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派虽被相继赶出了朝廷,但朝内掌权的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斗争仍十分激烈。最先发生冲突的是程颐和苏轼。苏轼对程颐的举止很不以为然,常当众奚落他,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死的时候,百官正举行明堂庆礼,大伙想在庆礼结束后前往吊唁,程颐以为不可,并且引经据典说:“孔子在一天里哭则不歌。”当场就有人驳难他说:“孔子说哭则不歌,并没说歌则不哭。”苏轼接过话头,冷笑着讽刺道: “这大概是枉死西市的叔孙通新制的礼仪吧。”众人大笑,程颐下不来台,两人的嫌隙更加深了。程颐的学生右司谏贾易、右正言朱光庭就借机弹劾苏轼,为老师报仇。从此朝内大臣各立山头,分成了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下有贾易、朱光庭等人; 蜀党以苏轼为首,包括侍御史吕陶等人; 另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结成一伙号为朔党。各党之间,泾渭分明,互相攻讦,乱哄哄地闹成一团。 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对于大臣之间拉山头、立帮派的事向来是极反感的,赵煦更不例外,有一次,他向御史中丞胡宗愈问起了朋党之弊,胡回答说:“君子把小人看成奸邪,则小人必定指君子为朋党,陛下能选拔重用中立不偏之人,朋党自然就会消灭。”第二天,胡宗愈还为此写了一篇《君子无党论》进呈上来。既然君子无党,那么目前参与这场朋党之争的大臣们岂不都是小人吗?赵煦就是这样看的。而且,长期以来几乎所有大臣在赵煦面前表现出来的不恭敬行为,更使赵煦耿耿于怀,加深了对他们的怨恨。当时朝廷大权被高太后一人所独揽,大臣们居然也势利得很,凡有奏事,都只向高太后请示禀报,赵煦后来就对人讲:“元祐垂帘之时,朕看到的只是大臣的脊背和屁股,他们的脸全转到太后那边去了!”有时赵煦偶尔问件事,大臣们竟连答理的都没有。他的自尊心被狠狠刺痛了。 元祐二年(1069)八月,赵煦生了一场麻疹,好几天没有上朝,也没去迩英阁听读,对此执政大臣们没有一个过问的,倒是程颐站出来问宰相吕公著:“皇上没上朝坐殿,什么原因你知道吧?”吕公著回答:“不知道。”程颐说:“二圣(即赵煦和高太后)临朝,皇上不坐殿,太皇太后就不应该自己坐在那里,而且皇上生病宰相居然不知道,行吗?”第二天,吕公著等人才去向赵煦问疾,而程颐却因这番多嘴得罪了人,不几天就被弹劾罢官,赶回洛阳老家去了。 赵煦对元祐大臣的印象越来越坏,他和高太后的感情危机也越来越深。 赵煦的生母朱氏,开封人,出身于一个平民百姓之家,幼时遭遇十分坎坷。她的父亲姓崔名杰,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死去了,母亲李氏年纪尚轻,带着她改嫁到了一个叫作朱士安的人家,她也就改姓朱了。幼龄丧父已很不幸,而朱士安又不喜欢这个前窝的孩子,李氏没法,只好把她托付给一个姓任的亲戚家。熙宁初年,这个在苦水中泡大的少女被选入宫当上了神宗身边的御侍宫女,后来为神宗生了二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就是赵煦。母因子贵,她慢慢地由才人、婕妤进封为德妃,赵煦即位后,又被尊为皇太妃。朱氏虽然身为皇帝的生母,但自幼寄人篱下的孤苦生活所养成的温恭柔顺的性格,并没使她因此而骄矜自得,在婆婆高太后面前,她更是毕恭毕敬,极尽妇道。尽管如此,高太后仍不把出身卑贱的她放在眼里,有时甚至少不了训斥几声。元丰八年(1085)十月,朱氏护送神宗的灵柩前往巩县陵墓区安葬,途中驻于永安(今河南巩县西南),当时韩绛知河南府,亲往永安迎驾,朱氏走在后边,韩绛也去迎接。朱氏回到宫中,偶然在高太后面前提起此事,高太后竟勃然大怒:“韩某乃先朝老臣,你哪能受他的望尘之礼?!”吓得朱氏淌着眼泪连忙谢罪。亲生母亲遭到高太后的如此诃斥,传到赵煦耳朵里,他心里的滋味能好受吗? 赵煦原先的日常生活是由老宦官刘惟简等几个内侍照料的,即位后,高太后把刘惟简等人全调走,另外派给他了二十个宫嫔,这些宫女年纪都不小了,大多四、五十岁,小皇帝整天和这样一些老态龙钟的婆婆们待在一起,难免索然寡味,他很想找个年轻的女子陪伴自己,可又不敢直接向高太后表白,就秘密派人外出查访,说是宫中要找一个乳婢。不知怎地这件事竟在民间传开了,接着就有大臣呈上了谏章,礼部侍郎兼侍讲范祖禹上疏说:皇上年方14岁,不应当是亲近女色的时候,劝皇上进德爱身。又请求高太后保护好皇帝,言辞十分激烈。他在迩英阁讲经,讲到《尚书》“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时,反复念了好几遍,起身肃立说: “请陛下留意!”高太后临朝时虽一再作了解释,但说的话并不一致,她对范祖禹说此事属于外间虚传,对吕大防却说:“这不是官家的要求,乃是神宗的一二个小公主需要喂奶。官家常在我榻前阁内就寝,哪能有这种事发生?”但退朝之后,她就把侍候赵煦的宫女轮番叫去审问,赵煦见回来的宫女一个个都红肿着眼睛,象曾经哭过一样,吓得更不敢作声了。 过了两年,赵煦逐渐成长起来,高太后觉得这时该正式给他立个皇后了,就物色了百余名世家少女入宫备选。高太后起先看中了仁宗皇帝时战功卓著的大将狄青的孙女,门第显赫,年龄也合适,美中不足的是庶出过继来的,有人觉着狄氏不是嫡出,名分不正,高太后只好放下这头。另有眉州防御使兼马军都虞候孟元的孙女,端淑幽娴,高太后很喜欢她,还亲自教她女仪,连倒着走,侧着行都手把手地教。元祐七年(1092),赵煦年已17岁,孟氏年方16岁,高太后对大臣说: “孟家闺女能执妇礼,可以正位中宫。”命翰林起草制词,还因近世礼仪简略,命有司议定立后六礼。这一切全是高太后一手包办,赵煦是没有发言权的。 五月十六日,赵煦御文德殿册立孟氏为皇后。在高太后的安排下,大婚典礼盛况空前,只见卤簿仪仗导舆簇拥,百官宗室列班拜迎,笙乐喧天,钟鼓和鸣。赵煦新婚燕尔,不但没有喜气洋洋,反而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了不满意的神情,高太后看在眼里,虽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得贤内助,不是小事。”却又暗自叹息:“皇后贤淑,只恐福薄,将来国家有事,她怕是要担当其祸了。” 果然,新婚不久,皇帝和皇后不太融洽的关系就公开化了。当年十一月,赵煦前往南郊祭祀天地,苏轼担任卤簿使,车驾正要进入太庙,前边的路上突然出现了十余辆红伞青盖的牛车(宋时宫人乘坐牛车),不避仪仗挡住了去路,赵煦一行只好停了下来。苏轼派御营巡检使上去查问,看看是谁如此大胆无礼,原来是皇后和高太后的女儿韩魏国大长公主。苏轼对担任仪仗使的御史中丞李之纯说:“中丞的职责是讽谏肃政,此事不能不报告太皇太后。”李之纯怕得罪人,不敢言,苏轼就在车中草拟了一道奏疏,赵煦见皇后和大长公主居然不把他放在眼里,胆敢争道,很是气愤,连忙派人骑马把奏疏送给了高太后。第二天,还下诏整肃仪卫,凡皇帝出行,自皇后以下皆不得 “迎谒”。 高太后虽在垂帘之初表白说:“我性本好静,只因皇帝幼冲,权同听政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况且母后临朝也非国家盛事。”然而赵煦大婚之后已不算小了,高太后仍丝毫没有还政退位的意思。她的权力欲是如此的强烈,这就不能不和赵煦的自尊心形成尖锐的冲突。赵煦觉得自己既然是个皇帝就应该裁决天下大事,而当高太后和司马光等人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大废新法的时候,他却象个摆设一样完全抛在了一边,此后又接连被人冷落,连自己的生母都不免遭人欺辱,他的心情怎能舒畅,怎能不愤愤难平呢? 他决意要用沉默以示抗议。即位以后,他就很少讲话,年龄渐长,话却变得更少了。高太后有一次问他:“大臣们奏事的时候,你心里是如何想的,怎么连句话都不说?”赵煦答曰:“娘娘已处理过了,叫臣又说什么呢?”高太后及其大臣并非傻瓜,他们也看出了赵煦的不满,为防止他日后翻案,高太后等人一面加紧打击变法派,一面继续训导赵煦,向他灌输所谓祖宗之法。 蔡确被贬到安州 (今湖北安陆) 后,曾游车盖亭,写了几首诗,知汉阳军吴处厚与他有仇,就将其诗意滥加引申,说是讥讪高太后,高太后下令将蔡确安置新州 (今广东新兴),新州属于岭峤蛮荒之地,贬到这里乃宋朝最重的处罚,这一处置,就连吕大防、刘挚等人也觉着过分,范纯仁对吕大防说:“此路自丁晋公(谓)以后,荆棘六七十年了,一旦重开,我辈恐怕也免不了。”而高太后则坚持说: “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她还说:“皇上是先帝的长子,子继父业,理所应当,蔡确哪来的策立之功!假若蔡确以后东山再起,欺罔上下,岂不为朝廷祸害? 我怕皇上年少制御不了他,所以才如此行遣,全是为社稷着想。”凡是在此事上主持公道,替蔡确说情的,全被贬官。对赵煦的教育,元祐大臣一直抓得很紧,范祖禹曾要求高太后把天下之勤劳,万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每天都讲给赵煦听,使他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以便众说不能惑,小人不能进。吕大防还在迩英阁讲读时讲了一大通祖宗之法的妙处,说只要尽行祖宗之法就能致天下太平。但无论他们怎样做,怎样说,赵煦一直保持沉默,他准备在沉默中等待着亲政的那一天。 时间是最好的武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朝亲政 元祐八年(1093)九月,62岁的高太后撒却手中的权力归天去了。她临终之际,仍念念不忘地说:“先帝后悔变法,甚至流出了眼泪,此事官家应当深知。老身死后,必有很多调拨官家的,千万别听他们的。”十月,18岁的赵煦亲政,开始正式行施起他的皇权了。 这时,朝野内外都在观望着局势的变化,翰林学士范祖禹连上几道奏章,要求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疏上之后,赵煦连理都不理,却下了道诏令,恢复内侍乐士宣等人的职位,把先前伺候他的宦官梁从政、刘惟简提升为内省押班,苏轼谏道:“陛下刚刚亲政,中外贤良士大夫未曾进用一人,却首先推恩于内侍,外面议论起来都觉不当。”赵煦很不耐烦地说:“只因宫中缺人,想找几个使唤一下罢了,岂是要委以重任?”而礼部侍郎杨畏上疏说: “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希望能研究新法以成继述之道。”赵煦却立即召见了他,问他先朝旧臣谁可任用,杨畏举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各加褒美,还讲了神宗建立法度的本意,与王安石学术之美,请求召章惇为相。赵煦很是信从,当下就任命章惇为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夫,以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这些任命全是赵煦直接发布的,连常规程序都没经过。 元祐九年(1094)三月,集英殿上举行了三年一度的进士考试,策题是李清臣出的,大致问的是元祐更化之举为何产生了种种弊端,苏轼谏曰:“臣见策题极力诋毁近年来的政事,有恢复熙宁、元丰的意思。臣以为先帝法度中那些百世不可改的内容,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放弃,至于失当之处,何时没有?父作于前,子救于后,前后相济,这才是圣人所说的孝。汉武帝外攘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就行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搞得民不堪命,几乎酿成大乱。汉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才安定下来。陛下若轻易改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年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绍述先帝为借口,恐怕大势将去了!”赵煦勃然大怒,说: “怎能拿先帝和汉武帝相比呢?!”范纯仁说:“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词,苏轼拿他和先帝相比,不是谤讪。陛下亲政之始,进退大臣不应当象诃斥奴仆一样。”邓润甫说: “先帝法度被司马光、苏辙坏尽!”范纯仁说: “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赵煦说: “人们历来都把秦皇、汉武归为一类。”范纯仁说: “苏轼论的只是事与时罢了,不是指的人品。”赵煦的怒气这才稍稍缓和了一些,但仍把苏轼罢职,贬到汝州 (今河南临汝)。中书舍人吴安诗起草制词,称苏辙“风节天下所闻”,“原诚终是爱君”,赵煦很不高兴,命改撰别词,吴安诗也因此贬为起居舍人。结果,由原考官列为上等的支持元祐政治的考生全被降为下等,而把主张熙宁、元丰者擢居前列。 不久,赵煦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正式打出了继承神宗事业的旗号,从此 “绍述”之论大兴,国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十数日间,变法派分子接踵回到了朝廷,章惇被任命为宰相,曾布、蔡卞等也分任要职。褒崇王安石、追复蔡确官职,恢复元丰新法,重修《神宗实录》等诏令相继颁行。元祐大臣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其官职都被剥夺或追夺干净,以文彦博为首的三十余人被列为司马光的党羽贬罢出朝,吕大防、刘挚、刘安世等人被安置到了最荒僻的地区加以编管,范纯仁、苏轼、程颐等也受到严厉的责罚,高太后的亲信宦官梁惟简、张士良、陈衍等人也被编配到了远恶州军。 胸中郁积了九年之久的怨气终于得以伸张,赵煦志得意满。章惇曾把《新修敕令式》读给赵煦听,其中有元丰所缺而用《元祐敕令》补充的内容。赵煦问:“元祐亦有可取之处吗?”在他眼里,元祐时的用人、法度都是一无是处的,都是应彻底清除的,因此,在这次权力再分配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赵煦及其任用的章惇、蔡卞等人的报复情绪十分强烈。元祐初,因倡议“三年不改父道”而被赶到地方的张商英,这时也被召为右正言,他上言道: “愿陛下勿忘元祐时,章惇勿忘汝州时,安焘勿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勿忘河阳时。”鼓动赵煦、章惇等人记住元祐时的遭遇,坚决对元祐大臣实行专政。 有一次,赵煦和辅臣谈起元祐时的事情,说:“程颐妄自尊大,甚至想在延和殿讲书,令太母 (高太后) 亦来听讲。在经筵时也很是骄傲不逊,虽然已经放归田里,仍得加以编管。”于是就下令将程颐编管于涪州 (今四川涪陵)。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赠谥被剥夺后,章惇觉着还不过瘾,就请求挖开二人的坟墓,碎棺暴尸,尚书左丞许将说:“碎棺暴尸,恐怕不是盛德之事。” 赵煦才没同意这样做。 绍圣四年 (1097) 起,赵煦、章惇等人清算元祐大臣的活动达到高潮。当时蔡确的儿子少府监主簿蔡渭上奏说:“臣叔父蔡硕,早先曾在邢恕处见到过文及甫元祐时寄给邢恕的一封信,信中讲了当时奸臣大逆不道的事情。文及甫乃文彦博的爱子,必知当时奸状。”赵煦命令翰林学士承旨蔡京、权吏部侍郎安惇到同文馆追查此事。原来,文及甫和邢恕同任馆职,关系不错,刘挚曾弹劾过文及甫,又曾论其父文彦博不当任三省长官。文彦博致仕后,文及甫就被赶到了地方,他怀恨在心,给邢恕写信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又以粉昆当帮手,朋党错立,必欲以渺躬作为甘心快意之地,可为寒心。”文及甫曾对蔡硕解释说: 司马昭指刘挚,粉昆指韩忠彦,因俗称驸马都尉为粉侯,韩忠彦的弟弟韩嘉彦娶公主为妻,故韩忠彦就成了粉昆,渺躬是指文及甫自己,朋党错立说的是王岩叟、梁焘等人。文及甫被逮到同文馆后,被蔡京、安惇胁迫,他便妄自解释,除了司马昭仍指刘挚外,渺躬变成了赵煦,粉昆成了王岩叟、梁焘,说是王岩叟脸色粉白故曰粉,梁焘字况之,以况为兄,故曰昆。这样,刘挚等就变成了阴谋废黜赵煦的罪人! 蔡京、安惇罗织一通,报告说: 刘挚等人大逆不道,死有余辜,不治不足以谢天下。赵煦很吃惊,问:“元祐之人果真这样吗?”蔡京、安惇回答:“确有此心,只是谋反未付诸行动罢了。”这时刘挚、梁焘已死在贬所,赵煦就诏令将其子孙禁锢于岭南,免去王岩叟、朱光庭诸子的官职。 接着,章惇、蔡卞等又诬说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人勾结高太后的亲信宦官陈衍阴谋废立,并捕得内侍张士良,由蔡京、安惇严加刑讯,寻找征据。蔡京摆出鼎、镬、刀、锯等刑具,威胁道: “你说声有,就恢复你的官职,说无就用刑。”怎奈张士良抵死不认,蔡京、安惇只好奏称:“陈衍离间皇上和高太后的关系,排挤随龙内侍,以翦除皇上的腹心羽翼,罪在不赦,当正国法。”赵煦命将陈衍处死,张士良流放羁管。章惇、蔡卞又草拟诏书,请求追废高太后为庶人,赵煦正犹豫间,向太后听说此事,顾不上就寝,连夜找到赵煦说:“我每天都侍候宣仁太后,老天在上,哪里来的这种话?假若皇上执意这样做,日后还能有我吗?”赵煦自知理亏,当即将诏书烧掉。第二天,章惇、蔡卞仍坚请施行,赵煦勃然怒道:“你们不想让朕入英宗庙了吗?”说罢,扯过奏状撕成碎片,此事才算作罢。 当时免于清算的元祐大臣只有苏颂一人,原来,苏颂忠厚有德量,元祐年间担任执政时,见赵煦年幼,诸臣太不尊重他,就常说:“将来皇上长大,谁来担当这个过错?”其他大臣凡有奏事全取决于高太后,只有苏颂奏过高太后之后,必定再向赵煦禀报,偶而碰上赵煦有所宣谕,他总是提示大臣恭听。所以,当后来有人弹劾苏颂时,赵煦就说:“苏颂知君臣之义,不要轻易参论。” 废立皇后 赵煦和皇后孟氏的关系起初就不太融洽,后来赵煦另有所爱,与孟氏更见疏远了。赵煦宠爱的是一个姓刘的御侍宫女,此人姿色超群,明艳冠于后宫,而且能诗善文,才艺出众,整天在赵煦身边侍候起居,奉承备至,赵煦焉能不爱?刘氏遂得专房之宠,她的地位逐步提高,由美人升为婕妤。赵煦不但在后宫与她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就连外出也时常带在身边。绍圣二年(1095)九月,赵煦祭祀明堂,斋宫中的生活就由刘氏侍奉,祭祀结束后,赵煦又带她去大相国寺游玩,且用教坊奏乐,惹得汴京百姓群出观看。刘氏如此得宠,少不了有些趋炎附势的朝廷大臣前来拍马,蔡京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专门写了四首诗奉承她,内有 “三十六宫人第一,玉楼深处梦熊罴”之语,意思是既盛称刘氏的美貌,又祝愿她早为皇上生个龙子。宦官郝随也成了刘氏的心腹。刘氏恃宠成骄,神气起来,连皇后也放不进她的眼里去了。 绍圣三年(1096),孟皇后率众嫔妃朝拜景灵宫,礼毕,孟皇后就坐,其他嫔妃全恭恭敬敬地侍立周围,只有刘氏背朝大家远远地站在檐下。皇后阁中侍女陈迎儿见状不平,厉声喝道: “转过来!”刘氏连理都不理,众人很是生气。这年冬至,孟皇后率众到隆祐宫拜谒向太后,太后尚未升殿,大伙就在旁边等着,暂行就坐。当时社会等级森严,不同的等级连座位也不一样,皇后坐的是朱髹金饰的椅子,一般嫔妃只能坐普通的座位。刘氏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觉着很受委屈,杏脸之上立刻显出了不高兴的样子,她的随从知道主子的心思,就给她换了一张与皇后相同的椅子,众嫔妃再次不平起来。忽听有人传呼:“皇太后驾到!”孟皇后和大伙全都起立,刘氏也站了起来。哪知伫立片刻,并不见向太后出来,孟皇后等人只好又坐下,这时只听得 “扑通”一声,众人扭头一看,见刘氏已结结实实摔倒在地,粉脸绯红,云鬓歪斜,原来,早已有人把她不该坐的椅子撤到一边去了。刘氏心知被人耍弄,恼羞成怒,太后也顾不上见了,直接找到赵煦哭哭泣泣地诉说了一通。郝随安慰她说:“娘娘不必悲伤,只要能早给官家生个儿子,这座位不愁不是娘娘的。”赵煦除和孟皇后生育一女称作福庆公主外,一直未曾得子,所以郝随才这样说。 可巧,福庆公主这时又生起病来,孟皇后的姐姐颇懂医道,她给公主连用几药,均不见起色,着急之下便拿来了道士的治病符水,孟皇后吃惊地说:“姐姐不知道宫中禁严,与外面不同吗?”连忙命人收藏起来,等赵煦来后,孟氏向他详细解释了事情的原委,赵煦说: “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大惊小怪。”孟皇后当着赵煦的面把符子烧掉,只道不会有何后患,哪知宫中已纷纷传说有厌魅之端了。 不久,孟皇后的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尼姑法端与供奉官王坚为皇后祷祠,刘氏、郝随等人正千方百计找孟皇后的岔子,一闻此事,立刻添油加酣地报告了赵煦,赵煦不辨黑白,命内押班梁从政、勾当御药院苏珪到皇城司审察,在郝随指使下,他们逮捕了宦官、宫妾三十余人,严刑拷打,逼供罪状,有的被打断了肢骨,有的舌头都割断了,几经折腾,构成冤狱。赵煦命侍御史董遵逸覆录,董提审之时,只见罪人经过庭下,都气息奄奄,没有一个能说出话来的,他颇觉疑惑,秉笔难下。后来在郝随等人的虚言威胁下,董遵逸畏祸及身,只好将原案奏呈上去。 绍圣三年(1096)九月,赵煦降诏说:“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阴挟媚道。废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将孟氏打入冷宫。此诏一公布,马上就有臣僚上疏劝谏,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说:“所治之狱,不经过有司,虽说曾追验佐证,但事迹诡秘,朝廷之臣都不知道,百姓万民更惶惑不解了。臣以为自古推鞫狱讼,皆付于外度,从来没有宫禁自治、将是非高下之权交与阉宦之手的,陛下见到的只是白纸黑字的案牍罢了,岂知罪情之虚实?万一冤滥,必为天下后世所讥笑。请求陛下亲选在庭侍从或台谏官公正不阿之人,另行审察,以明实情。”后来董遵逸也说: “皇后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这是天不欲废之; 人为之流涕,这是人不欲废之。臣曾覆录狱事,恐怕将要得罪天下后世。”赵煦暴怒,欲加重贬,曾布说: “陛下本因宫禁重案出于宦官推治,所以才命遵逸录问,今若贬之,怎能取信于中外?”赵煦只得作罢,其实他心里也觉着如此神秘、轻率地废掉皇后毕竟难以服人,想起来很是懊悔,不由叹了一声: “章惇坏我名节!”原来孟氏之废还有政治原因,当时大臣力主绍述,对元祐就象斩草必除根一样,孟氏是宣仁高太后所立,又为高太后所厚爱,万一将来有预政临朝之时,则元祐大臣未必不卷土重来,正是出于这种目的,章惇等人才蓄意将她废掉。刘氏搞倒孟氏,得意至极,巴望着自己取而代之,正位中宫,章惇和内侍郝随、刘友端也一再请求另立刘氏,赵煦却生怕自示偏心,一错再错,不敢当即应允,便把皇后的位子虚悬着,几年未曾继立,刘氏只是晋封一级,升为贤妃而已。 元符二年(1099)八月,天遂人愿,刘氏果真为赵煦生了个宝贝儿子,取名曰茂,寓“人丁茂盛”之意,赵煦大喜过望,即在九月诏立刘氏为皇后,满以为这下该名正言顺了,不想又有臣僚抗疏谏阻,右正言邹浩说:“立皇后乃是为天下择母,怎能不慎重从事?而今所立乃刘贤妃,一时公议,莫不疑惑。当年郭皇后与尚美人争宠,仁宗既废皇后又斥美人,以示公正。再立皇后便不从嫔妃中选择,以求避嫌,此事足以为天下后世所效法。陛下废掉孟后,与郭后之事无异,然而孟氏之罪并未付外究查,是否因与贤妃争宠而致罪的呢? 人们都不清楚。在孟氏被废之时,天下谁都怀疑是贤妃之所为,等到宣读诏书说要别选贤女,又听说陛下慨叹以为国家不幸,人们这才释然不疑。现在居然要立刘氏,岂不上累圣德?臣见诏书所说,不过称其有子,还引永平(汉明帝的年号)、祥符(即大中祥符,宋真宗的年号) 之事作为依据。臣以为若说有子便可立为皇后,那么永平时马贵人并未有子,能为皇后是因她出身名门大族; 祥符刘德妃也没有废后之嫌,与今日事体大相径庭。去年冬天,刘贤妃从享景灵宫,当天就雷变甚异; 今日宣制之后,又霖雨飞雹,自奏告天地宗庙以来,阴霾不止,天意昭然。望能收回成命,停止册礼,别选贤族,按原先诏令施行。”赵煦召来邹浩说:“此事祖宗时也有过先例,哪里只有朕这样做?”邹浩说:“祖宗大德甚多,陛下不去遵行,却单单效法坏处,只怕少不了要遭后世谴责了。”赵煦变了脸色,但并未发火。第二天,章惇朝见,一个劲地斥责邹浩狂妄,赵煦也觉邹浩多嘴,确实可恶,就下令将他除名,羁管新州。尚书右丞黄履说了句:“邹浩犯颜纳忠,不应发配死地。”也被罢职,出知毫州 (今安徽毫县)。 月底,赵煦御文德殿册封皇后,百官仪仗班列于庭。是日,天气晴朗,秋日融融,喧天动地的鼓乐声中,忽听有人喊道: “今日之事,上当天心,下合人望!”众人见说话的原是御史中丞安惇,便七嘴八舌笑他奸佞。 赵煦既得龙子又将心爱之人册为皇后,自然要欢天喜地庆贺一番,岂料乐极生悲,好景不长,皇子赵茂出生才二个月就不幸生病夭折,赵煦遭此打击,悲痛万分,竟也生起病来,多方医治,均觉无效。元符三年 (1100) 正月初八,驾崩于福宁殿,终年25岁,在位15年。庙号哲宗,葬于永泰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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