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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有一个奇特的小名 “婆留”。又叫 “婆留喜”。尽管成年后取字具美，但乡邻们仍习惯地称他“钱婆留喜”。直到他作了节度使衣锦还乡时，人们仍未改口，而钱镠也不见怪。原来，这个小名有一个奇特的来历： 唐大中六年 (852)二月十六日，钱镠出生在家乡临安(今浙江杭州)临水里。出生之时，父亲钱宽正在他处，邻居奔来相告，称其家中传出兵甲马嘶声，乱成一团，钱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赶回家后，抱起钱镠就要扔往井中。被祖母苦苦拦下，就这样，得了婆留喜一名。 钱镠成人后，无赖泼皮，从不安心农作，而是舞枪弄槊，贩卖私盐。这时正是唐僖宗时代，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各地动荡不已。他24岁那年，被石镜 (今浙江临安东南) 镇将董昌招为乡兵，后任偏将，参与镇压周围的农民起义，黄巢起义军南下闽、广途中也曾被他邀击。黄巢军攻入长安后，天下大乱。董昌被淮南节度使高骈荐为杭州刺史，钱镠也被擢升为杭州都知兵马使，统帅杭州所属八都兵，掌握了杭州兵权。
董昌与钱镠在杭州立足未稳，就遭到浙东节度使 (治越州，今浙江绍兴) 刘汉宏的进攻，钱镠率部苦战四年，终于攻下越州，斩杀刘汉宏。他将董昌让到越州作浙东节度使，自己则据有了杭州，名义上隶属于浙西节度使，实际上，他不仅完全拥有杭州的兵权，而且还代管着越州兵马。光启三年 (887)，逃难在兴元 (今陕西汉中) 的唐僖宗发出一道诏书，任命董昌为越州观察使，钱镠为杭州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卫大将军、充杭州刺史。没有兵权的董昌成了一个空头观察使。钱镠在杭州一带站稳了脚跟。 这一年，淮南、浙西的两大割据者高骈、周室先后被部将推翻，境内大乱，此后若干年，新兴的淮南割据者杨行密又与孙儒干戈不休，钱镠乘机占据了原浙西所属的苏州(今江苏苏州) 润州 (今江苏南京) 等地，景福二年 (893)，唐廷授钱镠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并特授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钱镠将镇海军使府设在自己的老巢杭州，率所部兵卒加上征发来的役徒数十万人大修杭州城，周边七十里，开十门，沿城设六个营屯，使杭州成为东南沿海的军事重镇，远居于董昌所居的越州之上。 恰在这时，董昌的称帝活动又为钱镠南下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景福二年(893)二月，董昌见唐朝廷已无力控制局势，各地藩镇公开割据，在左右的患惑下，自称皇帝，国号大越罗平。但也没有看到，当时唐室犹存，各藩镇互相牵制，谁也不敢贸然称帝，他这样一个自立尚且不足的三流藩镇必定倾覆于此。 钱镠得知董昌称帝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心想此时出兵越州算是师出有名了。马上对僚佐们说： “董民与我同乡，又是邻藩，其功绩爵禄又多由我襄扶，如今听信妖言，甘心叛乱，我身为朝廷将相，理应征兵讨伐。”不过，钱镠向董昌致书倒也客气，他在书中劝董昌“与其闭门作天子，岂若开门作节度使，”意在劝降。董昌不理，钱镠一面向唐廷报告董昌叛乱，一面率兵进逼越州城下，围城至次年五月，钱镠大军攻入州城，董昌仍据守牙城，钱镠遣人致书董昌 “奉诏令大王致仕，归临安”。董昌信以为真，离开牙城，送出牌印，等待钱镠将他送回临安故里，但第二天，就被钱镠大将顾全武抓去斩首。 平越州后，钱镠象征性地向唐朝廷表示自己不愿兼管越州，要求另外派员。谁料这一象征性地请求居然被唐廷接受，唐朝廷派宰相王溥出镇越州。这一下，钱镠着了急，忙令部下以吏民百姓名义上书朝廷，要求由他兼领浙东，唐廷无奈只好授钱镠为镇东军节度使 (辖有浙东全境) 至此，钱镠拥有了浙东与浙西，奠定了吴越国的基本范围。 这时两浙北邻淮南杨行密，南傍闽王审知，中原是汴州朱全忠。钱镠实行了南闽、北附中原的策略，有效地巩固了自己在两浙的统治。这一方略也就成了钱氏的既定国策。 天祐四年(907)朱全忠代唐称帝，建梁朝，封钱镠为吴越王，后又改封为吴越国王，钱镠即遣使入贡。同光元年(923)晋王李存勖称帝灭梁，钱镠也急急遣使送去唐朝的传国玉玺，自称“此非人臣家所宜畜”。后唐王朝依然封他为吴越国王。梁、唐的用心自然是想利用他牵制介于他和中原王朝之间的吴国 (南唐)，钱镠也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 早在钱镠势力向浙西发展时，就与淮南杨行密发生冲突，后行密封吴王，钱镠也据有了两浙，双方在苏州、常州、无锡一带战事不断。后梁建国后，吴又一直不肯臣服于中原王朝，梁则支持吴越向吴采取军事行动，直到后梁末帝即位后，中原动荡，吴也主动向吴越请和，双方才偃旗息鼓，休战二十余年。 虽然有对吴的战事，但多规模有限，因此吴越国内在当时诸国中还是比较安定的，钱镠对国内治理也能兢兢业业，注重发展农业生产，使钱氏成为五代十国中寿祚最久的一姓君主。 钱镠壮年时代，常彻夜不寐，有时睡下也要枕一个特制的圆木小枕，稍一动就要惊醒，他取名为“警枕”。年纪稍大以后，为免健忘，特制了一个粉盘放在卧室，有事就写在盘中，这恐怕是我国记事板的开端。他还好夜间出访，巡察城内外。有一次，独自来到北门，守吏不肯开启，称“即使大王来也不可启”。钱镠第二天就重重奖赏了这个守吏。理政之暇，他也尽量不去宴饮游乐，衣布衣，用旧帐，除夕之夜也不许大张鼓乐，不愿留下好“长夜之饮”的名声。对文人学士，也能虚心接纳，其中包括那些对他有所指责的学士罗隐等人。平日有暇，或教子孙诵读诗赋，或自己作诗写画，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未象南唐后主李煜那样以诗忘国，而且还体会到了行诗作文不可过分偏执于字词这一真谛。有人曾向他荐举李频的诗，称李频写诗“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钱镠不以为然道“此心何所不用，而破于诗句，惜哉!” 钱镠在位期间，在吴越国内做了二件较有影响的事情，一件是修筑捍海石塘，一件是兴修吴中地区水利。吴越首府杭州南临钱塘江，钱塘江潮常常倒灌入城。钱镠在受封吴越王的第四年秋，亲自率军士百姓修筑石堤(自今六和塔至艮出门)，并造龙山、浙江两阐，阻遏海潮内灌。保障了杭州城与周边农田的安全。两浙民间至今仍称他为海龙王。 浙西吴中自嘉兴松江沿海到太湖沿岸多有水旱之患，乾化四年 (914)，钱镠专门设置都水营使，招募士卒从事水利活动，称“撩清军”。在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共七、八千人，治河筑堤，然后又兵分二路，一路由太湖直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澱山湖入海。沿路修堤筑路，使居民旱可引水种田，涝可引水出田，这对当地的农业生产还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在到处缺粮少炊的时代，两浙米价尚可维持在斗钱五十文。 当然，钱镠对两浙的治理也不会超出封建统治者的范畴，他对百姓的剥削与役使依然十分苛重，自他割据之日起，赋税就十分繁苛，小至鸡、鱼、蛋都要纳税，贫民欠税被捉到官府，按欠税数目多少定笞数，往往积至笞数十以至百余，百姓不胜其苦。称吴越国王后，他又一次大修杭州城池，光建宫室台馆，版筑斧斤声昼夜不停。兵民怨恨，有人深夜用白土在府门上写道“没了期，没了期，修城才了又开池。”钱镠见后，令人改为“没了期，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表明他是不肯爱惜民力的。 钱镠对两浙的统治达38年，长兴三年 (932) 初病重，三月病卒。临终嘱托道 “子孙善事中国 (中原王朝)，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就是要求子孙们不要因中原改朝换代而放弃固有关系。这一遗训被其子孙恪守。 钱镠被葬于安国县 (今浙江临安一带) 衣锦乡茅山，谥武肃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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