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伯苓铜像 (一) 52年前，著名文学家老舍、戏剧家曹禺在美国合写过一首诗，其中写道： “知道有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这个张校长就是张伯苓。他是南开教育的奠基人之一。50年呕心沥血，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伯苓，1876年4月生于天津。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欧美科技文化知识，毕业后入海军服务，想以海军使中国强大起来。但不久，海军的腐败，清政府的媚外无能，完全打破了张伯苓的“海军救国”梦想。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欧洲列强像一群饿狼扑向中国，鲸吞瓜分，肆无忌惮。1898年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按约应当撤出，以便清政府接受之后，再行转让给英国。这一交接仪式定于在威海卫举行。张伯苓所在通济舰护送清廷大员前往。 那一天，风在呜咽，浪在怒吼，乌云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滚过。交接仪式开始了，先是取下日本的太阳旗，挂起清朝的龙旗，这算是清政府从日军手中收回了失地，然后再是拱手让给英国人。这一拱让比从日本手中接受更令人凄怆。但见清兵一字排开，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衣前写一个“兵”字，背后写一个“勇”字，而衣服更是杂七杂八，不是过于长大，就是过于短小，士兵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他们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还怀揣烟枪。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头垢面，两肩高耸，慢吞吞走出来，降下挂起不久的龙旗……而英军恰恰相反，一个个身材魁伟，穿戴威严，列队行进，步伐整齐，神采飞扬地升起英国地米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战场上接受乞降者签字画押。鲜明地对照，强烈地印象。张伯苓亲眼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话剧，悲愤交集。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张伯苓不禁自问：国家积弱到这种地步，中华民族何以自立于世界？以这样的官兵对阵外敌，怎能不一败涂地，任人宰割？他站在甲板上，凝视苍茫的大海，耳听海浪冲击岸石的轰鸣，眼里射出坚毅的光，他斩钉截铁地说：“海军救不了中国！” 经过新地思索，张伯苓得出这样地结论：“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地国民。欲培养健全地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不久，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 从“物力救国”幻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信念的确立，张伯苓的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从此，张伯苓以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受聘于严范孙的家馆开始的。严范孙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张变革封建教育，开办新式学堂。严、张二人思想主张一致，对教育救国、培育新人同具热心。1904年他们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创办南开中学。后来这所中学越办越好，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张伯苓成为声誉卓著的新教育倡导者。 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张伯苓、严范孙决心创办大学。本世纪1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酝酿。为此，张伯苓去美国学习、考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1918年末由美国回到天津后，就开始筹募办学资金。1919年春开始起建大学校舍。9月初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录取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分文、理、商三科，25日开学，私立南开大学宣告诞生。 办好大学，必须有一支较强的师资队伍。南开氏私立大学，教师薪金要比北大、清华低一块，如何选任一批较好的师资，不能不是张伯苓面临的重要问题。还在美国时，他就聘定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凌冰到校任教，并请凌代为联络留美学生，同时张伯苓也在各大学延聘优秀毕业生。南开薪金虽然略低，但由于南开是私立，较少时政的干扰，这是知识分子比较向往的。另一方面，他又懂得教师的心理，能够尊重他们，体贴他们。他为教师安排了比较舒适的吃住条件(眷属不在此内)，并有工友伺候。这一条件，在当时生活标准下等于薪金的四分之一，这对教师也颇有吸引力。张伯苓还借各种机会与教师联络感情。新学期伊始，新聘教师到校，他召开新教员茶话会；逢年过节，他与夫人邀请教师夫人聚会联欢；每学年完毕，按惯例宴请全体职教人员，以酬谢大家一年的辛劳。这一切，虽是小事，却使教师及其家人感到温暖。在校务管理上，他尊重教师的意见。大学成立不久，即建立起师生校务研究会，定期征求教师的意见，后来又印制师生意见书，分议案、理由、办法等项，以期师生对校务积极建议，然后分类讨论，早日实行。就这样，一批著名学者，如姜立夫、邱宗岳、饶毓泰、杨石开、张彭春、李济、竺可桢、蒋廷黻、范文澜、汤用彤、徐谟、罗隆基、何廉、方显庭、黄子坚等，先后来到南开执教，为大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教师们更为满意的，还有南开机构精简、办事效率高。行政人员很精干，都能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伉乃如、华午晴、孟琴襄、喻传鉴，石南开的四根台柱，又都是精通行政、教务以及后勤管理的行家，对南开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并不以学校为生财赚钱的工具。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帐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查当月帐目，他可以5分钟内告诉你，这确实不是大话。他以身作则节约学校的每一个铜板。他每月取于学校的报酬，只是中学校长的一份薪水。大学成立后，他也只在大学加领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用1元。这等客店设备自然不会好，且臭虫特多，所以他每次总要自己带一盒臭虫药设防。张伯苓上班或到市里办事，学校备有“洋车”。后来，那辆洋车的后堵板被两个学生偷拉时摔坏，车夫和斋务都主张换成新的，他却笑着说：“不用换，还没有到把我漏下去的程度。况且这是两个失掉家乡的孩子玩破的，是个很好的纪念。”张伯苓理校，凡事除非绝对为学校公事，由学校出帐外，他都记在自己帐上，公私分明可见一斑。张伯苓常常在外为学校募款，几千、几万、几十万，都分毫不差交到学校，未有1文入了私囊。 “积沙成塔，积羽成舟”。张伯苓的兢兢业业和勤俭治校，推进了南开的发展，其本人也赢得了更大的社会声誉。1919年11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学校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展。1923年，南开女中成立。同年，大学也由男中校址迁到八里台。1928年，南开小学成立。至此，南开终于成为一所包括四部的系列学校。20年代，以丰硕的成果载入张伯苓的教育编年史。 (二) 20年代，也是南开大学从初创向日臻成熟的过渡阶段。此时，学校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昔日芦苇丛生、荒草漫漫的八里台，变成了天津南郊的风景区。在幽美的环境中，青年学子们迅速成长起来。20年代的青年，具有迥然不同于过去的思想风貌。南开大学诞生在五四运动的历史潮流中。新文化运动以其锐不可当之势，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明主和科学更加深入人心，马克思列宁主义伴着十月革命的春风，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新的变革。 社会的变革，广大青年学生思想的日进，不能不反映到教育上，也不能不影响到张伯苓的办学方针、教育思想。 张伯苓，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的最可宝贵之处在于能够适应社会潮流，与时俱进。20年代初，他开始注重教育改革问题。1921年1月，他率领师生代表二十余人到北京香山慈幼院，专门就学校改革问题举行会议。会议开始，张伯苓着重强调了教育必须谋社会进步，教育必须注重社会效应的问题 。他尖锐的指出：设问学校之设施，是否合乎国家之需要？对学生之输入，是否合乎社会之需要？造就之人才，是否将来有转移风俗、刷新思潮、改良社会之能力？这些问题，涉及了教育与社会的根本关系，张伯苓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当时，他在思考，他希望有所进步。在这次“香山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办校反正。这是张伯苓教育明主思想的集中反映。 要改革，首先遇到一个学制的问题。南开的学制，早年学习日本继而师法欧美。大学学制更是照搬美国。选科制、定积点，教科书几乎全部英文原版，讲课不用国语。这种机械地照抄照搬，不可避免地带来弊端。学生们切身感到学制不适国情，严重束缚他们地思想，有碍生动活泼地学习。他们热切希望“能根据本国国情，定出一个比较中国化的大学学制”。 学生的意见，引起张伯苓的重视。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24年4月，派出六教授赴京参观北京各大学，了解理科情况。5月，教授会议决议改革考试。平日考试最优之学生，由教授斟酌该学程的性质，可以免去学期考试，以平日所得之成绩为学期考试的成绩。接着，又派出大学秘书长、校长办公室秘书等，去日本了解改进教育的情况。1925年张伯苓亲自出访日、美、法、意、瑞士等国，考察教育。 这次考查，是他学习西方教育的转折点。首先，把考察教育同考察社会密切地联系起来。各国的情形如何，一切政治经济的状况如何，教育怎样解决他们这些问题等等，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其次，对外国的长处、短处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第一次到美国时，看见人家样样都好，恨不得样样都搬到中国来。这次去则不然。他觉得美国的东西有的可以搬到中国来，有的不能搬，勉强的搬有害而无利。他针对当时在学习外国的认识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深刻地指出：中国学习欧美，忽视了造成现代国家的两大要素――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我们取法的只是他们科学方法和民治精神的使用，而不是由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欧美的方法尽管可学，欧美的制度则不必样样搬来――要搬也须按照环境的情形而加以选择”。从对学习西方教育的这一深刻反省，进而使张伯苓对中国的教育得出结论：教育不振固然为中国之病症，教育不能联系中国国情尤为中国之大病。 从醉心学习欧美，到对它进行清醒、客观的评价；从热心提倡教育，到深刻认识中国教育的弊端，这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一大进步。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发展，立即引发出南开教学上的一系列的变化。主要是，规定课程，重问题轻学程，全部课程当有系统，着重培养学生“适应现代生活及解决实际问题之能力上”。学制上，理科除化学、物理、算学、生物等系外，增设应用性科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系。文科，针对南开系多，战线长；教授少，力量分散；学生少，各系课程隔绝互不联系的情况，决定实行集中精力政策，即集中文科的人力、物力，缩小范围，将过去文科五系(政治、经济、哲学、教育心理、历史)，实行裁并，而以政治、经济两系为主干，其他三系附之，以培养政治、经济人才为目的。这样，“在学生方面，得知专其所学，收将来致用之实效；在教授方面，亦可以分工合作，各献其所长，教学也自有精进矣”。 科学研究方面，1928年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该方案总结了南开效法外国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并针对当时大学教育大半“洋货”化的情况，明确提出南开要“土货”化。所谓“土货”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方向明，决心大。各项研究工作活跃起来。1927年成立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何廉教授领导下，从天津物价的调查和统计分析入手，进而编制各种物价指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1932年，在张克忠教授领导下，成立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主要研究解决我国化学工业生产中的现实问题，受到工商界的好评。张伯苓和他的南开同仁们，为探索切合中国国情的教育道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到30年代，南开大学已经发展成一所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高等学府。(梁吉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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