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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礼器图式》（现存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礼器图》）是一部完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大型器物图谱，由庄亲王允禄领衔绘制。4年后第一次校刊，后来又由乾隆的亲信大臣福隆安率员增补，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由武英殿修书处刻版印刷，乾隆三十八年（1773）收入《四库全书》史部。《礼器图》自绘成至进入《四库全书》的几番变化，使人感到它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图谱。要解释这个现象，该图的内容、含意以及乾隆皇帝绘制此图的目的就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皇朝礼器图式》的内容 《皇朝礼器图式》是一部册页式的图谱，每器皆列图于右，系说于左，共计1300幅图。[1]主要参与绘制者有蒋溥、汪由敦、何国宗等礼部、兵部、工部官员27人。其内容分6个部分： 第一为祭器部，计2卷。所祭者有11坛2殿9庙，即天坛、祈谷坛、地坛、社稷坛、朝日坛、夕月坛、先农坛、先蚕坛、天神坛、地祗坛、太岁坛，奉先殿、传心殿，太庙、文庙、帝王庙、先医庙、都城隍庙、内城隍庙、永佑庙、天下第一龙王庙、昭灵沛泽龙王庙；所用祭器分璧、琮、圭、爵、登、簠、簋、边、豆、篚、俎、尊、琖、鉶等14类，因祭祀时每类祭器所用多寡不一，图中仅以一类绘一器作标识。 第二为仪器部，计1卷，分天文仪、地理仪、测绘仪、光学仪和时钟4类共50件。 第三为冠服部，计4卷，有男女服之别。男服分皇帝、皇太子、皇子、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固伦额驸、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侯爵、伯爵、文一品、武一品、镇国将军、郡主额驸、子爵、文二品、武二品、辅国将军、县主额驸、男爵、文三品、武三品、奉国将军、郡君额驸、一等侍卫、文四品、武四品、奉恩将军、县君额驸、二等侍卫、文五品、武五品、乡君额驸、三等侍卫、文六品、武六品、蓝翎侍卫、文七品、武七品、文八品、武八品、文九品、武九品、未入流、举人、贡生、生员、祭祀文舞生、祭祀武舞生、祭祀执事人、乐部乐生、卤薄舆士、卤薄护军、卤薄校卫、从耕农官计59类人之冠服，所用冠服有冬夏朝冠、冬夏朝服、朝带、朝珠、端罩、衮服、冬夏吉服冠、龙袍、吉服带、冬夏常服冠、常服褂、常服袍、常服带、龙褂、补服、蟒袍、冬夏公服冠、雨衣、雨冠等24类。但由于人员等级不同，冠服虽名称相同，纹饰差别却很大，如世子以下均用补服，纹饰却完全不同。 女服分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皇太子妃、皇子福晋、亲王福晋、世子福晋、郡王福晋、贝勒夫人、贝子夫人、镇国公夫人、辅国公夫人、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主、县主、郡君、县君、镇国公女乡君、辅国公女乡君、民公夫人、侯夫人、伯夫人、一品命妇、镇国将军命妇、子夫人、二品命妇、辅国将军夫人、男夫人、三品命妇、奉国将军命妇、四品命妇、奉恩将军夫人、五品命妇、六品命妇、七品命妇计39类人之冠服，所用冠服有冬夏朝冠、金约、耳饰、朝褂、冬夏朝袍、领约、朝珠、冬夏朝裙、吉服冠、龙褂、龙袍、采綐、蟒袍、吉服褂等17类。与男冠服同，因人员等级不同，其冠服的纹饰也不完全相同。 第四为乐器部，计2卷，有镈钟、编钟、特磬、编磬、琴、瑟、排箫、箫、笛、篪、笙、壎、鼓、搏拊、敔、柷、戏竹、方响、云锣、管、大鼓、拍板、金、钲、大铜角、小铜角、蒙古角、龙鼓、杖鼓、画角、铜点、正钹、平笛、行鼓、节、干、戚、羽、籥、筝、琵琶、三弦、二弦、奚琴、口琴、月琴、胡琴、提琴、胡笳、火不思、轧筝、觱篥、铙、正钹、小和钹、金口角、海笛、腰鼓、得胜鼓、铴、星、巴拉满、苏尔奈、哈尔扎克、喀尔奈、塞他尔、喇巴卜、达卜、那噶拉、丐鼓、丐拍、丐哨、丐弹弦子、丐弹胡琴、丐弹双韵、丐弹琵琶、丐三音锣、接内塔兜呼、稽湾斜枯、聂兜姜、聂聂兜姜、结莽聂兜布、达布拉、萨朗济、丹布拉、达拉、公古哩等87类，以不同的组合组成不同的乐队。 第五为卤薄部，计3卷，有辇、辂、舆、车、拂尘、提炉、香盒、盥盆、唾壶、水瓶、马杌、交椅、仪刀、櫜鞬、豹尾枪、戟、殳、盖、撒、扇、幢、幡、旌、节、氅、麾、纛、鉞、星、瓜、仗、灯、象、静鞭、仗马等35类。它们同样体现以纹饰区别等级或场合的原则，如辇，就有玉辇、金辇、凤辇之分；纛有黄龙大纛、五色金龙纛、八旗骁骑纛、护军纛、前锋纛等；而旗的纹饰更是多达88种之多，其内容，天上人间，几乎无所不包。皇家成员在出行时以不同纹饰不同造型的仪仗器物组成不同的仪仗。 第六为武备部，计6卷，有甲胄、行营冠服、櫜鞬、弓、箭、刀、枪、镰、斧、棒、金、鼓、鹿角、海蝥、矛、戟、鐗、椎、滚被、炮、自来火枪、纛、旗、幄、帐房、凉棚等26类。每一类又分若干种，如炮，有金龙炮、制胜将军炮、威远将军炮、神威无敌大将军炮、神威将军炮、武成永固大将军炮、神功将军炮、得胜炮、九节十成炮、冲天炮、铁心铜炮、子母炮、严威炮、红衣炮、龙炮、奇炮、行营信炮、浑铜炮、台湾炮、回炮20种，而箭的种类更是多达67种。同类的武器在功能上并无质的差别，其区别主要是形式或使用者的等级。 二、《皇朝礼器图》器物的含意 从上述《礼器图》的内容可以看它是一部关乎清代典则的十分繁复的图谱。要认识是图，不能不认识清礼。据《大清通典》，清礼分吉嘉军宾凶5类。每类又各分若干项：其中吉礼129项，嘉礼74项，军礼18项，宾礼20项，凶礼15项。《礼器图》所分6部当然是以五礼为基础，但又并非是对应五礼而绘。有关清礼的来源，乾隆皇帝在《礼器图》序中开宗明义指出：“五礼五器之文，始著《虞书》。”显然，清礼是承袭古礼而来。如何认识古代之“礼”与“器”，是今天我们分析《礼器图》的基础。 首先是对古礼本质的认识： 中国的古礼，是一个从远古礼俗发展而来的极为复杂庞大的系统。它虽包含有先民最初的礼俗，但却远不止于此，而是几乎涵盖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伦关系、生活习俗、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军事法律、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2]如此繁杂的古礼，对简约化的今人来说，不免眼花瞭乱。我们将其进一步归纳，可以看出，古礼实际上属于自然礼仪、社会礼仪与政治等级礼仪三大系统，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社会成员的基本运行模式。对此，先哲是这样解释的： “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3] “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4] 显然，在先哲心目中，礼的核心之意是“事天地之神”，“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它具有礼的仪式即“治”（后人称之为“礼仪”）与礼的含意即“辨”（后人称之为“礼义”）的外在与内涵两层结构。[5]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不可能脱离前述三大系统。 《礼器图》所涉之“礼”与“器”，也包含在上述三大礼仪系统之内。 如《礼器图》第一、二卷“祭器”，与吉礼相对应。吉礼实为祭礼，所祭者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祭祀自然神灵，一是祭祀祖先神灵，分属于自然与社会礼仪系统。《礼器图》中所祭的11坛9庙2殿，除文庙、传心殿、帝王庙与先医庙似乎难以归入自然与祖先神灵，其余一望可知，均为祭祀天地神灵与祖先神灵的祭场。而难以归入这两大类的4座殿庙，文庙和传心殿因所祭者孔子，在清代被封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实际上也已披上神的色彩；历代帝王庙与先医庙，所祭均为古代帝王（先医庙所祭正位为伏羲、神农与轩辕），对于清帝来说，实为“帝系”之祖。 再如卷六之“武备”，是与军礼相对应的，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代，军礼属于政治等级礼仪系统。 而“冠服”卷所绘共计99类，几乎涵盖了清代社会男女各色人等的服饰，其样式与色彩，代表着人的不同等级及人们相处时的不同场合，而绝非单纯的衣着服饰。它所反映的是社会关系，是社会礼仪系统之礼的集中体现。 “乐器”卷与“卤簿”卷所绘之乐器及仪仗器具，为三大礼仪系统中任何一礼均不可缺少者。道理很简单，古人在祭祀、出征、宴饗、举殡时，一定会持以器具，伴以音乐。甚至在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重大典礼，也还少不了音乐和仪仗。仅“仪器”卷出现在《礼器图》中颇觉不协。但作为清代重要典则，其内容绝不可能随意添改，将仪器列入礼器，必有原因。个中缘由下文详述。 其次是对器的认识： 这里谈的“器”，是与“礼”相关的器，而非今天的所谓器物。在《易经》中，“器”一出现，就是与“道”或“象”相关的一种象征。“《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6]在此可以看出，器与道是相对的，但其义尚不甚清晰。到了《周礼》中，“器”的意义就十分明确了：“大宗伯之职……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壹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小宗伯之职……辨吉凶之五服、车旗、宫室之禁。”“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7]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器”的种类各不相同，玉瑞是“器”，六禽也是“器”，服饰、车舆、宫室是“器”，酒肉筵席也是“器”，但它们具有共同的功能，即在“用事”。 “器”之于用事是多方面的，核心则是某种象征：如以器象征天地四方，以器象征社会等级，以器象征吉凶等。但是，当施礼处于具体操作阶段时，“器”就不仅仅是象征了，还要落实成为某种器具：“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祖先，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妻有所。”[8]在这里我们看到，“牺牲”、“琴瑟管磬钟鼓”等“器”，变成了施礼者与上神或祖先交流时不可缺少的工具。只有使用这种工具并完成了这种交流，才能实现从君臣到夫妻社会各层的和谐。 同时，“器”又是施礼时表达某种意愿或价值判断的承载物：“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七，大夫三，士一……”“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有以文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有以素为贵者：至敬无文，父党无容，大圭不琢，大羮不和……”[9]这些论述明确告诉我们，在古人心目中，大小高低贵贱等等价值，离开了“器”，便无从表述。可以说，“器”是与“礼”互为表里、相伴而生的产物，若无“器”，“礼”便无以承载，无法实施；“器”的形制、色彩、纹饰等，势必成为古人关注的重要对象。 由于礼与器与生俱来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仍以敬天法祖为基本理念的清代，皇帝钦命绘制《礼器图》，就是件自然之事。《礼器图》所绘虽为图谱，但实际上表达的却是三大礼仪系统所涵盖的清代社会成员的理念和运行模式。然而，清礼与清礼器又绝非古礼与古礼器，《礼器图》中所绘，有相当多的器物在清以前从未出现过。它们只能是经过“整合”后的器物。即清代特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 文末评论点赞前三者（超100）送《皇朝礼器图式》高清版电子古籍，赶快行动吧！ 节选自刘潞《一部规范清代社会成员行为的图谱——有关<皇朝礼器图式>的几个问题》。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总第114期。 注释： [1]这里以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内的《皇朝礼器图式》为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以下简称《四库全书》。 [2]《礼记·曲礼上第一》，吴树平等点校《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673页。以下简称《十三经》。 [3]《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十三经》第885页。 [4]《礼记·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十三经》第889页。 [5]参见邹昌林著《中国礼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6]《周易·系辞上》，《十三经》第78、79、80页。 [7]《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十三经》第434、435、438页。 [8]《礼记·礼运第九》，《十三经》第763页。 [9]《礼记·礼器第十》，《十三经》第770页。 （文中图片均选自《汉籍数字图书馆》）（编辑整理/马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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