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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字子恒，为曹操之次子。东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生于谯(今安徽亳州)。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为五官中郎将兼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被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继承其父曹操的职务(丞相)及爵位(魏王)。同年，废掉汉献帝(使之为山阳公)，自称皇帝(史称魏文帝)，建都洛阳，改国号魏，改年号为黄初。在位7年时间，死于魏黄初六年(226年)，终年41岁，死后葬于首阳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偃师县首阳山)。 在其父曹操的影响和熏陶下，曹丕自幼习文练武，通读百家经传，擅于骑射、击剑。据史载，曹丕5岁学射箭、骑马，8岁时便已能精通其理。10岁时，随父亲曹操征荆州，其兄曹昂阵亡，曹丕因其武功高超而得以幸免于难。 其父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人。生于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死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终年66岁。死后葬于高陵(今河北省临障县西原)。魏黄初元年(220年)，被追谥为太祖，庙号武皇帝。曹操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因过继给宦官曹腾为养子而改姓曹)，曾做过汉灵帝时大司农、大鸿胪等官职(属“九卿”之一)，灵帝开西园卖官时，他花钱买了个太尉的官职(属“三公”之一)。曹操的祖父曹腾曾为汉桓帝时中常侍大长秋，是西汉著名的丞相曹参的后代，素以德行仁厚而著称，好荐贤举能，在宫中做事达30余年，历事四代皇帝而未曾有过错误。桓帝时，因其忠孝彰著，而被“加位特进”，封为费亭侯。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追尊其为高皇帝。关于曹操父亲花钱买官及祖父为宦官等事情，在历史上曾被一些人看做是丑闻而遭到嘲讽和辱骂。
曹操年少之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游荡无度，喜欢飞鹰走狗，不遵守当时社会的礼节与道德规范。因此，世人并不怎么看重他。但表面上的放荡不羁却不能掩饰住他的有胆有识，有勇有智。曹操10岁那年，在谯水洗澡时被蛟追逼，便奋力还击而使蛟潜退。但回家后，却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后来，有人看见了蛇，吓得连跑带跌，曹操见了，笑道：“我曾被蛟攻击却不曾害怕，你怎么能怕一条蛇呢!”经大家追问，才知道他所经历的事儿，众人都为他的举动和胆识感到惊异。曹操的叔父因为看不惯他平时的言行，认为他不务正业，便经常在他的父亲面前告他的状。对此，曹操很是担忧，怕父亲一但真正相信了叔父的话，便会对其严加管制而使自己失掉了自由。于是，便使了个计谋解决了问题。一天，曹操在半路上遇见了他的叔父，便忽然仰面倒地，佯装得了中风症，嘴歪眼邪，口吐白沫。他的叔父见状，很是惊讶，问及缘由，他说是自己中了恶风。他的叔父便赶紧回报给他的父亲。当曹操的父亲把他找回来时，却见他安好如初，根本不像发生过什么事情。便以其叔父言其中风之事相问。曹操回答说，他根本没中什么恶风，只是因为叔父平常不喜欢他，所以，今天是叔父说了谎。自此以后，曹嵩便对其弟所言产生了怀疑，不论他再说曹操什么或是告他的状，他都不再相信。这样一来，曹操无论在外面做什么，都不再担心有人在其父亲面前告他的状了。 少年曹操，不但天资过人，而且胸有大志。表面上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内心里却装着大事。他很关心世事，深为国之命运担忧，很有正义感和敢于为正义之事献身的精神。当时，中常侍张让仗权显威，不可一世。年轻气盛的曹操对此非常愤慨。一天，他趁夜深人静之时，潜入张让府中，打算杀死张让，不料被发现，他凭着高超的武功奋力拼杀方得逃脱。早年的曹操虽在智谋、权术和胆识上初具了后来成为“奸雄”的自然条件、心理素质。但此时，他并不奸，而是个很有使命感、正义感，为人刚正而有抱负的年轻人。如不生逢乱世之秋，他肯定是个颇具名望的“治世能臣”，而不是后来的“乱世奸雄”。正因如此，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便看出了他的超人之处，认为他将来一定能成为成就大业之人。在当时素以严明有才略而长于品评人物的太尉桥玄就十分器重他。一次，他对曹操说，现在天下将要大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担此平治乱世之重任。我见过很多有名之士，但没有能比得上你的。所以，将来能够安治天下者，一定是你。当时，汝南有个许劭(字子将)，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经他看中的人，几乎都在社会上成了名。桥玄临终前，便嘱咐曹操去拜访，投奔他，并将自己的妻、子托付于他。曹操尊其嘱咐，去拜访许劭，结果为其所收留，从而在社会上逐渐开始有了名声。对此，《后汉书》评价到：“桥公识远，先觉时雄”。言桥玄有远见而发现了这位盖世英才。当初，何颙曾这样认为曹操：“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后汉书何颙传》)。东平相李瓒在临终前，嘱咐他的儿子，将来一定要投奔曹操。 曹操20岁那年(174年)，便被举为孝廉、选为议郎。此后，他初登仕途，梦想着能通过这条道路而有所作为，从而实现其心中的远大报负。 (一)初入仕途 被举为孝廉后不久，曹操又被举荐为洛阳北部尉。后因政绩突出，而被迁为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令。他虽是初出茅庐，但却很想干一番事业。为此，他一入仕途，便着手改革弊政，敢于不畏邪佞，坚持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洛阳北部尉任上之时，他就以敢治豪强而颇有名声。据《三国志·武帝纪》载：“太祖初入尉庙，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当时灵帝宠幸的宦官小黄门蹇硕的叔叔，因违反禁令，被曹操抓住，当即打死。自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在做济南相时，“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
如此举动，曹操虽是从心而出，且自己也曾深为之感到骄傲，但他初入仕途，可谓人微言轻，其所为因触犯了地主豪绅的现实利益，毕竟不能为赃污狼藉之臣所容。而且，从总的社会环境来看，他的思想在当时是无法成为现实的。在他做议郎时，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因谋诛奸宦不成而被害。曹操因窦、陈素来为人刚直，做事秉正，而今被害之事上书灵帝，为其辨冤，申明当时之世，奸邪之人盈朝，善人壅害之实事，不为灵帝所相信和接受。此后，虽又因他事而奏，皆不为灵帝所理睬。对此皇帝昏庸，“政教日乱，豪猾益炽”之形势，曹操已深知其不可匡正，遂不复言。他采取了知时而退、明哲保身的策略，欲图以退为进，将来另谋他途。光和末年，以曹操为东郡太守。曹操认为自己不能违道取容而必至获罪于人，“数数干忤，恐为家祸”，故此佯称有病而辞归乡里。于此，我们可以看到，曹操虽是年少有为，心怀远大志向，初入仕途，便有所成，崭露头角，可以说是基本上具备了治世能臣的基本素质。但这一切，均不能为世道所容。政治黑暗，他的抱负和才干无以施展，且又随时有被杀身灭族之威胁，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放弃初衷而另寻新路。回乡后，曹操“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此后，冀州刺史王芬等人连结豪杰，欲图谋废灵帝而立合肥侯为新君，便邀请曹操前去共事。不久，董卓发动兵变，以骁骑校尉之职位，邀曹操辅佐于他。曹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要反对皇帝。在当时，皇帝虽已无甚实质性意义，但这么做，定会触犯众怒，遗人口实而遭到围攻，所以，他们成不了事，因此，他没有应召。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曹操的深谋远虑。他虽然需要机会、并且在等待机会，但他却没有盲动，不去和不足以成事之人共担风险，而是静观时变。终于等来了他认为自己所需要的最好时机。 (二)从戎起家 光和末年，由于朝纲不整，社会腐败，豪强迭起，巧取豪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百姓的生计。最终在184年，爆发了农民起义(史称黄巾起义)。这是农民在无可忍耐的情况下，为了生存而向封建统治被迫发出的反抗与自卫。他们要为自己伸张正义，却遭到了地主阶级的残酷镇压。这种形势下，也为新生地主阶级势力如曹操等，借机发展自己的力量提供了可能——通过镇压农民起义而起家。于是，曹操便不再观望和等待，他要在这次机会中，赤膊上阵，以试身手。黄巾起义爆发后，曹操以骑都尉之职，带兵镇压颖川(今河南禹县)等地的黄巾军。因为作战有功，被升迁为济南相。
中平五年(188年)，曹操到了陈留，得到了陈留太守张邈、兖州刺史刘岱及当地豪绅卫兹的支持，组织起了5000人的队伍。此间，夏侯惇、夏侯渊及乐进、曹仁、曹洪等归助于他。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发动洛阳之乱，废黜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汉献帝)，而自任相国，把持朝政。为此，引起了军阀们的强烈不满。初平元年(190年)正月，以渤海太守袁绍为首的一些地方势力，起兵讨伐董卓，并推举袁绍为盟主。曹操也随同袁绍讨伐董卓，被封为奋武将军。当时，反卓同盟虽是人多势众，但因不能团结一致而形同散沙，无法作战。各路军阀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图谋乱中获利，故此，讨卓大军迟迟不敢进击。对此，曹操进言到：我们“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独自领兵西行，向成皋方向进发。中途，行至荥阳汴水，和董卓大将徐荣相遇，激战一整天，终因寡不敌众而遭惨败。曹操本人也为流离矢所中，战马受伤，险此丧命。幸得其弟曹洪将坐骑让与他，方得逃脱。其后，与夏侯惇往扬州募兵。回归途中，士卒倒戈，烧了他的营帐，经力战，方得脱险。 东汉末年，一些地方长官不仅拥有行政权力，同时还兼领兵权。为此，使得不少的州牧、刺史成为大军阀。同时，豪强地主都拥有私兵——私人部曲，这些势力随着其合法化的实现而不断得到了扩大。与这些豪强、军阀势力相比，曹操可算得是白手起家，他通过镇压农民起义，积累起了发家的资本。初平二年(191年)，曹操击败了黑山起义军白绕、眭固所部。此后，又占据兖州，被迎为兖州牧，镇压了青、徐等地的黄巾军，降其部卒30万，并从中择选精锐，收编为自己的队伍，称为“青州兵”。这支队伍，可以说是曹操起家的血本。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又镇压了汝南、颖州等地的农民起义军。通过镇压黄巾起义，曹操积累起了自己的力量，为其后来争雄天下，奠定了军事实力方面的重要基础。正如清代人何焯所言：魏武之强自此始。此后，他凭借这支武装，相继于192年打败了袁术，解除了来自南面的威胁;于196年击败了吕布;于198年征服了张绣。为最后打败袁绍，称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挟持天子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挟持汉献帝及洛阳几十万人口到长安。初平三年(192年)，王允用计使吕布除掉了董卓，长安大乱。董卓的部将李莈、郭汜以为董卓复仇为名，带兵杀进长安，吕布逃走。汉献帝遂又为李、郭所挟持。后来，李莈与郭汜反目相残，长安战乱又起，集安将军董承保护皇帝东奔。建安元年(196年)，流落到安邑。其后，杨奉、韩暹赶跑董承，使献帝到洛阳。借此时机，曹操以护卫京都为名，赶紧到了洛阳，赶跑了韩暹。如史载所谓“建安元年秋，杨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阳，卫京都，暹遁走。”实质上，是曹操以所谓保卫京都为名，挟持了汉献帝。”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此后，曹操以洛阳残破无粮为借口，将汉献帝挟持到许城。”九月，车驾出轩辕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至此，曹操可谓初遂心愿，但实际上，他能把汉献帝弄到手，确是费了相当一番周折。当初，汉献帝到洛阳，关于是否迎取天子，曹操集团内部的意见也是不统一的。许多人都对迎取天子持否定意见。为此，曹操专门召集了一次会议，商讨此事，最后，他力排众议，采纳荀彧的意见，决定迎取汉献帝。先是派曹洪带兵去接，半路上为董承所阻。后得董昭相助，施以计策，方得以见到皇帝，并任曹操为司隶校尉，管理朝政、护卫京师。在迁都许昌的问题上，曹操也是通过使用计谋才达到目的的。当初，曹操“保卫”天子在洛阳，但由于那里离自己的地盘还较远，所以皇帝身边的一些人自然不会完完全全地对曹操俯首听命，这就给他假天子之口传己之号令带来诸多不便，所以，他打算把皇帝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心许都去。但又怕因此而引起杨奉等人的不满而受到其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是依照董昭之计，表面上对外说，因近来京城无粮，所以要暂时迁都至鲁阳。这样，就避免了挟持汉献帝的嫌疑。但实际上，鲁阳离许城很近，一旦离开了洛阳，也就由不得别人了，最后，曹操挟持汉献帝离洛阳直奔许城。到许城后，曹操便将此地定为都城，为皇帝建造宫殿。后来，又把自己的3个女儿嫁给了献帝，以表忠心。实质上，是为了把皇帝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手中。这样，就实现了毛玠当初为其制定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第一步设想。
曹操此举，在时人及后世人的评价中，曾遭到过许多的非议，认为他是谋篡汉室江山的奸贼。但无论怎么讲，就这件事来说，它实在是一个政治家的明智之举。 把皇帝弄到手以后，曹操以维护朝廷纲纪为名，笼络人心，为自己正了名;同时，以皇帝之名，图自己之实，削弱其它势力，名正言顺地扩充自己的力量，从而使自己在政治、军事上都占据了更大的优势，可谓是一举几得。官渡之战前夕，袁绍的臣下就劝阻袁绍，要他不要进攻曹操。因为天子在许城，乃众望所归，如果进攻曹操，就等于是攻打天子，这样做，无疑是违背道义，有忤民心之事，故此，自然是出师无名，所以还是不攻打他为好。诸葛亮在隆中与刘备所言中亦是很重视这一点，认为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雄。而相比之下，当时鼎负盛名的袁绍等人就显得十分缺乏政治远见了。当初，汉献帝初到河东之时，袁绍的谋士就劝他把皇帝接过来，但经过手下人争来论去，他本人就没了主意，最终，眼睁睁地失掉了本来于他最为有利之良机。而后，终为曹操提供了抓住这一机遇的机会。至曹操挟持天子迁都许都以后，袁绍方才明白过来，便命令曹操把天子迁到鄄城，以靠近自己的统治中心邺城，从而也想控制天子。这种拙劣的手法，可想而知是不会奏效的。曹操根本没把他的话当成一回事，袁绍也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后来，孙策也想找机会把皇帝抢到自己手里，但最终也没能如愿。 我们以为，这件事，不仅体现了曹操的政治远见，同时，它也是曹操一贯坚持的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曹操的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在融合了春秋战国以来“王道”与“霸道”理论的基础上并对其加以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在当时，多数军阀势力把目光都盯在了赤裸裸的武力争夺之上，这是所谓“霸道”政治理论的最突出体现。而曹操则不同，他一方面虽然很重视军事争夺，但同时，他更注重政治攻势，以所谓的“王道”政治得天下。就是说，他总是在寻求一种办法，使其所作所为能够在世人眼里名正言顺，从而，在军事行动上方能出师有名。当然，在制定图谋霸业的总的原则上，也更是如此。事实上，自迁都许都以后，汉天子就已经成了曹操的“名正言顺”的挡箭牌和传声筒。曹操的这一政治思想理论原则，在当初与袁绍的对话中，我们就已经看得比较清楚：“初，绍与公共起兵……。绍曰：‘吾南据汉，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再有，“太祖云：‘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变化也’”。显然，他更重视“以道得天下”，当初，王芬、董卓等起兵，邀他相共事，他不去，其根本上的一条原因就是他认为他们是在反对皇帝的前提下做事的，这在当时社会看来，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没名儿之事，故此必遭失败。这一点，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被其言中。 (四)屯田安民 自董卓之乱以来，中国北方因屡遭兵燹罹难，致使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民生凋弊。昔日繁华的洛阳城。“街陌荒芜”，“二百里内无复孑遗”。长安城在几十万人走死逃亡、背井离乡后，至行旅断绝，“城空四十余日”。洛阳、长安的人口，一度曾不过原来的十分之一。“关中二三年无复人迹”。北方的一些地区，“出门所见，白骨蔽平原”，以致“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复族而丧”。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计，社会经济遭到了致命的摧残。如此，也就使得军队的生存随之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当时，“民人相食，州里萧杀”(《三国志·武帝纪》)，自然军队士兵的生活也就令人可想而知了。实力强大的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于江、淮“取给蒲蠃”;曹操在收复兖州时，筹集到的军粮中竟“杂以人脯”。至于小的军阀势力，则只能是“饥则寇掠，饱则弃余”，常常是“无敌自破”。在这种形势下，曹操认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由此，为了稳定社会，从而为稳定军队提供巩固的后方基地以供给军需，他采纳枣祗的建议，于建安元年(196年)颁布了《置屯田令》，开始在许下屯田。当年就收获百万斛，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在许下屯田取得成功的经验之后，曹操下令“州郡例置屯田官”，把屯田推广到各地。据载，曹魏有20几处规模较大的屯田区，它主要两类：军屯和民屯。民屯的农民称为屯田客(或典农部民)，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不服兵役和徭役，收获按四六或五五与政府分成。这些农民一般都是招募来的，没有迁徙的自由。军屯实质上是两汉以来军屯的继续。从事屯田的兵卒被称做屯田兵(或田卒)，按军事组织为单位编制，从事农业生产。 曹魏屯田区不属地方管理，由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等管理，直属于中央大司农。屯田实质上是以军事强制形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屯田的土地属公有，所以，曹魏政权实质上是最大的剥削屯田农民的大地主。 通过屯田，“数年中，所在积谷，仓廪皆满”。屯田，使得曹操在军阀争雄的乱世中立稳了脚跟，为其后来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一点，诸多史书已有明确的评价：“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曹丕即位后，继续实行屯田，进一步稳定了曹魏的统治，恢复和发展了北方的社会经济。 屯田政策的实行，是曹操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高于其他一般军阀的又一突出表现，体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政治远见。许多在当初兵强势众的诸侯，如袁绍等，因为没能解决好经济问题，而只顾于眼前的军事利益争夺，从而没有真正建立起稳定、可靠的后方，天长日久，便因为经济困顿而导致军事上的失败。曹操则由此而一步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壮大起来。屯田的成功，使曹操又进一步实现了他“修耕植以畜军资”的设想，为最终荡平北方军阀，统一中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五)初定北方 从迎取汉献帝到实行屯田，曹操在政治上占据了优势，在经济上稳定了后方，实力大增。由此，他便着手开始了实现统一北方的霸业。 建安二年(197年)初，曹操带兵讨伐占据宛城(今河南南阳)的张绣。张绣本为骠骑将军张济的侄儿，张济死后，他继承了叔父的职位，后又为刘表招纳，使之屯居宛城。遭到曹操的进攻后，张绣因军事失利，投降了曹操。旋而复叛，曹操受到张绣的突然袭击，无备而败。曹操带兵撤回许都。这年冬天，曹操又一次带兵攻打张绣，大败前来援救张绣的刘表大军及张绣的本部。次年，在贾诩的劝说下，张绣归降了曹操，被封为扬武将军。 198年，曹操率兵东征吕布。在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曹操决泗水、沂水灌城，吕布部将宋宪等投降曹操。城破，吕布为曹操所擒杀。199年，曹操于徐州再败袁术，袁术着急上火，一病不起吐血而亡。同年，袁绍在河北一带消灭了公孙赞，军事实力超过了曹操，成为曹操最大的威胁。 建安五年(200年)，袁绍与曹操展开了大战。曹操先是依荀彧之计，采取声东击西、分散袁军兵力的办法，解白马之围;后又依许攸之计，偷袭乌巢，放火烧掉了袁绍在那里的粮草，使其不战而自危;最后，在官渡与袁绍展开了决战(史称官渡之战)，大败袁绍，斩杀其将士7万余人，消灭了袁军主力。官渡之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当时袁军有10万多人，而曹操只有1万多人)，通过这一仗，曹操彻底摧毁了他在北方的最后一个强敌的主力，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官渡之战后不久，袁绍病死，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因争位而内讧。曹操借此机会，攻杀了袁谭，赶跑了袁尚，于建安九年(204年)攻下袁氏统治的中心据点邺城(今河北临漳)，占据了幽、青之地。袁尚被曹操赶跑后，投奔了辽西乌桓。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带兵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南)附近大败乌桓军队，斩杀其首领蹋顿，降服乌桓，将10万余户乌桓人迁入内陆，并从中选出强悍者组成军队，进一步壮大了军事力量。袁尚再次败逃，至辽东，被公孙渊所杀。至此，袁氏势力已全部为曹操所消灭。这样，自建安二年(197年)到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用了10年时间，先后征服了张绣、平灭了吕布、袁术、袁绍，征服了乌桓，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北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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