意志极为坚强，不论多穷多苦，从不以个人之穷达为忧，而是刻苦研习性理之学。太平军起，他以老秀才身份带兵作战，居然卓有成效，屡屡以少胜多，成为湘军中的战神。咸丰六年，他因急于攻城在武昌城下战死。
罗泽南去世之后不久，有人给曾罗两家提亲，想把曾国藩的三女儿许配给罗泽南的小儿子罗允吉。曾国藩一开始并没有同意。
罗泽南这样的奇男子，所生的孩子想必也天赋不凡。曾国藩与罗泽南是患难之交，成为亲家，按理是好上加好。
曾国藩不同意的原因主要是罗允吉此时已经是一位“贵公子”。虽然父亲命运不辰，却用性命给儿子挣下了一份功名。父亲去世后，罗允吉因为父亲的功勋，小小年纪就被朝廷钦赐举人，授内阁中书，赏戴花翎。
曾国藩在咸丰七年初的那封家书中说得很明白，他之所以不同意这门亲事，一是因为“缘罗子系恩赐举人，恐人疑为佳婿而争之也”，二是因为“近世人家，一入宦途即习于骄奢，吾深以为戒。三女许字，意欲择一俭朴耕读之家，不必定富室名门也”。
如果真的贯彻这个想法，也许曾纪琛的悲惨命运能得以避免。可惜，经过再三考虑，曾国藩后来又同意了这门亲事。首先，罗泽南是一个极为清廉之人，这样的孩子应该无富贵公子习气。其次，罗泽南当初在武昌城下战死，是因为急着拿下武昌，好早些回援处于危险中的自己。现在罗允吉成了孤儿，自己也有教导养育之责。咸丰七年，曾国藩在家守制之时，考虑到罗允吉无人教导，曾经想把罗允吉接到自己家中，在自己的家塾中入学。如果成了自己的女婿，岂不是更可以好好调教，使之成立？
同治元年，曾纪琛与罗允吉成婚。结婚之后，曾国藩很关心这位女婿的读书问题。他在家书中说：“罗允吉婿从邓师读书甚好。业经成婚之后，欲将各书一一温熟，势必不能。惟求邓师将《五经》点一遍讲解一遍，正史约亦讲一遍，不求熟，不求记，但求经过一番而也。邓师辛苦一年，明年或另择师专教罗婿亦可。”
然而，结婚之后不久，曾家人就发现，这个女婿也是个不省油的灯。同治二年正月，曾纪泽在老家给曾国藩寄来一信，其中忧心忡忡地谈到了自己的这位妹夫，径言其“褊浅”“愚昧不谙事”，可见对这位妹夫评价是何等之低。
事情还不仅如此，虽然家境并非十分殷实，虽然是理学名家罗泽南之后，但是罗允吉居然长成了一个小小的纨绔。原来罗泽南去世之时，罗允吉才十一虚岁。他的生母周氏是罗泽南的小妾，出身农家，没什么文化，膝下只有这一个儿子可以依靠。丈夫去世之后，她对这个独苗百般溺爱。罗允吉在宠溺中长大，脾气极为暴烈，有什么要求必须立刻满足，否则就大闹不止。结婚之后，罗允吉凡事稍不如意，或身体稍有不适，就对纪琛大发雷霆。
儿子如此，婆婆更难相处。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说三姐的婆婆“性颇悍厉”，竟让大家闺秀曾纪琛自己刷马桶，还纵容婢女辱骂这个儿媳。
自小接受“三从四德”教育的曾纪琛对婆婆不敢有任何反抗，小心服侍，百依百顺，但婆婆还是稍有不顺眼的地方就大发雷霆。因此曾纪琛的处境，比大姐好不了多少。
婚后不久，纪琛就提出想和丈夫一起到父亲身边，以便丈夫接受父亲教育。
在自己身边观察了一段时间，曾国藩发现这个女婿确实如纪泽所说“性情乖戾”，动不动就摔东西，发脾气，实在可怕。他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调教下，让这个孩子变化气质，读书上进，有所成就。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写了个“忍敬”二字的条幅，并“缀以数语”送给他，希望让他时时自省。
不论如何，在曾国藩面前，这个女婿还算是收敛了不少，在两江总督署内，小夫妻日子过得还算消停。同治四年，曾纪琛在两江总督署生下了一个儿子，曾家上下都极为高兴。就凭这一点，纪琛的命运就比大姐纪静强多了。
不料孩子刚生下两月，就出现了意外。曾国藩奉命北上剿捻，安排家人回湖南老家。 “文正公出署登舟之际，全城水陆诸军举炮送行，其声震耳，久而不绝。其子因惊致疾，已登舟，疾甚，遂折回署中也，医治无效，竟殇。”因为被礼炮声惊吓生病，这个不到三个月的孩子居然夭折了。从此曾纪琛没再生男孩。
没能为罗家养大一个男孩，又要与那个极难伺候的婆婆相处，因此离开两江总督署回湖南时，曾纪琛恋恋不舍，泪流不止。曾纪芬回忆说：“姊之姑为罗忠节之妾，性颇悍厉，姊惮于行，临别悲恋不已。”
回到婆家一段时间后，曾纪琛实在受不了这个婆婆的有意折磨和丈夫的暴躁脾气，向哥哥纪泽表示，想再回娘家住上一段时间。
曾国藩此时写了一封著名的家书给纪泽，明确表示反对：
罗婿性情乖戾，与袁婿同为可虑，然此无可如何之事。不知平日在三女儿之前亦或暴戾不近人情否？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诰戒大妹三妹忍耐顺受。吾于诸女妆奁甚薄，然使女果贫困，吾亦必周济而覆育之。目下陈家微窘，袁家、罗家并不忧贫。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忽气四字上做工夫也。
这封冷酷的信恰可证明曾国藩不是一个伪君子，他真诚地信仰他的人生哲学，并且全力践行。“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正是他与咸丰皇帝关系的写照。
曾纪琛只好在罗家苦熬度日，辛苦支撑。因为自己没再生儿子，所以她本着“妇道”，主动张罗给丈夫纳妾。后来罗允吉外出谋事，纪琛不愿跟随，只让小妾去陪侍。不久罗允吉死在外地，幸好这位小妾生了个遗腹子，让罗氏的血脉得以延续。
和自己的大姐和三妹比起来，曾国藩的二女儿曾纪耀的生活还不算特别苦。
曾纪耀的公公是曾国藩的另一位同乡兼好友，那就是曾国藩在京期间家书中经常提到的同事陈源兖。
陈源兖是曾国藩的至交，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同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性格又特别投合。所以他们两个人在京期间往来密切，“不啻一家骨肉”。陈源衮在道光二十三年曾经大病，曾国藩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日日到陈家，“代为经理一切”。陈岱云的儿子陈松生那时刚满月，无人照管，曾国藩将这个孩子带回自己家，雇乳母喂养。
鉴于多种特殊的关系，陈源兖在道光二十七年主动向曾国藩提出联姻之事，曾国藩也欣然同意。
陈松生十岁的时候，父亲陈源兖在地方官任上抵抗太平军兵败自杀，他就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曾国藩对这个未来的女婿疼爱有加，从生活上、学业上都给予了多方关照。好在此子自幼聪明，学习刻苦，诗文都做得很不错。因此，在曾国藩的几个女婿中，算是比较有出息的一个。他在1862年与曾纪耀成婚之后，曾有几年专心攻读举业，不过没能成功。
陈松生算是一个有上进心的人，曾纪耀上面又无公婆，这两点强于她的三妹。但是陈家也有自己难念的经。第一个是穷。陈岱云是一个清官，没留下什么积蓄，陈松生没成长为一个花花公子，但是他的哥哥陈杏生却没能幸免。有一次陈松生借到手两万两白银，却被他哥哥私取后很快挥霍殆尽。有这样一个败家子，陈家生活相当艰难。
第二个是陈松生为人虽然不荒唐，但是性格偏执急躁，在家里说一不二，很难伺候。在《崇德老人自述年谱》中，妹妹曾纪芬这样描述二姐的婚后生活：
姊婿松生性颇偏执，不听姊数数归宁也。……仲姊之嫁后生涯，有非人所堪者，而委曲顺从，卒无怨色。姊婿性峻急，患咯血时，扶持调护，真能视于无形听于无声。
曾国藩的女儿个个贤惠，而曾纪耀又是她们当中最贤惠的一个。后来在父亲曾国藩病危时，她从自己的胳膊上割下一块肉来当药给父亲吃，据说孝女孝子的肉有奇效，当然事实上是丝毫无补，不过由此可见她的性格和观念。所以不论丈夫怎么挑剔发脾气，她从来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百般服侍。
第三个痛点是纪耀身体不好，终生没能生育。
有此三点，纪耀的生活虽然强于大姐三妹，但也很难说幸福。后来曾纪泽出使英国，提携自己这位妹婿，让他做了自己的帮办，带着他们夫妇一起去了英国。纪耀领略了西洋世界的异样风光，生活也比从前优裕得多了，终于算过上了一段舒心日子。可惜因为身体素弱，到了英国之后的第三年就病逝了，终年三十九岁。
小妹曾纪芬总结二姐一生，说她“抑郁终身”，“无生人之欢”，“令人怆念不置”。
在曾国藩的前四个女儿当中，只有曾纪纯曾经品尝到了夫妻和乐、举案齐眉的幸福滋味。
曾纪纯的公公，是曾国藩最好的朋友之一的郭嵩焘。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三人青年订交，情同手足，后来又都成了亲家。
郭嵩焘
1858年，曾纪纯才十二三岁，就许配给了郭嵩焘的长子。1865年，曾纪纯和郭依永顺利成婚。
曾国藩选婿的出发点，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一点只在郭依永身上实现了。郭依永和他的父亲一样聪明好学，兴趣广泛，文笔极佳。曾国藩很喜欢这个女婿，对他的诗才也高度评价：“依永之诗，嵯峨萧瑟，如秋声夜起，万汇伤怀；又如阅尽陵谷千变，了知身世之无足控抟者。”
曾纪纯从小读书，也能吟诗作文，结婚后，夫妻二人诗文唱和，相敬如宾，感情很好，又很快生了两个儿子。曾国藩对自己女儿未来命运的设想，终于有一个算是实现了，他感到非常安慰。
然而郭依永诗歌当中的伤感气息，似乎预示了他的命运，结婚才三年，不过二十一虚岁，郭依永就因病去世了。纪纯从二十岁就开始守寡。
消息传来，曾国藩悲痛异常。从这件事上，他更切骨地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他的四个女儿，每一个择婿时都是千挑万选，公公都是修身立品的正人，然而女儿个个命运不佳。看来，上天在很多时候是不讲道理的，或者说，上天的“道理”，超越了人类能理解的尺度。
悲怆之中，他为这个唯一满意的女婿撰写了《墓志铭》，在这篇文章当中，他谈到了自己对命运的看法。他说：
呜呼！衰龄而哭子，仁慧而不寿，皆人世所谓不幸。然圣贤有遭之者矣，岂天之所可否，与人间所称善恶祸福，其说绝不类耶？抑人事纷纭万变，造物者都不訾省，一任其殃庆颠倒、漫无区别耶？天人感应之故，自昔久无定论。
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君子，对于天命，如同孝子之于亲命，不管多么不合理，只能敬顺承之：
吾闻君子之畏天命，有如孝子之事庭闱。苟遭祸谪，敬受不疑。恭若申生，顺若伯奇。又闻道家之言，与化推移。纵心任运，有若委衣。虽宗旨之各别，要安命而无违。……修德之报或爽，虽神圣不能测其微。主之人者为吾能为，主之天者吾安敢与知？
曾纪纯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幼子，生活并不容易。郭依永的母亲是郭嵩焘的小妾，为人刁钻刻薄，“姊于归后，与筠仙先生之侧室不相容洽”。婆婆特别小气，曾纪纯过着“日食至粗之米，唯以莱菔为肴，月费一缗亦吝而不与”的日子，其辛苦程度可知。1881年，曾纪纯积劳成疾，于三十六岁的盛年去世。
鉴于四个女儿的不幸婚姻，对于最小的女儿曾纪芬的婚事，曾国藩不敢再轻易决定了。
因此，在曾国藩的几个女儿当中，曾纪芬订婚是最晚的，直到十八岁时，才选定了一个名叫聂缉椝的十九岁的小伙子。
这个女婿是曾国藩女婿当中最初看起来最平凡的一个。首先这个“满女婿”家世不如前几个高。他是湖南衡山人，父亲名聂尔康，号亦峰，虽然也是翰林出身，不过官做得不大，多年做县官，最高只做到了知府，与曾国藩关系也不算亲密。
其次这个聂缉椝本身看起来也并不算出色。他科举多次名落孙山，当时只是一个监生，在江南制造局中做一个普通委员。
但是这个小伙子长得很英俊，而且谈吐清楚，看起来颇有才干。当时出身官宦人家而选择做洋务的年轻人并不多，曾家感觉这个青年人将来能有点出息，因此定下了这门亲事。
这一做法事后被证明是非常英明的。曾国藩以前选婿，都犯了为时过早的毛病。很多孩子小时候看着聪明伶俐，长大后却往往不成材。因此，选择一个已经成人的人，显然更为明智。
择婿晚，结婚更晚。曾纪芬结婚前，连续遭遇父亲曾国藩和夫家长辈之丧，因此婚期一再拖延。1875年，曾纪芬与聂缉椝的婚礼正式举行，这一年她已经二十四岁了。
曾纪芬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纪芬是曾国藩女儿当中命运最好的一个。她的丈夫聂缉椝结婚时虽然只是一个普通职员，但是后来工作出色，又因特殊身份受到曾国藩故交的照顾，在上海制造局做到总办，后来又转入地方官场，一直做到巡抚。夫妻两人感情和睦，子孙满堂，纪芬又活到九十高龄，诚可谓有福之人。人称她一生“由侯门千金小姐，而巡抚夫人，而工商巨擘的太夫人，起居八座，子孙绵继，寿登耄耋，既贵且贤”。她写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也成为中国近代重要史料。
曾纪芬之所以能够生活幸福，除了夫婿不是按曾国藩以前的原则找的，逃过了“曾国藩择婿铁律”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小女儿比她的姐姐们性格更为活泼可爱，更得丈夫欢心。
作为曾国藩女儿当中唯一留下回忆录的一个，纪芬在《崇德老人年谱》中提及其父亲的地方并不多。在她的回忆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头，刻板得有些不近人情。
曾国藩的教女方式是非常传统的，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曾家女儿在成长过程中，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曾纪芬说，同治九年她十九岁时，路过盐道署，想到其中的花园去看一看，但是鉴于男女之大妨，竟然没有如愿。
在总督府中，曾国藩不许孩子们穿华丽衣服，有一次见曾纪芬穿了一条彩色绸裤，就立命她换掉。由此可见曾家教育女儿，实在是过于“道学”。前四个女儿的悲苦命运，可能也与曾国藩从小对她们的妇道教育过于严格，导致这些女儿性格过于刻板无趣有关。
好在对这个最小的女儿，曾国藩不太一样。曾国藩夫人一生生过六个女孩，在生纪芬之前，第五女“因脾虚病痢失于调理而殇”，“故余生而欧阳太夫人及诸兄姊保抱提携，怜爱弥笃”。对后来的最小的女儿纪芬，全家人如“失而复得”，都非常疼爱。包括曾国藩，对这个“满女”都不像对别的女儿那样严厉。
曾国藩有时竟然还罕见地和这个“满女”开开玩笑。纪芬十一岁开始留长发，因为当时流行抓髻，中间用铁丝做架子，缠得越大越好。小纪芬好美贪大，用了一个大大的架子，梳了一个大大的头，成了大头娃娃。曾国藩一看，乐不可支，说，看来咱家得叫木匠来了。纪芬问，叫木匠做什么？曾国藩说，得把门框改大点，要不你的头进不来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这个最小的女儿，有着一份与众不同的怜爱。所以纪芬从小的生活氛围应该是比诸姊轻松一些的。
曾纪芬家庭
在这样的环境下，曾纪芬养成了较其他曾家女儿更为活泼可爱的性格。曾家的家规训练，又让她从小懂事能干。与此同时，曾纪芬又有文化，她“幼承家学，工书、善诗文，所作楷书，雍穆浑厚，人争宝之”，和丈夫又有共同语言。因此结婚后，夫妇感情不错。结婚之初，丈夫聂缉椝尚未谋到正式职业，无固定收入，加之生育儿女较多，几乎每年出生一个，所以经济上颇为困窘。但曾纪芬把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使丈夫解除了后顾之忧。她与婆母张氏的关系处理得很融洽，让丈夫对她感激不尽，这也是她夫妻和睦、生活幸福的重要基础。她是曾家女儿中，“妇道” “妇德”与天性比例结合得好的一个，因此也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