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的经商之道及其对现代商界的启示

范蠡作为中国甚或世界的第一代儒商，其经商之道为后人所推崇。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非但中国，而且世界都开始关注范蠡，不但关注他的为人、为官，而且关注他的为商。那么，范蠡的成功给现代商界究竟留下哪些启示呢?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范蠡成功的客观背景和主观条件

(一)春秋列国不抑商是范蠡经商的前提条件。春秋时期，列国军事割据，关卡重重，且各国的经济政策不一，这种情况应该说是不利于商品贸易的。但各国内部在经济政策方面又都奉行农商并举，这对列国商业发展又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宋国《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宋公于是以门赏班，使食其征，谓之门。”意即班因败狄于长丘，宋襄君就把关税像土地一样赠赐给功臣，由此可知农业和商业在宋国是被看得同等重要的。晋国赵鞅在军功赏田的誓词中有：“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在这里，农、工、商是相提并论的，说明晋国也不抑制商业的发展。春秋列国对商业的看重，是商业人才产生的土壤。范蠡作为很有商人潜质的一代朝臣，在功成名就后激流勇退转而到商场上施展才华也势所必然。

(二)商业和城市互相促进为范蠡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现实的空间。春秋前期，城市沿袭西周“前朝后市”的设置，日中为市，市罢而散。此时，贵族和士家内的手工业起着补充城市商品交换的作用。但春秋中期以后，城市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春秋后期，手工业逐渐从家内脱离出来。鲁国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欲亲以纺织，文伯日：“以歇之家，而主犹绩，惧干季孙之怒也— — 其以为歇不能事主乎?”说明当时家内的手工业已开始向市场延伸。消费者所需的物品，可以在市场上买到。随着城市消费人口的逐渐增加．刺激着城市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扩大，使得从前以政治军事为中心的城市，逐渐有了商业性质的成分。商业与城市相辅相成的发展，为范蠡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现实的空间，使他的致富成为可能。

(三)范蠡自身所具有的儒商素质是其经商成功的决定性条件。时势造就人，是讲环境对人的影响。但不同的环境却能造就出同样的英雄，这就是内因的作用了。尽管春秋列国农商并举的时代背景为范蠡经商提供了客观条件．但范蠡自身所具有的儒商素质才是其成功的决定性条件，这也是当今商界人士更须关注的。

第一，范蠡善于发现商机，从而能够捷足先登。《工商半月刊》(1904)记载，宜兴之陶业，相传为春秋时范蠡所创始，蜀山之西有地名蠡墅者，即为范蠡别墅之故址。范蠡看到宜兴鼎蜀山区附近的泥土黏力强，耐火烧，宜做陶器，便发动当地群众从事生产。从这里可以看出．宜兴可制陶不是范蠡到那里时才有的，也许有很多人都知道宜兴的泥土可制陶，但只有他意识到了这里的商机。他用商人的头脑．看到了财源，并以实际行动把有利的条件转变为现实。这告诉我们，把握机会，立即行动，抢占先机是商界人士的首要必备的内在素质。

第二，范蠡善于选择经商之地，从而能够货畅其流。这从范蠡独具慧眼，选择定陶安家一事即可略见一斑。撇开范蠡是否为了躲避勾践这个政治因素不说，单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地理位置、交通及资源的分布对企业发展，对商业企业的经营至关重要。从定陶的地理位置来说，定陶地处东西南北交通中枢和济水、洛水的交汇点，水上交通十分便利。东可人海，西可逆流而上，南可达宋，北可人晋卫，位置优越，极利于货物运转；从定陶的政治、经济地位上说，定陶是曹国的都会，是一方的政治经济中心。由此我们将不难理解范蠡之所以把家迁到山东济阴，以陶为天下之中，经商致富的个中原因了。这告诉我们，根据商业经营的内容，选择那些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人流集中的地方经商，是商界人士必须考虑的外界因素。

第三，范蠡“富好行其德”，是其作为商界成功人士的魅力所在。自古以来，富人在人们的印象中总容易与“为富不仁”，“惟利是图”相联系。但范蠡作为中国商人始祖．却做到了“富好行其德”。经济利益不是范蠡追求的惟一目标，行德济众才体现了他的人生意义。他去齐止陶“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居陶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斤．分散于贫交昆弟”。他这样做在别人眼里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正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他看来，富是德的物质基础，德是富的升华。商业交易不仅是物质的流通，更是人格的体现。他散去的是金钱，收获的是人格魅力，这是智慧的做法。在今天就是形象经济或是品牌经济。现代中国社会，不乏富好行其德的商界人士，大者如曾宪梓、邵逸夫对国内教育的资助，小者如地方企业对贫困学生的帮扶，无不在延续着范蠡商业文化思想的文脉。

二、范蠡的经商之道给当代商界的启示

目前的中国正面临这样一种机遇：中国加入WTO 以后，凡是要向外企开放的领域，也会向国内的民企开放：国企的垄断已被打破，政策正在逐步给予民企以平等的待遇；加入WTO后要开放金融市场，民间银行也随势产生，这将打破阻碍民企产生、发展、壮大的资金壁垒；更有“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写入宪法等，这些无不向我们透露着一个消息：中国鼓励民间创业，呼唤一批有能力的企业家出现。中国社会需要一大批像范蠡那样投身于置办实业的企业家，更需要像范蠡那样的儒商素质。

(一)要善于捕捉商机。如上所述，范蠡在对商机的把握上技高一筹。所谓“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就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进货时，当货物的价格低于价值时，就像珠宝一样采购；在货物出售时，只要能以高出进价的价格出售，就有利润，就应视之如粪土，尽快出手。范蠡反对机会到来时持观望等待的态度。那种犹豫不决，等待更高价格的心态，只能丧失商机。范蠡的这一商业文化思想，在今天延续的典型案例是海尔集团。1997年l0月，海尔的张瑞敏到四川I出差。有用户给他抱怨说，海尔的洗衣机不好，下水管老堵。经过了解，原来是有些农民朋友用洗衣机来洗地瓜，有时泥沙堵了下水管。回来后，张瑞敏把这事讲给大家听，这些人觉得是笑话，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怎么使用洗衣机。但张瑞敏不这么看。后来，海尔专门开发出一种下水管加粗的可以用来洗地瓜的“大地瓜”洗衣机，从而占有了大份额的农村市场。这一案例启示我们，如果张瑞敏对上述情况不以为然，海尔就可能与农村市场这一商机擦肩而过。另外，作为企业家还需要多有一双眼，以便于用一双眼睛盯着用户外，用另一双眼睛盯着国家政策。典型案例如三联商业，80年代末他们曾尝试着在山东东部开设数家连锁店，从当时的环境看，连锁经营缺乏法律的支持，因而，初战失利。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使三联的张继升看到了希望。邓小平的“不要讨论姓资姓社”、“发展是硬道理”的宏论使作为改革实验田的三联解除了体制上的风险。从1992年起，三联集团开始实施了规模宏大的资本运营战略，通过兼并亏损或微利的企业，在投资价值尚未被人发掘出来的地方进行战略性投资，从济南到全省，发起疾风骤雨式的攻势。到1997年，三联商业在全国企业排行榜上由32位一跃升至到第7位。这一案例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即：商机时时有，处处有，就看人对它的把握能力了。能够把握商机者的面前遍地都是黄金，不会把握商机者，只能望洋兴叹。

(二)要善于选地。经营地点对于商业的成败与获利大小影响很大。经商地点不仅意味着一个空间位置，而且是各种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物产、风情、风俗以及法律制度的综合。范蠡所处的时代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分析他在选择陶地时的思路，仍是值得当今商界参考的。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必须懂得选地的重要性，且要学会全面思考，慎重选地。例如：雪驰集团是在邯郸这个内陆城市发展起来的。为了便于出口产品，它又在青岛建了分厂。为什么只是建分厂，而不把总厂也迁到青岛?把总厂也迁到青岛，不是更利于出口吗?但是雪驰集团没有这样做。其原因在于雪驰集团总厂所在地— — 邯郸虽然地处内陆，但位于河北最南端，被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环绕，京广线穿越其中，交通便利，有着丰富廉价的劳动力；雪驰可以在邯郸培养人才，然后输送到分厂工作，有利于减少工资成本；雪驰在内陆土生土长，被内陆人熟悉认可，有一定的消费群，有利于在竞争中生存；当地政府积极鼓励帮助企业的成长，有政策保证，所有这些都是雪驰集团把总部留在邯郸的机会成本。而青岛是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劳动力价格当然偏高，如果把总厂设在青岛，就会增加工资成本，同时，包括消费群在内的雪驰集团的很多资源优势都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导致迁址的机会成本增高，这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但青岛又具有经济文化多元化的优势，是许多品牌企业的聚集地，是世界有名的优良港口，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青岛城市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又会给企业的观念创新、管理创新带来新思路，既有利于企业增强内功，又有利于企业及时得到最新的经济信息，以便和国际知名企业公平竞争，扩大企业的影响力。因此，雪驰集团把分厂设在青岛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让总厂的资源优势和分厂的信息优势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雪驰集团总体效益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三)要回报社会。企业家的成功除了个人必备的素质外，与整个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试想，如果没有政策的鼓励，没有法律的保障，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舆论的帮助，没有企业员工的积极配合，企业家想走向成功谈何容易。古人范蠡经商尚且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更何况当代商界人士!因此，事业成功不忘回报社会，这是一个企业家做人做事的良心。我国很多学校都可见到的“逸夫楼”，就是当代富豪邵逸夫先生回报社会、回报祖国的标记。1987年，邵逸夫先生开始向内陆捐出第一笔教育款项l亿港币，帮助内陆l0所大学兴建图书馆或科技馆，它们是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北京师大、浙江师大和西南师大。邵逸夫的捐赠项目重点在内陆的师范学校。他说：“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要快，尤其是培养师资刻不容缓，一个先生可以教50个学生，l0个教500个，这样的作用就大了。”所以，当大陆又有一批“逸夫楼”耸立起来时，人们应该想到，这是一位老人勤劳创业的结果，是爱国热情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