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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在即，不由得又回想起四十年来平淡无奇的过往，一幕幕挥之不去，不时浮现于脑海之中…… 超长工作时间1974年——2001年，长达27年间，我们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小时以上，这只是个概算，有的时候恐怕会更长。记得刚教小学时，由于缺少校舍，我自己单独在一个地方教，当然时间自己掌握。夏天里，早晨五点到学校办公学习，六点多匆匆吃罢饭又来到教学点，十一点半多放午学，中午十二点半到校组织学生午睡，下午六点多钟才放学，一天几乎工作十二小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望城中心中学任教，清晰地记得，我们放晚学时，机关、工厂的人们已在街头上看央视的《新闻联播》了，这说明已是七点多了。
冬天里，两头绝对看不到太阳。天蒙蒙亮，就要办公学习或是组织学生上早自习，下午必须快看不清了才放学。记得一次晚办公后的路上，一位老教师感叹道：“有谁知道每天晚上有这么几个人才下班呢？住若干年说起来，人们会相信吗？”大家苦笑着点点头。 那个年代，上级规定的时间就超过八小时，那时有个刊物名叫《八小时以外》，对我们而言那是奢望。为何工作时间居高不下呢？在当时有几种情况逼得你不得如此。早期，人们对教师意识里充满歧视，文革期间被称为“臭老九”，民办教师则是名副其实的“臭老十”。生产队那时上早工，教师当然也必须有早办公。至于晚办公，在人们潜意识里觉得那也是自然——因为你们不是体力活，就应当多干会儿。高考恢复不久，在统考的指挥大棒下，为了提高教学成绩，人们忘记了计较，义无反顾地早到晚归，所以工作时间越拉越长。那时，没有一个人按点到校，去得稍晚的，大有灰溜溜的感觉。当时，领导会经常表扬早来晚回的老师，在时间上，老师们真正做到了无私奉献，很少抱怨。 2001年，我来到了莱西市滨河小学，市里、学校严格控制学生的在校时间——小学生在校不得超过六个小时，这个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在时间上，教师和学生获得极大的解放，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可以说真是幸福多多了。但是不得不说，由于学生在校时间短，也引发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全国各地辅导班异军突起，许多人不明就里，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教师，我不否认也有个别教师参与其中，但这众多的辅导班决不是老师们的产物，山东省早已明文规定教师不得参与有偿家教。我只感叹，超长工作无人疼，按时工作风满城。
超常工作压力现在的年轻同行有时也叫苦，抱怨工作压力大，君不知，我们那时压力有多大？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单就教书而言，压力如山。先从工作量来讲，那时小学基本是包班制，几乎所有课程一人来承担，你试想，有几多休息的时间？教初中，一人教两个班的语文或是数学，语文作业多，批改费时费力，先前有个不成文的习惯，教语文的往往还要当班主任，这压力你能体会到吗？有一年，同级部的一位女老师请假一周，学校也找不到人代课，她找到了我，我这人心软，答应了。一个人教四个班的语文，那真是连轴转啊。一位同行调侃我：“你可真行啊，真能创造奇迹！”
在当时，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教学成绩，统考是压在教师头上的一座大山，考完全镇排名次。记得有位教委领导很“高明”，由于那时民办教师多，为施加压力，他把教师的统考成绩通报到各个村庄。还有一位自视甚高的校长，直接把老师的统考名次在校内公布，这些带有屈辱性的高招，使得人几乎窒息，考得不好的，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为了提高教学成绩，人们挖空心思，歪道、正道同放奇葩。有一年，一位刚毕业的女老师，平日里一考一团糟，结果统考全镇第一。我问学生，你们最后是怎么复习的，学生嗫嚅着说：“老师让我们把……这份题背过。”领导也心知肚明，要她在会上交流经验，她高低也不讲，只好作罢。但更多的老师是把精力投入教学之中。那时“题海战术”盛行，一到统考前，办公室里一片忙碌，刻钢板的沙沙声，油印机的哐当声，不绝于耳。多是各自为战，自己出题，搜集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放学时，各科老师几乎都发试题，老师苦，学生苦，苦不堪言。 那时是千帆竞发争第一，因为评先选优，没有几个第一的很难入围，虽是上游却望尘莫及。为了争第一，不付出很大的努力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后来，又搞什么“末位淘汰制”和“教师聘任制”，目标都是给教师加压。想起过去超常的工作压力，简直如同浴火、炼狱，看看今天，应倍加珍惜知足。
超常的忙碌现在的人们常羡慕教师的节假日多，回想当年，却是另一番滋味在心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星期天半天或一天，大假有麦假、秋假、寒假，但不管什么假，教师几乎是得不到悠闲的。麦假，要在烈日下带领学生捡麦穗；秋假，要组织学生复收地瓜。寒假，一出初三、四就要学习开会。一个方圆十公里的乡镇，本可以早出晚归，可恨的是非要集体打地铺住宿，空旷的屋里没有一丝暖意，晚上人们衣服不脱挤在一起取暖，此一幕足见教师是多么遭人歧视！尤其是那些横行乡里的恶官，他们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那时，教师就是一群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劳动力，他们，似乎对教师有着刻骨仇恨，一天也不愿你闲着，你看，整梯田，有老师们挥镐扬锨的身影，修公路，尘土飞扬中有老师们劳动的场景，麦田里，有老师们挥汗如雨的身姿……行文至此，气血汹涌，心绪难平。
但，我那时常有一种“躲在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侥幸，这些繁重脏苦的劳动我却躲过许多次，因为每到三夏、三秋，公社里都要办《三夏战报》或是《三秋战报》，让我当通讯员，负责一个片的采访和送递。于是，骑辆自行车每个村跑，或参加会议，或现场参观，或现场采访，接下来是写稿、送稿、送报，马不停蹄，却也有点忙中偷闲的小得意。 超差的办学条件当年的办学条件与现在比是天壤之别，岂是一个“差”字所能代替得了的。1974年我在村里教小学，没教室，先是在村东的一幢房子里，后又搬到大队会议室，最后又到了大队院的东厢房，这厢房房间窄，窗户小，夏天一进教室汗酸味扑鼻而来。有的学生衣服多日不换洗，多数头上汗酸气味。我灵活机动，破例把课堂移到了院内树林里，这样师生都好受多了。
夏天教室如蒸笼，冬天教室如冰库。上级拨得烤火煤很少，只有冷风刺骨时才生一会儿炉子御寒。上课时，老师把炉子调旺了，一下课，熊孩子立马又给弄得奄奄一息。那时不少孩子手脚都有冻疮，有的手冻得像烂瓜似的。 1977年，那时生源太多，校舍多年不建，于是各大村庄自己小学办初中班，初中学校办高中班。这一来，校舍还是成问题，师资更成问题，根本找不到高学历的人，这功劳有文革的一份。没办法只能凑合，小学的教小学，初中的教初中，高中的教高中，当然还有更甚之的，总之，大家都成了本事人。我们村也概莫例外，初中班来到大队院，教室还算凑合，当然那是个仓库。没有办公室，开始先在初二班后面用红砖干垒了半截墙，里面就了办公室，后来又在院的西厢给我们腾出了一间，总算有了一个有点样的办公室。教室本身是库房，通风、透光都不好，可冬天真通风，因为门朝北，冷风肆虐，教室如冰窖。
过去的学校，也就是几间破房，几块石灰或水泥抹的黑板，几盒粉笔，几个黑板擦，几摞白纸，几瓶红蓝墨水，或高或矮的破桌凳，这大体就是一个学校的“家产”了。 如今的学校，虽有楼房和平房之区别，但大多拥有音体美等功能室，大多有多媒体教学设施，大多有厨房、餐厅，大多是塑胶操场，大多是新桌椅，大多有漂亮的校车接送，办学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匆匆四十余载，社会发展进步了，我从事一辈子的教育和学校，渐渐离我而远，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陌生感。抚今追昔，过往已成梦，蓦然回首，岁月已成永存心底的歌。 2019年9月7日修改稿（原创）
作者李仁龙（天水），山东莱西市人，1954年出生。中师学历，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近四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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