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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欣赏剧中艳丽唐妆的同时，很多人在想，距离我们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女子们的妆容真的就像剧中一样吗？其实，在出土的绢画及女俑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唐代女子面妆的真容。 唐代仕女图绢画，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 晚唐弈棋贵妇绢画，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 左图为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锦衣仕女俑，通高29.8厘米。右图为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绢画上的女性。 从绢画及陶俑上我们不难看出唐代女子妆容的艳丽浓郁，尤其前额眉心上的花钿更是唐妆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妇女化妆的顺序大致如此：“一敷铅粉，二抹敷脂，三涂鹅黄，四画黛眉，五点口脂，六描面靥，七贴花钿”，贴花钿是唐代妇女化妆的最后一个步骤。 花钿，是中国古代女子贴在眉间的一种花朵形的装饰物，花钿有红、绿、黄三种颜色，以红色为最多。唐朝是花钿使用的鼎盛时期，时值晚唐达到流行的高峰，宋元时渐趋没落。 关于花钿的起源，据宋高承《事物纪原》引《杂五行书》说：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因故称之为“梅花妆”或“寿阳妆”。 唐朝佛教盛行，按照印度的习俗，在额头点红、贴花是智慧、吉祥的象征，这种习俗直接影响了唐代花钿的图案构成和色彩运用（出土于阿斯塔那206号墓女佣）。唐代多元文化长期交融的特点也影响和支配了唐代人的审美取向。那么，这种象征着智慧、吉祥的图案是否还在其他地方有所表现呢？我们在上海博物馆馆藏钱币中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上海博物馆四楼的中国历代钱币馆，通过近7000件文物，集中展示了中国货币的诞生、发展历程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概貌。在中国历代钱币馆唐代“开元通宝”展板上，共展示了九枚“开元通宝”钱，其中一枚为大直径“开元通宝”，另外八枚均为“开元通宝”小平钱。这八枚小平钱不仅反映了开元通宝面文版式丰富（大字狭元、小字双挑元、小字不挑元）和背面纹饰多样化（穿左“十字”纹、“同心结”）的特点，更反映了大唐盛世对中亚地区政治及经济的深刻影响（开元通宝背粟特文—撒马尔罕）。 在这八枚小平钱中的第三排第一枚，初看是一枚穿下俯月版式的钱币，观察细致的朋友就会发现，这枚钱的背面除穿下俯月这一处纹饰之外，穿上隐约也有一处纹饰存在，由于展厅内光线及玻璃隔离的原因，这个穿上的纹饰容易被忽略。 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博物馆馆藏钱币 魏晋隋唐钱币》一书中（ISBN 7-80512-667-4 1994年8月出版），我们找到了这枚钱的拓片，此钱面文为“挑元”面文，背穿下俯月，穿上一类似“四叶草”形状纹饰，此形式的纹饰在其他的“开元通宝”版式中并没有出现过。 这个版式在平时的收集中较难遇到，笔者手中共两枚实物，根据其面文版式结合背面纹饰特征，我们称其为“挑元——背花符”
结合手中实物以及上博展品，我们总结出了这类版式的几个特点： 一、背面穿下的俯月为“挑元”版式固定的穿下俯月形式，而穿上的“花符”纹饰存在位置及角度的差异。所以，可以推测此类版式穿上的“花符”是在固定穿下俯月版模上单独加盖形成的。 二、此类版式面文存在固定的“同模”现象，“开”字右竖在相同位置断笔。背面“花符”状态不同的钱币，面文的“同模”现象并没有改变。这说明这个版式应为同一铸钱单位的产品。 三、目前尚未发现这种“同模”面文的背面无“花符“的情况。可以说明，此类版式应为一个固定的面、背搭配情况，铸造时间段短且铸造量不会很大。 四、此类版式的形制与普通“挑元”相同，不同于晚期开元双月，所以此类版式应该出现在开元双月及会昌开元之前。 既然钱背纹饰是有意加盖的，那么这种故意的做法必然有其意义。是炉记？族徽？藩镇符号？宣誓象征或吉祥图案？ 在众多的资料中我们终于在阿斯塔那188号墓出土女俑的额头上找到了这个图案！
出土于阿斯塔那188号墓，女俑通高24厘米，上肢缺失，以木作胎雕刻而成。
阿斯塔那188号墓彩绘木身鹰髻泥首仕女俑，通高16.5厘米，木雕而成。 两尊女俑额头上的花钿与钱币背面的纹饰图案惊人的相似，可以说这个图案是唐代时期较为流行的图案，是符合人们审美的图案，也是具有一定特殊意义的图案。 花钿虽是细小之物，却在唐代女性妆容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些象征着吉祥、智慧的图案，折射出了唐代人们的宗教文化和审美取向。这些图案在象征着繁荣、稳定、正统的“开元通宝”钱上出现，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状况。 它们之间或许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全文完） 2019年7月30日 北 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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