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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宗赵曙简介资料

2019-09-12  庶民临风

  一、入继皇嗣

  嘉祐八年 (1063) 三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赵祯因病暴崩,皇后曹氏传下仁宗遗诏: 皇子赵曙嗣继皇帝位。

  赵曙,乳名十三,父亲允让,字益之,是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之子,先授官汝州防御使,累迁宁江军节度使,自景祐初任大宗正司大宗正事达二十余年,庆历年间封汝南郡王,死后追封濮王。母亲任氏,封仙游县君。赵曙于明道元年 (1032) 正月初三出生于京城宣平坊第。据说他诞生之傍晚,其父允让正在王邸凭几稍息,不觉渐入梦乡……,但见赤光盈空,隐约可见一青一黄两龙在空中腾云嬉戏,忽见黄龙停降下来,凝视着允让道:“我非尔所能有也。”允让闻听,惊诧醒来。正在此时,家人进屋报说,三夫人任氏生子。允让回味刚才所梦,觉为喜兆。由此对此子格外疼爱。

  仁宗景祐初年,保庆皇太后(真宗杨淑妃)见赵祯荒于酒色,体质尪羸,恐其绝嗣,便劝说赵祯,早选宗子养育宫中,以为继嗣。仁宗以为然,便以允让多子,选其年未龆龀的幼子十三抚养于皇后之所。

  十三入皇宫后,赐名宗实,授官左监门率府副率。明年,晋为右内率府率,迁左千牛卫大将军,左领军卫将军。宫中生活是极为优越的,活泼灵利的宗实又得仁宗皇后曹氏、美人苗氏尽心鞠养,也为仁宗皇帝所锺受,但年幼的宗实却时常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有时还吵着要回家。

  仁宗曹皇后因当时没有生育,便将其姐姐的幼女滔滔也同时养在宫中,并与仁宗商定,等滔滔将来长大,婚配给宗实。此后仁宗宠爱后宫张贵妃,疏远曹皇后,不仅滔滔被令送出宫,宗实也被仁宗决定送还本邸。宝元二年 (1039) 六月,年已8岁的宗实迁官右千牛卫大将军,被答应离开皇宫回家居住。尽管皇宫生活是优越的,但是宗实似乎没有特别的留恋,他欢天喜地的回到了想念已久的父母身边。

  此后,仁宗因多次生子不育,对出宫后的宗实时常怀念、询问,除对宗实加封官爵外,而且赏赐不绝,宗实在诸宗室中仍被特殊对待。嘉祐四年 (1059) 十一月,宗实的父亲允让病卒,仁宗亲临奠祭,罢朝五日,赠允让太尉、中书令,追封濮王,赐谥安懿。

  赵允让临死之前,曾把平生所积服玩分给诸子。宗实把自己所分得的一份全都转送给了父亲府中所使唤过的旧人,只留一条价值三十万钱的犀带托人代售,不料那人竟将犀带辗转丢失,不胜惶恐。而宗实却淡然恝置,未多责问。加之他恭俭好学,礼下师友,因此其孝德之名广为人闻。

  嘉祐六年 (1061) 八月以后,知谏院司马光、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知江州吕诲等人,再相继书上仁宗,乞早定皇嗣。尤其是司马光和吕诲,连章固请,语极剀切。仁宗于是召见宰相韩琦等大臣,谕意立宗实为嗣,得韩琦等赞成。君臣议定将退,韩琦因耳闻朝臣中对立宗实有异议,便仍不放心地复奏仁宗说:“此事至大,陛下今夜再细想一下,臣等来日取旨。”第二天,仁宗在垂拱殿召见韩琦等人说:“昨议之事,朕已决定无疑了。卿等可为宗实议授官职。”

  此时,宗实正为父服丧,被夺情起复,由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擢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宗实的父亲因一直任大宗正寺长官,对诸子要求也格外严格,宗实自幼便养成了循规蹈距、笃孝自任、唯读书是好的秉性。知宗正寺的诏命发布后,宗实连上四表,固辞不拜,乞求终丧。仁宗以此召问韩琦。韩琦回答说:“陛下既知其贤而择选之,今宗实固辞不拜,正是其器识远大,所以为贤。依臣愚见,不如令其终丧为是。”仁宗这才答应了宗实的请求。

  这时,围绕着皇嗣的人选,宋朝皇族内部也进行着紧锣密鼓地争夺。宗实虽被仁宗所属意,但宗室中有资格与宗实一样继承帝嗣的还大有人在。允让死后,允让的胞兄允宁之子宗谔,即以本宫之长,进封为沂州防御使、虢国公。太祖重孙、右卫大将军、蕲州防御使、安国公从古则因仁宗数称其有贤行,被任命为同判大宗正事。宗实的胞兄宗祐也众推其贤。尽管他们本人未必有觊觎帝位之心,但当时仁宗后宫诸嫔妃、侍宦却各自为攀结依恃在活动,所以还是不免有风言风语在流传,使名位未正的宗实不得不顾虑提防。嘉祐七年 (1062) 秋,宗实居庐守制,终丧期满,仍辞职不就,数次缴还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的告敕,以避人耳目。

  对此,右正言王陶面奏仁宗,认为知宗正寺仅是一般差遣名目,不足以安宗实疑虑之心,平朝廷内外奸雄非分之念。宰相韩琦等人也主张: “宗实知宗正寺之命既已发布,则外人皆知其必为皇子了,今不若即正其名。”仁宗遂面谕枢密使张昪,令起草诏令。嘉祐七年八月初五,诏命发布,宗实被正式立为皇子。仁宗还悉召宗室入宫,明确宣布立皇子之意,然后遣官祭告天地、宗庙与诸陵。

  深有疑虑之心的宗实,诏下之后,仍连上数章,称疾固辞,坚不入宫。宗实的心腹谋士周孟阳问宗实坚卧不起,究竟顾虑什么?宗实回答说: “非敢邀福,实为避祸。”周孟阳向他解释说:“事既已如此,若固辞不拜,万一有人在皇帝面前拨弄是非,难道还能燕安无患吗?”宗实听到这里,马上从床上坐起来说: “幸亏周记室指教,我没有考虑到这些。”这时,仁宗也正与宰相韩琦等人议论,欲下旨敦促宗实入宫。

  八月二十七日,仁宗命同判大宗正事赵从古、赵宗谔等人,携带皇子袭衣、金带、银绢等,谕召宗实进宫。并嘱从古,若宗实仍称疾坚拒,抬也要把他抬进来。至此,宗实不敢再执意抗拒,遂携带仆人、几厨书籍,与从古、宗谔一起入宫,拜见了仁宗。临离家时,还嘱咐家人说: “谨守我舍,待皇上有嫡嗣,我就马上回来。”

  宗实进宫后,进阶齐州防御使,封钜鹿公。仁宗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宗实,正是自己与曹皇后在后苑“迎曙亭”游玩之时,因复赐宗实名 “曙”。自此以后,赵曙每日一朝,或入侍禁中。尤以远声色洁身自好,仍把精研经史之籍、讲求古今之学作为最大的娱乐。

  嘉祐八年(1063)二月初,仁宗旧病复发,日渐沉重,三月二十九日夜崩于福宁殿。仁宗曹皇后命坚闭宫门,禁止任何人出入。俟至黎明,派人急传两府大臣入宫,随后召赵曙,以仁宗晏驾,使嗣君位相告。赵曙闻听,惊恐中连声说道:“我不敢为!我不敢为!”返身就往殿外跑。宰相韩琦等人急忙上前挽留,连拉带拽,将他拖回,好言相劝,为他解发戴冠,披上御衣,然后召百官至殿前听旨,命翰林学士王珪起草遗制。当天下午,群臣百官齐集福宁殿前,由韩琦宣布仁宗遗制,赵曙正式登基即皇帝位。

  二、风波迭起

  赵曙即位后,接连发生了与仁宗曹皇后不合、尊礼生父允让的风波。

  嘉祐八年(1063)四月初一,赵曙登基接受百官朝贺后,便要循行古制,亮阴三年,决定由韩琦摄政。诸大臣和曹皇后都认为,古今异宜,不应死守古制,极力反对。赵曙虽心中不乐,也只好作罢。群臣又表请赵曙御前殿听政,赵曙又执意不肯。四月初四傍晚,赵曙即因过度的紧张和心中的忧郁,遽得疾病。初则昏迷不醒,继则语言错乱,行动乖常。韩琦急召已谪降编管的御医宋安道等人,复入宫侍疾。第二天,又由韩琦力请,尊曹皇后为皇太后,权同处分军政大事。曹太后见赵曙病重不能决政,遂同意暂权垂帘听政。

  仁宗大敛之日,赵曙病情恶化,号呼狂走,不能成礼。幸有韩琦等人拥抱扶持,才草草毕礼。自此以后,赵曙久病不愈,便权居柔仪殿东阁西室,服药治病。曹太后独居内东门小殿,垂帘决政。曹太后出身贵勋之家,祖父曹彬是宋初大臣,仁宗明道初年被聘入宫,立为皇后,赵曙4岁入宫后,曾尽心拊鞠。又为人慈俭,涉猎经史,写得一手绝妙帛书,在朝廷中威望颇高。自听政以后,日阅内外臣僚奏章,能一一记其纲要。大臣奏事,多援经史故事以决断。有疑而未决者,则令诸臣复议再定。因此,尽管赵曙久病不朝,赖太后辅佐,中外歙然。

  但赵曙患病以后,喜怒不定,举措失常,对身边左右之人,稍不如意,则加斥责,甚至杖挞相加,人人自畏。有的受虐不平,便诉告于太后面前。尤其是宦官入内都知任守忠,久居内宫,势动中外,还在赵曙未立皇子之时,就在仁宗面前拨弄是非,阻挠赵曙之立,欲拥立昏弱,谋摄内权,曾使仁宗长时间对皇嗣人选,迟疑不决,甚至一度动摇了立赵曙之念。赵曙既立,任守忠阴谋未逞,不免由失望生怨恨,此时便借赵曙生病之机,心怀鬼胎、千方百计的在曹太后面前行离间之说,荫有废立之意。随后却在赵曙面前,极言太后之失,谗构两宫不和,从中渔利。

  曹太后尽管为人明达,但禁不住耳边风言风语越来越多。加之赵曙病后,言语举措往往失常,多触忤太后,翰林学士王珪还面奏赵曙,乞罢太后权同听政,使曹太后渐生猜贰之心,对赵曙产生不满,最后竟不能堪忍。嘉祐八年十一月,韩琦在永昭陵正主持仁宗葬事,曹太后就派腹心内侍送给韩琦一封信,信中列举了赵曙近期所写的歌词和在宫中的乖常之事。韩琦看完来信后,当着来人将书信烧毁,然后急忙返回京城,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面见太后。曹太后竟在韩琦诸大臣面前痛哭流涕,诉说赵曙的不是之处,表示已无法容忍,要韩琦作主议决。韩琦等好言相劝,并以利害谏言,太后怨恨之意才稍解。

  赵曙从被召进皇宫,到立为皇子、继承帝位,一直深具忧恐疑虑之心,左右内侍的谗言更使他的疑心加重,加上疾患未瘳,越发不能控制自己。他感觉到了太后对自己的不满,反过来他对太后垂帘听政,也逐渐产生怨念,甚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使他感到刺激。因他得病后不愿服药,宰相韩琦和太后常同进宫,亲执药杯劝药。有一次,他拒绝喝药,药水泼出,污染了韩琦的衣服。曹太后见状,令人拿来衣服让韩琦更换,韩琦辞让未换。这件事就使赵曙极为反感,使他觉得,太后在收买人心,对付自己,所以当他的病稍愈以后,诸大臣反复上表请临朝听政,他则一直坚卧不出。后来勉强间日一次出御紫宸殿,接见众臣,但对诸臣所奏政事,则多默然不置可否,仍要由大臣奏覆太后裁决。

  两宫的不和,使在朝诸臣忧恐不安,京城内外也多有谣言流传。知谏院司马光、吕诲等人数次上书太后和赵曙,开陈大义,言辞恳切。随后翰林侍讲学士刘敞等人又借进讲之机,以古喻今,以讽为谏,开导赵曙。韩琦也以 “孝道”相劝,使赵曙逐渐有所感悟。

  第二年 (1064) 正月,改元治平。赵曙始昏定晨省,奉事太后。四月,又亲率百官祈雨于相国寺、天清寺和醴泉观,朝迁内外的种种猜测和谣传,才渐为平息。为彻底消除赵曙的疑忌之心,和睦两宫关系,韩琦又向赵曙提出,欲请太后撤帘还政。赵曙仍顾忌太后的面子,不予准许。韩琦则决计出面为赵曙解难。

  五月十三日这天,韩琦选取十余件军国要事,禀奏赵曙裁决,赵曙伏案挥笔,顷刻处分完毕。韩琦然后去见曹太后,条奏赵曙所裁决的十余事,请太后覆阅,每事都得太后亲口称善。等奏事完毕,韩琦又向太后提出告老求退之意。太后说:“当今朝政,不可一日缺相公,相公怎么能求退。吾已年老,理应闲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等老身先退了再说吧。”趁此,韩琦列举了一些前代称贤的母后,然后话锋一转,说: “今太后若能撤帘还政,诸贤后所不及。”接着又补了一句说: “台谏前日也有章疏乞求太后还政,不知太后何日撤帘?”太后闻听韩琦之言,身不由己地突然站起。韩琦遂高声命令左右人说:“太后已令撤帘,何不赶快遵行。”随即走出仪鸾司内侍,把帘帷撤下,太后匆匆进入后宫。从此,赵曙开始每天在前后殿独决政事。为照顾太后的心情,仍下诏: “今后皇太后的命令称“圣旨”,出入仪卫按真宗刘皇后时的规格,太皇所须物品,有司见太后的圣旨后,即时供应。曹太后所居的宫殿也命名为慈寿宫。

 然而曹太后撤帘还政以后,两宫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除。太后虽然撤帘,不再预政,但还有皇帝的符玺印宝留在后宫。对仁宗的几位女儿,赵曙则令搬出所居,以为己女之所。他的几位皇子、公主,先后数次加恩进爵,而对仁宗的几位女儿则未加恩煦。朝廷内外对此不免有所议论,曹太后也觉寒心,悒怏成疾。尤其是谗构两宫不和的任守忠等人,仍得任用,为诸大臣所不能容忍。

  治平元年(1064)八月,知谏院司马光和吕诲率先上章,弹劾内侍任守忠离间两宫,擅取库宝,为国之大贼,民之巨蠹。继之,司马光更列其十大罪状,乞斩之于都市,明示四方。赵曙采纳光、诲所言,欲责任守忠之罪。在未及议贬之时,宰相韩琦恐夜长梦多,遂在政事堂与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等执政大臣,共同签发一道空头敕令,即日将任守忠黜放蕲州(今湖北蕲春)。又把其余党史昭锡等一律斥出,贬黜流放。此后,司马光等再上疏劝谏赵曙恩遇太后。赵曙遂借进问太后起居之机,自陈病时昏乱,得罪慈躬,请求宽宥。自此两宫的恩怨才逐渐消溶。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赵曙即位以后,韩琦等人曾提出尊礼赵曙的生身父母,只是因为赵曙生病、两宫不和,此事才被搁置不提。治平元年五月,韩琦重提旧事。次年四月,赵曙即令礼官及诸大臣合议崇奉典礼以闻。但对这一敏感议题,朝臣们都相顾不敢先言。独司马光奋笔立议,以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私亲”,尊无二上,主张尊濮王允让及其夫人高官大国。但他没有明确提出应尊何高官大国,于是赵曙令复议。翰林学士王珪等人便在支持司马光意见的同时,提出:“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有的则提出尊称皇伯考。参知政事欧阳修认为,称皇伯或皇伯考,不伦不类,且于典礼未见明据,主张应尊称濮王为皇考。赵曙再令三省 (中书、尚书和门下)及御史台议奏。当时台谏官多主司马光、王珪之说,但宰辅韩琦、欧阳修又极力反对,一时众论纷然,互相辩难。赵曙对此事也无主见,莫衷一是。曹太后这时也出手诏,诘责韩琦徒启纷呶。赵曙恐事情闹僵,反为不美,急下诏说:“如闻集议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以闻。”

  不久,判太常寺范镇具列 《仪礼》及汉儒议论为根据,提出 “凡称帝、称皇、称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韩琦闻其言,召责范镇,但范镇拒不认错。台谏官如御史中丞贾黯、侍御史知杂事吕诲等人,便再纷纷上疏,乞早从王珪所议。韩琦愠怒,欲杜塞言路,便暗奏赵曙,罢同知谏院蔡抗谏职,又贬贾黯出知陈州 (今河南淮阳),接着贬范镇为外官。

  赵曙和韩琦的这一作法,立刻激起台谏官的更大不满。吕诲上书弹劾韩琦,以其“自恃勋劳,日益专恣,广布朋党,隳紊法度,壅塞言路,意在专政”,要求罢其相职,贬黜于外。继之,又与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疏弹劾参知政事欧阳修,认为他“首开邪议,希意邀宠,妾引经据,违礼乱法”,“拒塞正论,挟邪罔上,心实不忠”,要求正其罪名。参政曾公亮、赵概也同时遭到弹劾。

  面对台谏官的激烈弹劾,韩琦、欧阳修面见赵曙自辩。赵曙此时正信用韩、欧诸人,自然不能加罪,但也不能不顾忌台谏舆论。赵曙在考虑如何平息谏官们的愤怒。

  治平三年 (1066) 正月二十一日,外廷忽然传言,说濮王已议定称皇。接着,慈寿宫送出太后手书,说: “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帝,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赵曙随后下诏,一面说遵行太后圣旨,一面谦让不受尊号,只称濮王及诸夫人为亲,并令以濮王及诸夫人坟茔为园,即园立庙,以奉祠事。令其兄宗朴为濮国公,主奉濮王祀事。尊崇濮王之礼因此而定。

  诏命既下,台谏官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再上书论辩,并缴纳御史告敕,辞职家居,以示抗议。龙图阁侍讲司马光、判太常吕公著也复上书论称亲之礼为非。见众论哗然,赵曙一边诏谕吕诲等赵院供职,一边召韩琦等商议对策。韩琦、欧阳修这时却以强硬的态度提出:“臣等忠邪,陛下所知。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赵曙胸中自有成见,他默然思索了一会,然后对韩琦等大臣说: “卿等先退下,朕自有道理。”

  不久,黜令即下,吕诲贬知蕲州,范纯仁贬安州通判,吕大防贬知休宁县,傅尧俞贬知和州,赵鼎贬为淄州通判,赵瞻贬为汾州通判。司马光、吕公著也上书请与俱贬,吕公著遂补知蔡州。惟有司马光未遭斥责,且得到赵曙支持,续编他的巨著《历代君臣事迹》,最后成《资治通鉴》一书。随后,赵曙诏令罢议崇奉濮王典礼。复以尊崇濮安懿王、贬黜台谏之本意谕告中外。一场涉及面广的大争论至此结束。

  三、大志难酬

  在尊崇濮王的争论中,赵曙不惜牺牲台谏官,来保全韩琦、欧阳修等大臣,表现了赵曙对韩、欧诸人的极大信任与重用。韩、欧等人因此更感恩图报,尽职尽责,辅佐赵曙。

  在诸宰辅中,韩琦威望最高。还在仁宗朝,他就因与范仲淹共同抗击西夏,又一起变法革新,被时人称为“韩范”。仁宗晚年,又与富弼共掌枢府,决大策,安社稷,号为贤相,又被人称为 “韩富”,后来富弼以母忧去位。赵曙即位后,特起复富弼为枢密使。他如亚相曾公亮,娴于法令。参知政事欧阳修,长于文学。参政赵概,巧于谏诤。枢密使张昪,通于治术。赵曙虽长时间病不视朝,又与曹太后长期不和,赖以上诸大臣辅佐,政得以安。他病瘳以后,雄心勃勃,力谋天下大治,改元治平。

  治平元年(1064)五月,赵曙向诸大臣征求施政意见,问道:“先朝以来,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富弼鉴于仁宗庆历改革失败的教训,建议采取稳妥步骤,逐渐厘革。他欲以“宽治”为本,枢密副使吴奎即建奏说:“古来圣人治国固以为宽,但不可宽无节制。”他向端明殿学士张方平询问 “治道”之要,张方平对以 “简、易、诚、明” 四字,他大以为然,特擢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旨。他还与诸大臣一起探讨唐开元之治和发生安史之乱的经验教训。他问道: “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又何以至此?”富弼应对说:“明皇初平内乱,励精求治,委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致祸乱。人主惟在择贤而用,决不可让奸人当国事。”韩琦也提出了以进退贤愚为先务的施政方针。赵曙一一听纳。

  治平元年闰五月,赵曙起用在仁宗朝就因勇于谏诤,不避权贵而获直声的唐介为御史中丞,以示虚怀纳谏。又以御史知杂事龚鼎臣任谏职少有建白,贬其为外官。工部侍郎吕公弼在仁宗朝曾权任三司使,有一次仁宗赐宗室诸王马匹,吕公弼受命主持此事。因赵曙所得赐马不好,派家人去求吕公弼更换,吕公弼秉公办事,不予更换。赵曙由此知此人鲠直。治平二年(1065)二月,特擢吕公弼为三司使,寻迁枢密副使。同年七月,富弼以疾辞政,赵曙起用了先朝大臣文彦博为枢密使。同时起用了王安石等新派人物。

  正当赵曙力谋宏图,致力于天下治平的时候,西夏却加紧了对宋朝的入侵,使赵曙不得不再谋国防,抵抗入侵。

  嘉祐八年 (1063) 仁宗死后,夏毅宗谅祚遣使来宋吊慰,始改赵姓为李,显然是在对宋示威。赵曙回书诘责谅祚,令守旧约。继之,谅祚复派使臣吴宗入贺赵曙即位,在礼仪上,吴宗与宋方引伴使高宜发生争吵。赵曙再回书责谅祚妄启事端。不料谅祚却以此为借口,发兵七万,侵掠泾原、秦风两路诸州 (今甘肃、宁夏、陕西交界地区),驱掳熟户,劫杀宋边寨弓箭手,掠去牲畜数以万计。

  对西夏的入侵,赵曙先是仅遣使诘问,以后才采纳韩琦的建议,籍刺陕西之民为义勇军十五万人,以为守边。又任命欧阳修举荐的前任环庆路将领高沔为河中府知府,担负御夏之责。从此赵曙便以为可高枕无忧了。司马光上书请朝廷深谋远虑,广采御敌之策,精选备将领以御侵侮的建议也未被引起重视。此后西夏不断发动小规模入侵,西界边臣请求朝廷增兵,部署反击。赵曙则认为边兵已为数不少,仍不以边患为忧。

  治平三年(1066)九月,夏再次发动对宋朝的大规模入侵。谅祚亲自率大军东下,围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入侵柔远寨(今甘肃华池),烧毁沿边村寨。赵曙闻报,急召两府大臣,询问退敌之策。宰相韩琦提出,停其“岁赐”,遣使责问。赵曙采纳了这一建议。谅祚这时率军攻大顺城不下,身中流矢,恐久战损耗过大,又担心宋朝果真停止“岁赐”,自己得不偿失,于是在宋朝边地大肆掳掠,抢得大批粮食、牲畜而退。然后派人向赵曙上表说: “受赐累朝,不敢渝盟”,此次兵争,不过是边吏擅启事端。赵曙也顺水推舟,回书谕令谅祚 “今后严戒边上酋长,各守封疆,不得点集人马,辄相侵犯”云云。赵曙软弱的对外政策,为他的子孙留下了更大的隐患。

  外侮未除,内忧踵至。从仁宗朝以来,内外因循、惰职贪官习以为常,渐形成冗官局面。赵曙虽欲力革积弊,但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相反,达官贵戚奏荐恩泽,日无所止,更出现一官之阙,三人竟逐的情形。加之抵御西夏,增置军额,岁费益多,仁宗朝以来的冗兵冗费局面不仅没有改观,反而也日渐加重。特别是从治平初年,为修治黄河,所役河夫数众,耽误农时农种,已引起沿河诸路人民的强烈不满。又大兴土木,重修京城内宫殿阁门,建造皇子宫,规模侈大,务极壮丽,致使徭役频仍,搜刮愈重,人民嗟怨,变乱丛生。赵曙对当时皇亲国戚的奢侈靡烂也感气愤,曾欲惩治,但在贵族豪强势力的反对下,却毫无措置之举。

  外困内忧,使赵曙不堪应付,治平三年十月,旧病复发,卧床不起,日渐沉重。中外群臣以国祚为忧,先后有人上书请立皇太子。赵曙有三个儿子,他即位之初,封长子仲鍼为安州观察使、 光国公, 封次子仲纠为和州防御使、 乐安郡公, 封幼子仲恪为博州防御使、大宁郡公。寻赐仲鍼名顼,进淮阳郡王。赐仲纠名颢,进祁国公。赐仲恪为頵,进鄠国公。治平元年,再对诸子加官进爵,赵顼进为颍王。自赵曙病后,赵顼作为继嗣人选,已为韩琦诸大臣所属意,但赵颢、赵頵也是帝位的有力竞争者。赵曙出于对自己生病的忌讳和认为自己年纪还不大,对大臣奏立皇太子极为反感。一天,宰相韩琦看望赵曙退下,赵顼送韩琦等至门外,满怀忧虑地问韩琦怎么办。韩琦低声嘱咐赵顼说:“愿大王尽心服侍皇上,朝夕莫离左右。”赵顼恍然而悟,点头应允。

  到治平三年十二月,赵曙的病更加严重。从他得病之日起,使失去说话能力,凡军政大事需他裁决,都是用笔书写在纸上。十一月二十一日,韩琦率大臣入问起居,见赵曙面容憔悴,虽凭几危坐,已是困惫难支,于是进奏说:“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恐,宜早立皇太子,藉安众心。”赵曙尚未有所表示,韩琦已把笔纸递了过去。赵曙无可奈何地点了一下头。韩琦又说: “既然陛下圣意已决,请早下手诏,指日行立储礼。”赵曙于是接过纸笔,用颤抖的手,在纸上歪扭地写下了“立大王为皇太子”几个字。韩琦见状,再进奏说: “陛下是欲立颍王了,还请陛下写明白。”赵曙便再写“颍王顼”三字于后。韩琦随即召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草拟诏制,然后一班人退下。望着韩琦等人退去的背影,不知是叹己,还是怜子,赵曙不觉泫然泪落。

  治平四年 (1067) 正月初一元旦,韩琦率诸臣进宫恭上尊号,又入福宁殿朝贺。但赵曙并未露面。群臣只对着威严的帝王御座,舞蹈一番,依次退出。

  正月初八,宫中传出讣音,赵曙已升遐了,年仅36岁,在位不满4年。当年八月,葬于永厚陵 (在今河南巩县境),谥曰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庙号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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