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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俞氏乃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家族，从俞樾到俞陛云，再到俞平伯，每一位都是响当当的人物，然从其家族史上来看，德清俞氏原本并不发达，在俞樾祖父俞廷镳那一辈仍然是务农耕田，但是俞廷镳已经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因为他从小聪明过人，从4岁开始就能背唐诗，然而他考运不佳，直到70岁才考中举人。但那位主考官有些奇葩，他认为俞廷镳已经70岁了，按照惯例，皇帝很可能会恩赏举人，所以他就劝俞廷镳把举人的名额让给他人。这位俞廷镳听从了主考官的建议，没想到的是，皇帝只给他恩赏了个副榜。其实副榜只是个名誉，就如同今日的荣誉会员等等，并不算真正的中举。这个结果主考官也没想到，于是他向俞廷镳表示歉意，俞却豁达地说；“留此以贻子孙，不更优乎？”果真，他的儿子俞鸿渐后来考中了举人。 
俞樾撰《诸子评议补录》二十卷，民国十三年双流李天根念劬堂刻本，书牌  俞樾撰《诸子评议补录》二十卷，民国十三年双流李天根念劬堂刻本，卷首
没想到的是，俞廷镳的这个故事而后几乎在其孙俞樾这里重演。道光二十四年，俞樾考中了举人，他的名次是第36名。这个结果本来让他很高兴，可是主考官韩厚庵却告诉他：原本俞樾的名次是第二名，可是后来有人从文中挑出了毛病，所以把他降到了第三十六名。这种情形让俞樾听来当然郁闷，他把自己当时的心情写了一首诗，该诗的名称讲到了这个掌故——《揭晓后谒房考韩厚庵先生知本中第二有吹索者遂置三十六归兴漫赋二诗》，该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不作人间第二流，却来三十六天游。”俞廷镳考中举人，听人劝而变为了副榜，而俞樾却被人在试卷中挑出小毛病，由“第二”变成了“第三十六”，但无论怎样，也算考中了举人，实现了俞廷镳的愿望，因为他的儿子、孙子都成为了举人。但毕竟“第二名举人”的这个头衔因为一个小失误而失去了，这个遗憾在俞樾之后的40多年才得以弥补，因为俞樾的孙子俞陛云果真考中了浙江乡试的第二名举人。到此时，俞樾的心情才得以释然，因为他恍然大悟——“榜头名竟为孙留”（《九月之望浙闱揭晓余孙陛云中式举人第二名赋诗志喜》），事情巧合到这个份上，真不知如何解释。德清俞氏家族在俞樾之前没有出过进士。道光三十年，俞樾跟哥哥俞林再次来京参考，没想到兄弟二人同时考中了进士。这样的结果确实不多见。而当时俞樾的成绩是第六十四名，这个名次被称之为“贡士”。按照规定，凡是贡士，在发榜后第10天要进行殿试，由皇帝在保和殿亲自考核，本次朝考的题目要求按照“淡烟疏雨落花天”为题为写一首诗，而后再以此作文。对于这样的题目，考生们大多会写出忧郁色调的诗作，然而俞樾却出人意料地写出了一首很欢快的诗，他这首诗的前四句是：这场考试的阅卷官中有曾国藩，他看到俞樾的这首诗后大为赞赏，曾国藩评价该诗说：“咏落花而无衰飒意，与小宋《落花》诗意相类。”于是他与众位阅卷官商量，将俞樾的考卷定为第一名，当时也有人反对，经过曾国藩的一番解释，最终俞樾的成绩是“朝考第一”。后来俞樾听到这件事的经过后，其一生都对曾国藩有着感激之情。
俞樾撰《银瓶征》一卷，清光绪七年刻本，书牌 
俞樾撰《银瓶征》一卷，清光绪七年刻本，卷首 俞樾在翰林院进修了几年，而后被派往河南任河南学政，虽然学政这个职务官阶并不高，但却十分的荣耀，因为学政可以跟当地的地方大员平起平坐，但没想到的是，在咸丰七年，俞樾受到了御史曹泽的参劾。曹泽指责俞樾所出考试题目是有意割裂经义，更为严重的是，俞的题目还有戏君和反君之意。这样的指责太严重了，咸丰皇帝立即传旨刑部严办。曾国藩认为俞樾不可能会有什么“反君之意”，于是他出面保奏。经过曾国藩的一番周旋，总算没有把俞樾关进监狱，最终结果乃是将俞樾“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前程似锦的俞樾为什么突然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呢？其实这件事跟当时的科考出题范围有很大关系。清朝的科举考试乃是继承了明代的方式，那就是所出题目一定要本自“四书”中的句子，然而“四书”的部头并不大，几百年考下来，已经很难从中再选出新颖的题目来，于是主考官就发明了一种“截搭”的出题方式，那就是将“四书”中的某两句进行结合，用这两句中的前后各半句组成一句，成为题目。这样的出题方式被称之为“截搭题”。而高伯雨把这种出题方式叫“出题割裂”，他在《听雨楼杂笔》中有一篇“俞曲园轶事”，他在此文中解释道：什么叫作“出题割裂”呢？原来自明朝以来，有些学政考试生童，生怕他们抄袭前人的文字，故意把题目割开，将上句最末一字或一句，与下句最先一字或一句连合起来成为一题目。例如《孟子》一书的《告子篇》有句云：“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割裂时则为《十尺汤》，这样可以窘士子的文思。
俞樾撰《茶香室经说》十六卷，书牌 
俞樾撰《茶香室经说》十六卷，卷首 按说这是很通用的一种起考试题目的方式，为什么到了俞樾这里就出了大问题呢？高伯雨在文中写道：齐人伐燕章有“王速出令，反其旄倪”之句，曲园先生出《王速出令反》为题。又滕文公问四章有“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之句，他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为题，他割下句“我”字连上句成一题。这两题如果曲解之，可说是“国王出令叫人民造反”及“虽然无君但有我在”。这也是荒谬绝伦的题目。据说曲园先生出这样的题目后，自行检举，才得到较轻的处分，若在雍正、乾隆文网森严之世，至低限度，也得问斩的。按说俞樾也是位饱读诗书之人，他为什么在出题之时不考虑这样的句式连在一起会让他人做出别样的解读呢？高伯雨在其文中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据传他对人家说：河南学政衙门，向有狐仙，历任学政到任时，都要拜它。曲园先生不信，当然不去祭狐仙了。怎知仙人责他不敬，在他出题考试生童时，大施法术，使他神不守舍，出了这样的古怪题目。如果曲园先生真的这样说过，大概就是他的解嘲之词，诿过于狐仙了。”俞樾是不是真中了狐仙的道儿，这件事当然无法考证，然其结果却让俞樾丢了工作，从此之后，他再没有入朝为官。
俞樾撰《湖楼笔谈》七卷，清稿本 然而俞樾的性格颇为恬淡，似乎他对这件事也并没有激烈的反应，事情过去多年后，俞樾曾提到他当时找人算过一卦，对方说俞樾在咸丰七年运势较平。对于算命先生的这句话，俞樾在《续五九枝潭》中写道：凡事初无一定，大小轻重各依其心为之，人之视官甚重，其视官之得失甚大，则其得之也运必极旺，其失之也运必极衰。执星相之说者乃得而测之。若余之视官也初不甚重，视官之得失也初不甚大，则亦何关乎运之衰旺哉。他在这里明确地称自己对当官之事并不看重，因此失去这个职位也没让他有过太多的悲伤。对于俞樾的这种说辞，马晓坤在《清季纯儒——俞樾传》中说：“这里正面解释了自己对于罢官之事的看法。当然这已是生活平静下来且颇有成就感之时的总结了，一方面对当前的生活较为满意，另一方面也的确为人散淡，并不十分在意官场之得失。”俞樾被解职后，继续在开封租房子住了一段，而后他并没有回到家乡德清，却直接来到了苏州。此后不久，太平军攻陷了常州、无锡等地，苏州的居民人心惶惶，俞樾就带着家人返回了德清。后来战火也烧到了那一带，俞樾只能到处躲避。后来又躲到了上海，他觉得住在租界地内比较安全。跟俞樾想法相同的人不少，租界地内根本租不到房屋，无奈，俞樾只好租了一条船，让一家人住在船上，此船就飘荡在黄浦江内。但这么长期地住在船上毕竟也不是办法，俞樾想到了有几位朋友在天津做官，于是他就带着一家老小20多人，乘船从上海前往天津。因为走的是海路，当然乘海轮最为安全，但因为海轮票价太贵，而他一家人辗转多地的逃难，已经没有了太多的积蓄，因此只好乘海帆船前往天津。在到达天津之前却遇到了台风，为此差点儿翻船，好在经过一昼夜的折腾，总算到达了天津港，于是一家人就在天津住了下来。
俞樾校注《太上感应篇集传》四卷，清光绪二十六年跋刻本 虽然是逃难，但是俞樾却能抽闲来搞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在这样战火纷飞的年代做这样挣不来养家资本的事情呢？对于这件事，俞樾在《群经平议》的自序中说道：自以家世单寒，获在华选，惴惴惟不称职是惧，不皇它也。咸丰七年自河南学政免官归，因故里无家，侨寓吴下石琢堂前辈五柳园中。当是时，粤贼据金陵已五年，东南数千里几无完城，朝廷命重臣督师四出讨贼，才智之士争起言兵，余自顾无所能，闭户发箧，取童时所读诸经复诵习之，于是始窃有撰述之志矣。家贫不能具书，假于人而读焉，有所得必录之，治经之外，旁及诸子，妄有订正，两《平议》之作盖始此矣。为了平定太平天国战争，朝廷派出许多重臣与太平军进行作战，俞樾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所以他就闭门读书，在读书的过程中，他渐渐有了写书的愿望，于是他就把读经过程中的疑问一一列了出来，而后形成了他的两部代表作——《群经平议》、《诸子平议》。俞樾的这段解释显然是谦词。在那样的特殊年代，他仍然忙于写书，究竟是怎样的心理呢？这个心理他在自己所写的《曲园自述诗》中有着明确地表达：俞樾的这首诗写得很真率，他说自己既然已经失去了功名，但他把写书作为了名山大业，他希望后世能够通过书而记住自己的名字，正是这种心理促使他开始研究儒家经典，而其研究方式则是效仿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而他在《自述诗》中又有着更为明确的表示：“是年夏间无事，读高邮王氏《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而好之，遂有意治经矣。”因为被免职在家，俞樾说他有了闲暇时间，所以他就开始读高邮王氏父子的那三部著名的著作，正是读了这三部书让他有了要研究经学的想法。具体的研究方法是怎样的呢？俞樾在《群经平议》自序中说道：尝试以为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经，则思过半矣。……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诸老先生惟高邮王氏父子发明故训，是正文字，至为精审，所著《经义述闻》用汉儒“读为”“读曰”之例者居半焉。即此可知，俞樾开始研究经学就是他因为出考试题目不慎而被免职，免职在家又读到了王氏父子的代表作品，从此他才有了要研究经学的想法。从这个角度而言，俞樾的被免职也并非是件坏事：清廷失去了一位饱学之士，而中国经学史上却多了一位重要的学者。巧合的是，俞樾在撰述方面的代表作品有三部，除了以上提到的两部之外，他还写过一部《古书疑义举例》，这部书同样被后世视之为俞樾的代表作之一。王氏父子有三部书被称之为代表作，而俞樾的代表作也是三部，这是巧合呢？还是俞樾的有意模仿呢？俞樾的弟子章太炎在《俞先生传》中做出了如下的比对：治群经不如《述闻》谛，诸子乃与《杂志》抗衡。及为《古书疑义举例》，辎察䚡理，疏紾比昔，牙角才见，紬为科条，五寸之矩，极巧以展，尽天下之方，视《经传释词》，益恢郭矣！这样的比对显然说明俞樾的著作的确是想要达到王氏父子代表作的高度，然而他的这三部书也确实受到了后世广泛地看重，《清史稿·儒林传三·俞樾》中说：（俞樾）生平专意著述，先后著书，卷帙繁富，而《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三书，尤能确守家法，有功经籍……因著《群经平议》，以附《述闻》之后。其《诸子平议》，则仿王氏《读书杂志》而作，校误文，明古义，所得视《群经》为多；又取《九经》、诸子举例八十有八，每一条各举数事以见例，使读者习知其例，有所据依，为读古书之一助。书是写出来了，但是要想出版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古人出书大多是自费出版，因为战争使得俞樾一家颠沛流离，手中的积蓄早已花得差不多了，他已经无法拿出大笔的银两来刊刻自己的书籍。此时俞樾一家已经来到了天津，而天津有位叫张汝霖的富家子弟看过《群经平议》手稿后，他却对此书的第十四卷《考工记世室重屋明堂考》最感兴趣，于是张拿出了一笔钱，刊出了这一卷之书。俞樾的《群经平议》总共三十五卷，此人仅赞助刻书款一卷。看来，也是碍于情面才给予了这样的小帮助。而当时还有一位叫宋晋的官员，他也对《群经平议》中的《仪礼平议》最感兴趣，而这部书也仅是两卷，此人准备来天津刊刻《仪礼平议》，可是还没等他来天津实施这件事，俞樾就收到了岳父的来信：俞樾的二儿子生病了，于是他们一家人就返回了南方，这两卷本的《仪礼平议》也未刻成。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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