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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州出土“銎内啄戈”初探

2019-09-13  钰鉴咖

        1980年11月,辽宁省盖县(今盖州市)九垄地乡南窑村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处青铜时代墓地。(见地理位置图)营口市博物馆闻讯后到现场进行了清理发掘,共发掘墓葬7座,墓的四壁为小薄石板砌就,墓底铺石板。出土陶器有刺点纹细颈瓶和素面直筒罐。另在群众手中收集到该墓地出土的镐形青铜器。(照片)该器物通长20.5厘米,宽6.5厘米。銎呈椭圆形,铸于距内6厘米处,出土时銎部断裂,銎的内径长约2厘米,宽约1.3厘米。援部窄而厚,呈锥状,尖端圆钝(原始记录称尖端锋利)。内呈长方形的方柱体,尾端平厚,如锤头状,边缘略向外展,似有砸击痕迹。(图1)该器物形制特异,十分罕见,在营口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因当时的考古报道中未见有可资定名和断代的标准器物,故暂称之为“鹤嘴镐”,年代为青铜时代,对其用途推测为“一种生产工具,但不排除当兵器的可能性。”   [1]2001年7月,辽宁省文物鉴定专家组来营进行馆藏文物定级,将此器物定名为“商周青铜銎内啄”,级别为二级。

        “銎内啄”,即“銎内啄戈”, [2]是商周时期中国北方特有的青铜兵器。王绵厚先生曾将銎内啄戈与曲刃青铜短剑、管銎式斧、环首铜刀并列为辽河流域青铜时代典型的北方铜器。[3] “銎内啄戈”与中原式戈的主要区别为:1、援部上下缘均无刃,无中原式戈的钩、割、砍功能,只有啄的功能。2、援部有圆棱柱状脊,比中原式戈的棱形脊更突出。3、内的尾部边缘有锋刃,呈斧形,兼有斧的劈砍功能,而中原式戈的内为方形无刃。4、有銎孔,可以安插柄,而中原式戈的装柄方式是利用胡穿进行捆绑。因此,有的研究者从其援部“啄”的功能从发,将其称为“啄锤”。[4]也有的研究者根据其内尾部呈斧形的特点,称其为“銎斧式戈” 。[5]

此类铜戈主要分布于我国燕山南北,目前我省见诸报道的“銎内啄戈”共有17件,分别出土于绥中冯家、[6]兴城杨河、[7]东港孤山[8]等地。

    1、绥中冯家戈:

共13件,通长都在14~19厘米左右。援部宽而厚,尖端呈舌状,圆棱形横脊,椭圆形銎孔。其尾部呈斧状,也称“銎斧”,具有斧的实用功能,根据其形状的不同,又可分为A、B两式,A式銎斧较短,斧刃略窄于斧身。(图2,1、2)B式銎斧的长度和宽度都明显大于A式。(图2,3、4)其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2、兴城杨河戈:

1件,通长18.2厘米,援部尖端有锋,两侧有刃,中间有棱脊横贯戈身。椭圆形銎孔,上细下粗。尾部(銎斧)向下弯曲,有锋刃,并有明显砍伐痕迹。(图2,5)年代约为西周初期。另据原报道介绍:“最近又征集到2件出土地不明的銎内戈,与此戈形制相似,但其后缘均无刃。”

    3、东港孤山子戈:

1件,戈身短小,援的前端残缺,存长14.7厘米,其形制与兴城杨河戈相似,(图2,6)年代也应为西周初期。

     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盖州出土的“銎内啄戈”与上述见诸报道的这些“銎内啄戈”在形制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首先,见诸报道的这些“銎内啄戈”的内为扁方形,绝大多数尾端有锋刃,呈斧状,可以劈砍,所以也被称为“銎斧式戈”。而盖州“銎内啄戈”的内为方柱形,尾端平厚,厚度约3厘米左右,有砸击痕迹,呈锤头状。其次,见诸报道的这些“銎内啄戈”尽管在援部有一道圆棱形的中脊,但整个援部还是同中原式戈一样呈扁平状,其断面为圆棱形。而盖州“銎内啄戈”的援部则窄而厚,呈圆锥状,酷似鹤嘴,断面为椭圆形。再次,见诸报道的这些“銎内啄戈”的銎孔两端均与戈身平齐,而盖州“銎内啄戈”的銎部上下均明显高出戈身,呈管状。

    综上所述,盖州出土的这件“銎内啄戈”在形制上别具一格,无论从造型上还是功能上都与目前所报道的也称为“銎内啄戈”的銎斧式戈有着明显差异。就目前所见材料而言,该器物的形制不仅为营口地区所仅见,在省内也是十分罕见。它的出现无疑对于研究商周时期辽河流域青铜文化,特别是“銎内啄戈”这种北方特有兵器提供了新的资料,但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很显然,盖州“銎内啄戈”不属于“銎斧式戈”,这给目前普遍认为的“銎内啄戈”等同于“銎斧式戈”的观点带来了疑问。我们认为不宜将其列入銎斧式戈的系列。若将其称为“啄锤”似乎更符合其特点。从它的形制来看,实战威力似乎不大,特别是銎的内径极细,仅能插进手指粗细的木柄,不适合做长柄兵器,我们推测可能是一种马背上使用的短柄兵器,前面所介绍的那些“銎斧式”的銎内啄戈也应该是马背上使用的兼有斧、啄两种功能的短柄兵器,与用于车战的中原式戈有着根本区别。关于它的族属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与商周时期生活在辽南一带的貊族的一支“青丘”部落有关。

注释:

[1] 崔艳茹等:《营口市文物志》,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

[2] 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4),文物出版社,1997年。

[3] 王绵厚:《辽河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历史地位》,《辽海历史文化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乌恩:《殷至周初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5][8] 王成生:《辽宁出土铜戈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辽宁考古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

[6] 王云刚等:《绥中冯家发现商代窖藏铜器》,《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

[7] 锦州市博物馆:《辽宁兴城杨河发现青铜器》,《考古》1978年第6期。

原文发表于《博物馆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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