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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就是一本书， 一个人就是一座城。 沪上名人，璨若星河， 读人阅城，精神永存。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中国爱迪生蔡祖泉 [1924.11—2009.7] 中国电光源专家 中国照明之父 他是一位只读过三年小学的普通工人，却依靠自学和实践，成长为一名著名的电光源专家。由于他在新型电光源方面发明众多而被人称为“中国爱迪生”。 蔡祖泉出身于贫苦家庭，16岁从家乡余杭来到上海一家制药厂的玻璃车间当学徒，他文化基础相当薄弱，依靠自学成才钻研玻璃制造，并于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工人出身的蔡祖泉被调到交大，协助周同庆和方俊鑫教授进行X光管研发工作。后又被调至复旦，继续从事X光管的研发工作，并负责玻璃和金属铜圈的焊接技术攻关、X光管的玻璃封接和对玻璃真空系统的维护。 蔡祖泉在测试碘钨灯的技术数据 上世纪60年代，蔡祖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并开始了该领域的系统研究。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1963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只高压汞灯；1964年研制成功我国1000瓦卤钨灯，此后又相继研制出脉冲氙灯、氢弧灯、氪光谱灯、超高压强氙灯、充碘石英钨丝灯、超高压强汞灯等10余类照明光源和仪器光源，大大缩短了我国电光源研究水平与国际上的差距。其中，长弧氙灯在上海人民广场点亮后，这盏100KW的“人造小太阳”，被称为中国人的“争气灯”；25千瓦水冷电极短弧氙灯被用作航天工业部大型空间环境模拟设备“太阳模拟器”的光源。1985年起，开发了中国人自己的系列节能荧光灯。 蔡祖泉先生和研究人员在一起 蔡祖泉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同时，还从事学术论文的写作和国际交流、指导研究生的教学，他曾对徒弟们说：“我可以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你们，但是有个条件，学了以后搞出了成果，必须彻底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技术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更不能用来作为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否则干脆别到电光源实验室来。” 蔡祖泉设计的节能灯泡 他开发的新光源、新灯，让中国人的生活从此得以改变。蔡祖泉也因此出名，有了“中国爱迪生”之称。“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成为这位“中国爱迪生”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在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大厅留影 原上海市市委书记、副市长韩哲一 [1914.7—2011.7] 经济战线上的卓越领导者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社会慈善家 韩哲一，原名韩同臣、韩宝华，山东禹城人。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韩哲一摄于新乡市平原省政府大院，时任平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韩哲一1932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积极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组织过淮海战役相关事宜。1949年8月，任中共平原省委委员、平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负责财政、经济工作。1952年后，历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局局长、国家计委委员兼国家物资分配局局长、国家计委任副主任，参与制定、实施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1960年10月，调至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历任华东局候补书记、书记，领导华东地区国防工业（时称“小三线”）建设。1977年12月至1983年4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期间，负责主管工业、交通工作，参与建设了若干重大工程项目，如：金山石化二期、大众汽车、宝钢、飞机制造、新型导弹驱逐舰、航天等工程。 1944年，韩哲一(左三)与冀鲁豫行署领导同志合影(右二为段君毅，时任行署副主任) 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满腔热忱，在耄耋之年，倡议成立了上海韩哲一教育负扶贫基金会，捐出毕生积蓄51万元，用于奖励上海立志去贫困地区、边疆和革命老区从教人员；资助上海教育扶贫公益项目；与有关机构开展合作交流。 2001年，韩哲一与少先队员在一起 2011年7月7日19时18分，韩哲一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8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崇高的革命品质、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宝贵的精神遗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1982年，韩哲一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办公室 著名出版家萧孟能 [1920.3-2004.7] 文星书店 《文星》杂志创始人 萧孟能，湖南常宁市兰江乡人，国民党中央委员萧同兹(萧三爷)之子，自幼受父亲从事文字传播工作的影响，萧孟能对文化工作及出版事业有着浓厚的兴趣。 1949年，萧孟能举家迁往台湾，他发现岛上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不但市面上买不到好书，图书馆的收藏也比大陆时代相去甚远，于是着手开始自己的出版事业。1952年，萧孟能与妻子朱婉坚在台北衡阳路15号创办文星书店，以重印古今世界学术名著和编译世界文学名著为主，出版之书甚众，格调高雅，成为台湾民众了解世界学术文化的一扇窗口。期间，“文星书店”还积极发掘并提携了一批当时尚未成名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和学者教授，如李敖、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何秀辉等，鼓励他们写文出书，为台湾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 萧孟能创办的《文星》杂志 萧孟能《文星》复刊号杂志 1957年，萧孟能又创办了一份以学术文化为主的综合性月刊杂志《文星》。《文星》杂志前期主旨标榜“文学的、艺术的、生活的”，后期变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其倡导的新思潮、新观念引起强烈反响，一时成为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化中心，也为当时的台湾文化沙漠构筑了一片文化绿洲，掀起“几近无人不知《文星》，无人不读《文星》”的风潮。后终因影响过大，被当局无限期停刊，文星书店也被逼关门，自此台湾出版界的“文星时代”进入历史。 萧孟能和巴金 萧孟能在办公室 著名新闻工作者邹韬奋 [1895.11—1944.7] 伟大的爱国者和新闻出版家 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邹韬奋，本名恩润，曾用名李晋卿。江西余江县人，中国新闻记者、报刊编辑、政论家、出版家，著名的“七君子”之一。邹韬奋小学时就立志当新闻记者，大学毕业后进了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6年10月接编该社主办的《生活》周刊，从此开始了新闻出版的革命生涯。 1926年邹韬奋与夫人结婚时留影 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充满了改革的精神，刊物贴近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群众，忠实反映民众和青年的心声，因此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达15.5万份，为当时全国期刊发行量之首。他又创办了生活书店，并在全国各地开设了56个分店，成为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的重要文化阵地。“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邹韬奋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从此他始终把编辑报刊、出版书籍作为抗日救亡的武器。 1937年邹韬奋在狱中写作 爱国七君子（右起：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王造时） 1935年，他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与反动派针锋相对地斗争，并与沈钧儒、陶行知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的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6年11月22日深夜，邹韬奋遭国民党政府逮捕，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同时被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出狱后，他把《抗战》和《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利，在鼓励抗战时期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邹韬奋（1895－1944）行书七言联 邹韬奋信仰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有着亲密的关系。在他病重期间，邹韬奋仍关心时局，在病床上写了《对国事的呼吁》等文章和《患难余生记》的书稿。1944年6月病危，他口述遗嘱，殷切盼望“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并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 邹韬奋像1928年 1944年7月24日韬奋与世长辞，中共中央发了唁电，并追认他为中共党员，11月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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