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牛街礼拜寺里珍藏着一道康熙圣旨，说到这道圣旨还有一个故事。康熙三十三年（1694）六月，正值伊斯兰教历的斋月。穆斯林斋月期间晚上要到清真寺做“特拉威哈”（斋月特殊的礼拜），所以，傍晚后牛街礼拜寺进进出出的人很多，礼拜寺前熙熙攘攘，非常热闹。清廷南城李御史见状密奏康熙皇帝：牛街回教徒“夜聚明散，图谋造反”。康熙是一位知识渊博、治世谨慎、重视实地调查的皇帝，又因他的英语和几何教师信仰基督，所以比较了解基督教、 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习俗。康熙看到李御史的密奏后，立即召见大臣商讨。与康熙并称为“清初三熙”的军机大臣牛熙和大学士王熙二人家住牛街附近，他们对回民的生活习俗比较了解，指出回民在斋月“夜聚明散”，只是按照教义规定完 成斋月的宗教功课，并不是要造反，回民年年如此，何谈造反之有。为查虚实， 康熙帝携另外“二熙”穿上回民服装，戴上白帽，乘着风清月高，亲自来到牛街礼拜寺私访。 来到牛街礼拜寺后，康熙皇帝等三人随着众人进入礼拜寺大殿，见众人席地而坐，正在听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演讲，仔细听长者演讲的内容，无非是谨遵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认主独一，履行穆斯林的五功（念、礼、斋、 课、朝），效法穆罕默德圣人，宽容忍让，孝敬父母，善待家眷，和睦邻里等内容，再看殿内众穆斯林个个专注聆听，面目平和友善，无造反之相。 回到皇宫后，康熙皇帝马上查阅伊斯兰教相关著作，自始至终没有发现有煽动造反的内容，相反，所载内容都是一些认主劝善、爱教爱国的内容。第二天早朝，康熙帝便宣李御史及大臣们上殿，将昨夜在牛街礼拜寺微服私访的所见所闻及回教的有关教义详细告知李御史及大臣们，斥责李御史偏执、无知、狭隘、浮躁，险些挑起矛盾，造成大祸，危及江山社稷，遂将李御史革职查办，并告诫满汉大臣不得对回教活动妄自猜测，妄称造反，更不容许挟嫌报复。为了缓解清初较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维护大清江山社稷的稳定，康熙皇帝马上颁发 了一道圣旨，派人送到牛街礼拜寺。圣旨内容如下： 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圣谕 朕评汉回古今之大典，自始之宏道也，七十二门修仙成佛诱真归邪，不法之 异端种种生焉，已往不咎，再违反者斩，汉诸臣官分职时，享君禄按日朝参，而 回逐日五时朝主拜圣，并无食朕俸亦知报本，而汉不及于回也，通晓各省，如官民因小不忿，借端虚报回教谋反者，职司官先斩后 奏，天下回民各守清真，不可违命勿负朕恩，有爱道 之意也。钦此钦遵。 此后几年，康熙皇帝还为牛街礼拜寺赐予半幅銮驾；斥资修建礼拜寺大殿抱厦；敕赐大铜锅；御笔题写“敕赐礼拜寺”五字匾额；题写“达天俊路”匾。 而今，康熙圣旨、抱厦、大铜锅三件文物保存完好， 其他的御赐已失散了。据说，“半幅銮驾”在辛亥革命时被毁。 康熙皇帝对牛街礼拜寺的特赐意义非常深远，它奠定和影响了清政府前期一百多年对伊斯兰教及其他宗教宽容政策的基础和形势。清朝对伊斯兰教的政策和态度，是随着其对中国的统治程度和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而变化的。清朝从清军入关到乾隆中期的一百多年里，由于入主中原不久，皇室根基不稳，再加上康熙皇帝又是一位博纳各种思想和知识的君主，为 稳固江山基业，对汉、藏、蒙等绝大多数民族信奉 的佛、儒、道大加推崇，对伊斯兰教虽没有加以取缔和禁止，但基本是釆取利用和容其自然发展的策略。为了加强对内陆和新疆各族穆斯林的控制，清朝统治者釆取了安抚利用的手段，如康熙皇帝曾对广西总兵、穆斯林官员马雄父子恩宠有加，加官晋爵；对投附清朝的哈密阿奇木伯克穆罕默提夏和加的儿子额贝都拉授予一等扎萨克，编入旗队。这就是哈密王的由来。 长期以来，由于伊斯兰教和汉儒文化缺乏交流和沟通，在满汉等民族的士大 夫中普遍存在鄙视伊斯兰教和“回教徒”的状况，而康熙和雍正皇帝作为清初的最高统治者，从维护江山社稷稳固的目的出发，釆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满汉 士大夫中鄙视伊斯兰教的势头也得到适当的遏制。因此才使得伊斯兰教在清初得 以发展，出现了清真寺教育——经堂教育和“以儒释经”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 但到了清中期，经过康雍乾盛世，清朝国家统一，边疆稳固，国力大增，清政府已经牢牢控制了中华大地，再加上乾隆皇帝是一个保守自满的君主，他自称“十全老人”，闭关锁国的政策即从他而起，正因为他的保守自满，为清王朝的 衰退埋下了隐患。从乾隆四十六年苏四十三起义开始，乾隆皇帝对伊斯兰教釆取了残酷镇压的政策，此后伊斯兰教和“回教徒”的地位每况愈下，鄙视伊斯兰 教和“回教徒”的现象开始在各阶层中抬头和蔓延，至咸丰、慈禧时期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正如陈垣先生所说：“清代对伊斯兰教是至虐的，就是在比较 宽容的前期，也只不过是允许其存在而未宣布为非法而已，其地位根本无法与儒佛道相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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