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兼士先生（1887—1947） 兼士先生说：“自来中国学者最喜欢盲从古人，或囿于一家之成说，这是学问不宜进步的一大阻力，医治这个毛病，在于抱定超然独立之精神，平心静气的来平等观察各家学说，而究其异同变迁之所以然。'  早期北京大学红楼  辛亥革命后，沈兼士先生终生从事教育，是我国近现代杰出的语言学家和卓越的教育家。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治学严谨，自成一家；坚贞爱国，爱生如子。从不为利禄所动，念念以培育人才，推进学术发展为己任。“沈兼士先生是一位坦白、刚直、厚道、热情而又富于正义感、爱国心的人，能急人之所急，提掖后进不遗余力，受他教育的莫不以恩师呼之，在学术上有开风气之先的魄力，又有高人一筹的治学方法和才能。”这是北大、北师大已故著名教授周祖谟、葛信益等沈兼士先生的弟子对他的一致评价。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沈兼士先生以“饿死也不为侵略者服务”的气节，严词拒绝敌伪所有聘任，甘守清贫，并秘密组织“炎社”(后改为“华北文教协会”)，号召忠贞之士，对抗敌伪。为避日伪搜捕，秘赴后方，辗转于西安重庆，接运流亡青年，辅导升学就业，不求名位，殚精竭虑。虽贫病交加，仍以“礼乐非吾好，干戈未定时”的诗句，拒绝出任国民党礼乐馆馆长。抗战胜利后，任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负责接收北大、清华等平津文教机关。为民族振兴，极力主张工业救国，奔走筹建国立北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为新中国培育了大批工业人才。 在重庆时期，沈兼士先生蓄须明志（意谓沦陷区不光复不剃须）。照片即沈兼士与其兄沈尹默在重庆的合影。  沈兼士的治学思想 沈兼士先生为学的根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其一是不专信为本，而重实证，其二是今古相参验，综合比较。其方术，则纵横兼顾。纵即探本溯源，横即取资现代。因此，他在史学上提倡考古，建立考古学，取古物以考证古史；同时又从事近代档案的整理工作，建立历史档案学，并提倡考察各地风俗，建立民俗学，以补正书籍之不备。在语言学上，他提出要探求语源，做语根的研究，建立语源学；同时又主张调查现代方言，建立方言学。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一种新的观点，新的精神，旧有的学术在原来的基础上也增加了新的活力，开始出现新的进展。 摘自周祖谟文《沈兼士先生与近代学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