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贞观之治'背后唐太宗帝范

那么，《帝范》中，唐太宗除了告诫太子李治善始善终之外，究竟总结了哪些经验？或者说他究竟为李治提供哪些有关治国之道的理论？《帝范》因是太宗统治生涯的全面总结，所以涉及面是非常广泛的。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大致可以概括为“君道”二字。 《帝范》开篇就集中地讨论为君之道的理论，而且，其他各篇也都是围绕着“君道”这一中心思想而展开的，即“君道”在各个方面的具体体现。宋史学家范祖禹特别称赞“太宗可谓知君道矣” ，是有道理的。

太宗所说的“君道” ，自然并不是他所独创，而是来自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其核心内容就是儒家“仁政”、“仁义”思想及政治原则。太宗一生非常尊崇儒家，重视儒家，即位之初就曾说过：“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在儒、释、道三家之中，太宗选择了儒家，而且把儒家当作不能须臾以离的东西。对于佞佛的梁武帝和崇道的梁元帝，他皆报之以无情的嘲讽。对于法家，太宗同样认为不足取，他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有一次太宗问王珪：“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王珪回答说：“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以为然，但他并不是要取消刑罚，也不是要鄙薄法律，太宗本身非常讲求法律，但他把儒学置于首位，认为刑法毕竟是第二位的东西。正是在这种以儒御法、法服从“仁政”的思想指导下，才出现了“贞观之治”下的宽缓刑罚。魏徽一生谏皇帝200 余事，涉及的方面和问题很多，但太宗却把它归结到一点上，说魏徵是“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即使评论古人时，太宗也主要是以“仁义”作为衡量的尺度，他特别肯定晋武帝“仁以御物，宽而得众” ，“有帝王之量焉” ，他所谓“抚九族以仁” ，也就是把儒家的“仁政”理想推而广之，动用到少数民族地区。太宗以前，国学中“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与享” ，为了提高孔圣人的地位，他下令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 ，并且还封孔子裔孙孔德纶为“褒圣侯” ，以示崇孔。唐太宗规定：“国胄”要以古代儒家的著作为教材，而且以左丘明、马融、郑玄、杜预等21 名唐以前儒学大家配享孔子庙堂。太宗的崇儒重道于此可见一斑。

与历史的许多皇帝不同，太宗不仅在言论上崇儒重道，高擎儒家的“仁政”理想，而且把这种“仁政”理想实实在在地贯彻到具体的实践中去，也就是把儒家的“仁政”理想与具体的政治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不但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行道。正因为如此，太宗的政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就了“贞观之治” ，并因为此，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明君王。

例如，隋唐之际，经过十余年的社会大动荡，经济一片萧条，出现了“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残破景象。到了太宗“践祚之始” ，仍然是“霜旱为灾，粟价腾起，突厥侵抄，州县骚然”。如何医治战乱留下的创伤，使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是摆在太宗面前的严峻而艰巨的任务。太宗认真总结历代帝王的治败原因，大力推行轻摇薄赋、疏缓刑法的政策，在政治上知人善任，坚持法制，虚怀纳谏，以史为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使社会经济得到复苏与进一步发展。史称太宗统治时期“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