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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宗族，源于上古，经过夏、商、周三代及先秦、两汉的漫长历史发展，逐渐成为古代中国极其普遍的社会组成单位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亦是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框架中的重要一环。 而对于古代统治阶层来说，宗族对其统治的稳定有两面性： 宗族势力过于膨胀，成为强大的政治集团，足以左右政局，对皇权有所威胁。如汉代的汝南袁氏，四世三公，高官辈出，后代袁绍与袁术成为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又如唐代著名的由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五个大宗族门阀组成的“五姓七望”也为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自汉魏以来多出名贤高官，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以至于傲视公侯，连唐朝皇室的求婚也瞧不上眼。 而宗族过于弱小，则无法支撑起统治阶层对于基层的治理。古代中国的社会管理形式为官府管理和宗族治理双规制，宗族介于官府和宗族内的个体之间，许多族内争端以及对统治阶层的不满首先控制在宗族内部，以族规家法进行处理，减少了官府治理的行政成本。并且，许多儒家封建礼制也是以宗族制度来执行，用以“管摄天下人心”。如果宗族衰微，其社会治理功能就被削弱，对于统治阶层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动荡和战乱，给许多宗族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以至于以门阀世家为形式的宗族组织日渐衰弱式微。至宋代，如何避免前代宗族制度的弊端，保持宗族的长久生存与发展，而又不至对统治阶层造成威胁，儒家士大夫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作出了相应的变革，其核心内容为：
 一、恢复小宗制度宋代宗族制度的变，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张载。 张载，字子厚，凤翔郿县人，北宋理学家，又号横渠先生，“关学”创立人，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传颂千古，为“北宋五子”之一。 张载对于当时的宗族制度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对于北宋初期的宗族制度变革起到了启示作用，其对于宗族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经学理窟·宗法》中以问答形式对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作出了论述：
在张载看来，只有公卿大夫的宗族稳定团结，才能建立起忠义的观念，而忠义又是朝廷的根本，宗族不稳定，则国家也不安全。  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士大夫的认同，并发展出了相似的观点，如后来苏轼上书宋神宗，言欲教化百姓之间关系和睦，应先从宗族的团结入手：
苏轼认为，当今天下，许多宗族之族人“不相亲、忘其祖”，是由于“有族而无宗”，故无法形成族人的凝聚力。 怎样使宗族内部长治久安，以稳固国本呢？张载认为，应“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苏轼认为，“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曰自小宗始矣”。 无论是“收宗族”还是“复古之小宗”，其指导思想是以小宗为单位，建立起成体系的，完备的大、小宗并存的宗族制度。小宗者，《礼记·大传》曰：“五世则迁之宗”。又，明代罗虞臣在《小宗辩》中云：“宗以五世为限”。即小宗之宗族上溯至五代人，五代之外，便不属于亲族。 宋代士大夫们之所以以小宗为原则重构宗族制度，是由于自秦代后，官爵不能世袭，宗族变迁十分频繁，族人范围的界限也较为模糊，以至于“族不可合”，“则忘其祖”，使得大宗制度难以实行，不再适应当前社会形势。而小宗制度可以重新凝聚晚唐以来被打散了许多宗族组织，并且以五世为限，明确了宗族的界限范围，避免了攀附前代名人，乱认祖宗的现象。 宋代小宗制度的确立，避免了前代大宗制度下的宗族过度膨胀，凝聚力低下，难以管理的弊端，使得先祖被拉近到一个清晰可见的世代内，有助于辨别宗族内血缘关系的远近，加强族人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提高了宗族的管理效率。对于后世的宗族制度起到了深远影响。  二、重视族谱的修撰，并创立了成熟的族谱体例宋代宗族制度变革的另一个特点是较为成熟完善的族谱修撰体例的确立。 古代中国宗族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族谱的修撰，族谱的作用是记录宗族之内血缘关系的传承，辨别辈分尊卑，并防止外人冒充本宗族之人获取利益。并且，有需要和条件修撰族谱的，多是人丁兴旺的世家大族，族谱也可以成为本宗族社会地位的象征之一。故宗法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但凡有规模的宗族世家都重视本族族谱的修撰。 族谱起源于夏、商、周三代，兴起于汉魏隋唐时期，唐代太宗、高宗、中宗三次大规模修撰国内诸大宗族世家族谱，可见族谱在统治者眼中的重要性。 而后唐五代十国的政治动荡和战乱，导致许多世家大族在战争中凋敝，小宗族消亡的更是不计其数，族谱的修撰一度中断，造成了不少宗族的世系族谱的断代混乱，进而影响了统治阶层的基层宗族治理。 在宋代儒家士大夫看来，族谱是明确宗族世系，维系宗族存在，凝聚宗族人心的重要方法，一族之内无族谱，是十分严重的事：
在宋儒看来，修族谱是和立宗法是宗族制度中同等重要的事情：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一些士大夫以身作则，开始修撰自己宗族的族谱，先有欧阳修编撰《欧阳氏谱图》，后“三苏”之一的苏洵也有《苏氏族谱》。由此，自欧阳修、苏洵起，宋代宗族世家兴起了修撰族谱的风潮。 宋代族谱的核心思想按照小宗制度进行修撰，欧阳修云：
其具体修撰原则有三：
以五代为限为小宗制度下的确定宗族界限原则，自不必赘述。以亲疏远近确定族人记载的详略表现出了宋代族谱修撰的灵活性，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血缘关系亲近的族人，可以多花笔墨详细记载其出处，而远亲则可简略记之，使得族谱不致过于繁杂臃肿。而族内各嫡庶分别记载其族系之人同样体现了灵活性，使得旁系也有成体系的族谱，作为嫡系族谱的补充，使得“谱牒互见，亲疏有伦”，共同供奉同一宗族的祖先。 不过有意思的是，宋代士大夫的族谱虽以五世为限确定本族范围，但在上溯远本氏出处时，多攀附前代名人，如欧阳修的族谱，就上溯自己的远古祖先为“本出于夏禹之苗裔”，又“传二十余世至允常，允常之子曰勾践”，将自己宗族祖先认作夏禹及勾践。而苏洵的族谱论及宗族出处时，云“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天下”，高阳者，黄帝之孙颛顼帝，早年被封于高阳，又号高阳氏。欧阳修、苏洵均称本族祖先源于上古名君，其实无法考证，却反映了世家大族多认上古名人为祖的习惯。 欧阳修、苏洵所修撰的族谱体例，大体确定了后世族谱的体裁格式，其在修撰方面体现出了在小宗制度大框架下的灵活性，使得同一宗族内嫡庶各房都有自己成体系的族谱记载，也对现代研究古代中国人际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嫡长子继承制的灵活变通嫡长子继承制是中国古代宗族制度的核心，通过立嫡长子为宗族领导者继承人，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宗族之内多名后代子裔因争夺继承权而引发争斗，导致家族内乱，宗族衰败。 但这一制度也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弊端。在一宗族建立之初期，大多数的嫡长子因为随着父辈建立基业，其眼界和能力足以接任宗族领导者之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族在发展过程中，嫡长子或因为成长环境，或因为个人品性等诸多原因，就未必都能够承担起领导宗族的重任，倘若嫡长子甚至整个嫡系子孙都有不肖或才能平庸之辈，便使得整个宗族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陷入灭顶之灾。 如东汉末年的宗族门阀汝南袁氏，嫡长子袁基被董卓杀害后，嫡次子袁术便成为袁氏嫡系之首，但袁术其人目光浅短，骄奢淫逸，不如其庶兄袁绍多矣，故当时“豪桀多附于绍”，后又不明形势，僭越称帝，引得诸侯群起而攻之，使得袁氏嫡系覆灭。而庶系之袁绍志大才疏，其败亡后长子袁谭才能平庸，信用群小，又和弟弟袁尚兄弟相争，终于身死族灭。  宋代士大夫们总结历史经验，在如何保持宗族长久生存和发展上进行了深入思考，对于嫡长子继承制进行了变通，其核心思想是根据宗族内后裔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资产财富的多寡来确立宗族领导者。张载对此作出了论述：
这一思想的内在逻辑是，宗族之内社会地位或资产财富高者，必定是才智过人，有权有势之士，以其为族长，一是能够有足够的才能领导宗族，能够为本宗族争取更多的利益，二是可以减少来自其他宗族的倾轧。 在当时，这一逻辑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毕竟由权势和富豪之人来领导的宗族，其族获得的政治资源和财富资源自然较贫寒之士为族长的宗族为多。故在宋代，嫡长子继承制处于一种灵活变通的执行形式，一方面，士大夫们重视嫡长子继承制，在一般情况下保持着由嫡长子继承宗族领导者的惯例；一方面，在嫡长子社会地位较低时，由社会地位高的其他子裔出任宗族长。故宋代规模较大的宗族，多以族内官宦豪强为族长，以增强宗族之实力，保障宗族之未来。 宋代嫡长子制度的变通执行，既保留了对嫡长子继承权的承认，又提出了在嫡长子无法承担宗族领导者任务的时候保持宗族生命力的解决方案，对于维持宗族的存在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显示了宋代儒家师古又不拘泥于古的实用主义思想。  宋代的宗族制度变革，是在总结前代经验教训后，基于儒家思想提出的变革，提倡亲人和睦，家族稳固，以利于社会稳定，这与宋代皇帝提倡的孝道治国相合，使天下之民“其忠厚和柔而易治”，有利于赵氏皇室的统治，故获得了朝廷从皇室到儒家士大夫的共识和支持，并大力推行。 这一时期的宗族制度，对后世形成了深远影响，经元、明、清、民国而流传至现代，如现代的我们在论及远亲时也时有以“五服”来确定亲疏，便来自宋代以五世为限的小宗制度；而现代有些大家族仍有修撰族谱的习惯，其格式与欧阳修、苏洵之族谱体例相同。 参考史料： 《经学理窟》 《东坡全集》 《礼记·大传》 《小宗辩》 《欧阳氏谱图》 《苏氏族谱》 本文为长史如歌原创，文中图片源自互联网，如有侵权，通知后定当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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