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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王刘安被“谋反”，不过是历史上众多案例之一，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汉景帝在位时，先有吴楚七国之乱，搅得国无宁日；后有梁王骄纵，朝廷寝食难安。其核心幕僚之一的晁错，多次上书削减诸侯王封地，加强朝廷集权。到了汉武帝时期，对外抗击匈奴等大规模用兵，深感国力不济。而诸侯王坐拥封地却把朝廷大事置之度外，令汉武帝十分恼火。汉武帝由此也深刻地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众多诸侯王国的存在无疑是个包袱，消灭诸侯王，夺回封地已经是既定国策。即使暂时夺不回封地，也要让诸侯国的势力日益消解。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上书武帝，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把诸侯国变小、变弱，最终分别予以处置。这一建议实在是适得其时，立即为武帝所采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淮南亡国的命运是历史必然。 治国理念的分歧，决定了刘安最终为汉武帝所抛弃。汉朝初期，实行的以是黄老思想为主导的“无为而治”治国理念，在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生产力方面收到了积极成效。开国丞相萧何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一系列国策，继任的丞相曹参采取“萧规曹随”的办法，使得这一治国理念得到长期实践，催生了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经历了文景时代的刘安，是黄老思想的积极拥戴者，也是实践者。《淮南王书》（即《淮南子》）是刘安精心编著，进献给汉武帝的治国策论，希望以此指导后世君王治国理政，确保刘氏基业永固。汉武帝即位之初，对淮南王刘安是尊敬的，对淮南王的言谈著作都给予重视，《淮南王书》因此受到汉武帝的“爱而秘之”。 但是，汉武帝并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守业者，坐稳皇位以后，在内政外交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在治国理念上，他不满足于黄老的无为而治，他需要建功立业，开辟一个新时代。当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后，对于求变求新的年轻皇帝而言犹如一缕清风扑面而来。他要摆脱窦太后、王太后干政时的束缚，摆脱祖宗既成的思想法统对自己的约束，大胆实施新的治国理念，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此时，日渐老迈且政见不合的淮南王刘安对他来说已经显得碍手碍脚。赐予几杖，免予朝觐，看似对刘安的恩荣，事实上是疏远。当然，这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汉武帝奉行强人政治，手段严厉，也难免无情。作为一代帝王，建功立业往往与冷酷无情相伴终始。汉武帝登基之初，受到窦太后的全面压制，朝中大事，如果没有窦太后的同意是不可能决定的，皇帝的意见必须屈从于太后的旨意，年轻的汉武帝敢怒而不敢言。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也处处干政，受以孝治天下传统的约束，汉武帝只能曲意听从。等到两位太后都撒手人寰之后，汉武帝才真正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革。依靠文景之治时期奠定的物质基础，通过抗击匈奴树立大国形象，巩固大国地位；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治国方略，实行思想文化改造，树立皇权独尊的个人形象；通过推恩令的实施，对诸侯国权力进行限制和逐步侵削，巩固中央集权；再通过典章制度的变革，建立一套以严刑峻法为特征的管理体系，内政外交全面变样，一时堪称政绩卓著。 变革结果也助长了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特别是抗击匈奴、开疆拓土，这是汉代立国以来了不起的成就。极度的自信令汉武帝藐视天下，唯我独尊。此时的汉武帝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重用酷吏实施高压统治，把刚愎、独裁与冷酷的一面演绎得淋漓尽致。对待朝臣或诸侯王孙，话不入耳，刑徒相加，甚至动辄杀人，由此制造了一系列的冤案。像众所周知的太子谋反案就是一桩典型的冤案，淮南王谋反案不过是这一系列冤案中的一例罢了。 世仇的诬蔑陷害是最为致命的直接原因。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刘安的父亲刘长在辟阳侯府打死审食其，这是一件轰动长安的大事。审食其是吕后的弄臣，与吕后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而对宗室弟子来说却又不足为外人道。因为与吕后关系亲密，审食其被封为辟阳侯，任命为左丞相。按世俗常理来看，审食其的存在对于刘氏子孙来说是一件颇为尴尬的事。所以，淮南王刘长以其有能力而不救生母的理由打死审食其并没有受到汉文帝的严厉责罚。对于审食其的子孙来说，这却是一桩没有昭雪的冤案，毕竟审食其只是吕后手下的“舍人”，他可以跟吕后说情，但吕后最终如何处置赵姬，审食其无权过问，自然也没有罪责。刘长听信了舅舅的话，把母亲含愤而死的怨恨全部记在审食其的账上实属无理，这仇恨自然也就种在了审食其子孙的心里。 到了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审食其的儿子辟阳侯审平因谋反罪自杀，并没有累及孙子审卿，审卿也没有忘记世仇，一直在寻找报复的机会。到了汉武帝时代，审卿与宰相公孙弘私交不错，淮南王与宫廷关系十分密切的时候，他无隙可乘。见淮南王失宠，便捕风捉影制造证据，屡屡举报淮南王谋反。公孙弘先是不以为然，无奈审卿屡屡“深构（捕风捉影曲意陷害）”，公孙弘于是派人查证。有审卿上下打点、左右走动，于是小事变成大事，甚至无中生有地罗织了许多罪证，终于把刘安谋反罪坐实。刘安为父亲种下的仇恨种子而在劫难逃。 如果说世仇诬陷为淮南王冤狱备下了足够的火药，那么祸起萧墙则点燃了导火索。刘安在学问修养方面堪称大家，但对家庭关系的处理却是失败的。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刘不害，庶出，比较平庸。次子刘迁，为荼王后所生，深得刘安喜爱，并被册封为太子。刘安对长子不太喜欢，所以把更多的爱给了刘迁，刘迁也恃宠骄纵，根本不把长兄放在眼里。刘不害虽然一味忍让，但刘不害的儿子刘建却“材高有气”，并不是省油的灯，加上他年纪与刘迁相仿，经常与刘迁理论。这叔侄两人成为对手，刘建也是常常吃亏。刘迁恃宠骄纵，淮南王不可能不知道；刘迁欺负刘不害，淮南王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刘迁与孙子刘建的争斗，淮南王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这一切却不加理会，放任兄弟之间的矛盾、叔侄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汉武帝的推恩令一出，诸侯国纷纷响应，刘安并没有为儿子推恩封侯，刘不害仍然是一无所有，刘建为此对祖父深为不满，“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于是私下里收集刘迁的不法罪证，希望扳倒刘迁好让其父取而代之。刘建年幼无知，他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无可厚非。淮南王不执行推恩令，也不给自己的长子刘不害以及孙子刘建相应的权利，表现得有些不近人情，对待推恩令，也是负有责任的。 刘迁的确是一个浅薄无知的恶少，留下许多劣迹。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淮南王自己重视道德文章却不能很好地教育太子，可以说是责任重大。作为淮南太子，是王位的继承人，品行不端必将误国害民。刘建的检举对象本是刘迁，没想到却祸及祖父。审卿等人已经罗织一系列的“罪证”，有了淮南王孙子的举报，实在是大喜过望，加上公孙弘等人的“深探其狱”，款款罪证都指向淮南王，“谋反”大罪最终也被安在了刘安的头上。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在绝望中自杀，而幼稚无知的刘建哪里知道，他的举报竟点燃了一根导致阖族蒙难的导火索。淮南王已死，淮南国受株连的刘安家族以及列侯、二千石、豪杰达数千人之多，刘建父子也未能幸免。 “谋反”是淮南王的历史宿命。纵观历代诸侯王，其佼佼者多半因为“谋反”而身死国灭。从某种意义上说，“谋反”是帝王铲除诸侯王的有效工具。淮南王醉心道德文章，一生不涉刀兵，小心谨慎也难以摆脱“被谋反”的悲惨的结局，痛心之余也令人掩卷沉思。 作者：姚尚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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