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经记】俞樾：花落春在，《诸子》《群经》（下）

江河行地劲草庐 2019-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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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为了刊刻自己的著作，费了很多的心思，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先给自己的座师祁寯藻写了一封信：

后东南沦陷，航海北来，旅食津门，忽又三载，杜门息辙，妄以撰述自娱。所著《群经平议》三十六卷，粗有成书，其中第十四卷专论《考工记》世室重屋明堂制度，津门有好事者取以付梓……况樾幸出大贤之门，得附门下士之末，……谨寄呈一本，倘赐览观，有以正之，幸甚幸甚。外附呈所著书目一纸，并求赐览。（《与祁春圃相国书》）

俞樾在信中说自己所作的《群经平议》总计三十六卷，这个数字跟今日所见的《群经平议》差一卷。看来，这是稿本和定本之间的区别。俞樾说天津的朋友只赞助了一卷的刊刻费用，所以他把这部书呈上一本给祁寯藻，请老师多批评指正。祁收到后，在给俞樾的回信中夸赞了此书写的是如何之好。这封回信让俞樾看到了希望，于是他给祁寯藻的第二封信中就提到了自己所写的这部书很担心被老鼠啃掉，真希望能够尽快出版。其实他的潜台词就是希望老师能够出资赞助，可惜的是，俞樾一年多以后才收到祁的回信，而此时俞樾已回到了苏州，并且此后不久，祁寯藻就去世了，因此他也没能得到祁的赞助。

俞樾在天津的生活颇为困难，那时的崇厚任通商大臣驻守天津，崇厚了解到了俞樾的窘境，于是就推荐他去纂修《天津府志》，可惜《志》局的资金一直未能落实，俞樾也没得到酬劳。在这种情况下，俞樾只能给一同考中举人的李鸿章同年写了封求助信，希望李能帮自己找份工作。李鸿章果真够朋友，他推举俞樾前往苏州紫阳书院去任职，于是在同治四年秋，俞樾又回到了苏州。此时距他上次离开苏州已经有了六年之久。

俞樾在紫阳书院任职期间，仍然忙着写自己的著述，这个阶段，《诸子平议》已经完成了大半，而他心思仍然是放在了出版著作方面。同治四年冬，俞樾前往杭州拜见了浙江巡抚蒋益灃。俞樾明确提出，希望蒋能帮助出版自己的著作。蒋很快答应了这件事。这个结果让俞樾很是高兴。

而他在杭州期间，还拜访了杭州太守刘汝璆。刘在请俞樾吃饭时，赞助了刻书之资40大洋。这个钱虽然不多，但俞樾还是收了下来。到后来俞樾才打听到，刘汝璆为官清廉，其想帮助俞樾却有心无力，而这40大洋也是刘从钱庄借来的。俞樾得知实况后大为感动，但可惜的是，蒋益灃和刘汝璆后来都分别调离了浙江，他的刻书之事也进展得十分缓慢，但毕竟在同治六年，《群经平议》终于刊刻完成了。由此可见，古人出书是何等之艰难。

俞樾的《群经平议》和《诸子平议》是怎样的书呢？其实这两部书都属经典的校勘学著作，俞樾曾说：“余喜读古书，每读一书，必有校正。”为什么读书必校呢？俞樾在给孙诒让的《札迻》所写的序言中称：“夫欲使我受书之益，必先使书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劝’为‘周田观’，‘而肆赦’为‘内长文’，且不能得其句读，又乌能得其旨趣乎？”

看来，只有读到正确的字才能理解古人的思想，因此校字是第一步。而对于校字的起源，俞樾直接追溯到了孔子那里，他在《札迻序》中说道：

余尝谓校雠之法，出于孔氏，子贡读晋史，知“三豕”为“己亥”之误，即其一事也。昭十二年《公羊传》：“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何劭公谓“知‘公’误为‘伯’，‘子’误为‘于’，‘阳’在，‘生’刊灭阙。”是则读书必逐字校对，亦孔氏之家法也。汉儒本以说经，盖自杜子春始。杜子春治《周礼》，每曰“字当为某”，即校字之权舆也。自是以后，是正文字遂为治经之要。至后人又以治经者治群书，而笔针墨灸之功遍及四部矣。

校对古书听来简单，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段玉裁就写过一篇《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

因此，俞樾为了校勘古书，运用了很多的方式。对于他的这些方式，王其和在《俞樾训诂研究》一书中总结出了几十种，在这里只能举几个小例子予以说明，比如《贾子·傅职》有一句：“天子不姻于亲戚，不惠于庶民，无礼于大臣，不忠于刑狱。”俞樾认为此句中的“姻”字有问题：

樾谨按：古人称父母为亲戚。昭二十年《左传》：“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韩诗外传》：“亲戚既没，虽欲孝，谁为孝？”并其证也。此本作“天子不恩于亲戚”，后人不达“亲戚”之义，故易以“姻”字耳。《大戴记·保傅篇》作“天子无恩于父母”，“父母”即“亲戚”也。

俞樾举出了几个例子，以此来证明：这个“姻”字是后世的读书人以自己的理解认为原书读不通，所以加上了这个“姻”字。

对于校勘学的方式，陈垣在《校勘学事例》一书中举出了四种方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而王其和在其专著中认为，俞樾综合地使用了这四种校勘方法，比如对校法的例子则是《韩非子·存韩》中的一句：“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子之未可举。”俞樾在按语中称：

“子”字衍文也。韩非因闻贵臣之计，举兵将伐韩，故上此书，言“韩之未可举也”，误衍“子”字，义不可通。乾道本、道藏本皆同，惟赵用贤本无“子”字，亦当从之。

他认为此句中的“子”字是误植上去的，因为他在其他版本的该书中没有发现这个字。

在校勘的过程中，俞樾还会根据语音来进行校对，比如《淮南子·说山》中的一句：“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莫；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而俞樾的按语则为：

“寒”下当有“暑”字，《兵略篇》曰“是故处堂上之阴而知日月之次序，见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彼以“暑”与“序”为韵，此以“暑”与“莫”为韵，今删“暑”字，则失其韵矣。上文曰“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味”“气”为韵，则此文亦必有韵可知，当据《兵略篇》补。

俞樾的这两部《平议》，不仅是要指出古书何为正确何为错误，同时他还会分析出古人出错的原因，比如《管子·水地》：

齐晋之水，枯旱而运。

樾谨按：“齐”与“晋”声相近，《周易》释文曰“晋，孟本作齐”，是也。《管子》原文本作“晋之水”，声误为“齐”，校者旁注“晋”字，传写并入正文，遂作“齐晋之水”矣。尹注谓“是齐之西而晋之东”，此曲说也。王氏《杂志》谓“涉上文而误”，夫上文有“齐之水”“楚之水”“秦之水”，何独误作“齐”乎？是犹未明致误之由也。

因此，这样的校勘方法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在。而更为重要者，他还发明了“以子证经”的训诂方法，他在《诸子平议序》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个观念：“圣人之道，具在于经，而周秦两汉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虽以申、韩之刻薄，庄、列之怪诞，要各本其心之所独得者而著之书，非如后世剽窃陈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不必称引其文而古言古义居然可见。”

俞樾的第三部名著则是《古书疑义举例》，其实这部书就是总结古书中的训诂疑难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俞樾在该书的序言中说：

夫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譬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夫自大、小篆而隶书、而真书，自竹简而缣素、而纸，其为变也屡矣。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犹闻人言筍可食，归而煮其箦也。嗟夫，此古书疑义所以日滋也欤！

俞樾认为古书在流传的过程中有着字体的变化，同时还有书本材质的变化，这些变化当然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他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许多的总结归类，比如他总结出的“倒文协韵例”：“古书多韵语，故倒文协韵者甚多。”而这个归纳中举出的例子则是《庄子·秋水》：“无东无西，始于元冥，反于大通。”

俞樾认为这第一句原本应该是“无西无东”，因为“东”和“通”是一个韵，但后人因为不知道古人会使用“倒文协韵”，故而会对原文进行妄改。

俞樾的这部《古书疑义举例》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夸赞，章太炎在《清儒》一文中说：“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辩古人称名抵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而梁启超则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此书与王引之的代表作并提：“训诂学之模范的名著，共推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而刘师培则认为这部书堪称“绝作”：“幼读德清俞氏书，至《古书疑义举例》，叹为绝作，以为载籍之中，奥言隐词，解者纷歧，惟约举其例，以治群书，庶疑文冰释，盖发古今未有之奇也。”

俞樾写了这么多的著作，他当然也受到过别人的帮助，然而俞樾却能把朋友的所言写入书中，这足见他是一位尊重他人成果的严谨学者，他在《春在堂随笔》卷二中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

余著《群经平议》，以《梓材》一篇为周公营洛邑诰庶殷之词，即《召诰》所谓“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者是也。篇首“王曰封”，“封”是衍字。《康诰》篇首四十八字，当移至此篇之首。后知金仁山《通鉴前编》说与余同。见书不多，遂与前人暗合，良自愧恧，且恐似此者尚多也。聊记于此，告世之读余书者。

俞樾在研究某个问题时得出了一个结论，后来他听说别人也有着同样的研究成果，虽然他并没有抄袭那个人的观点，但他依然把这件事说明出来，以此可见，他是何等之尊重他人。

俞樾虽然再次回到了苏州，然而他却始终租房而住，直到同治十三年，他才买下一处旧宅院来建造自己的家园。俞樾在马医科下所租住的院落，乃是潘世恩的旧宅院之一，潘家在马医科下有三处旧宅，其中一处被战火烧毁，只留下了一片废地，俞樾就将这块地买了下来，而后建成了一处庭院，这就有有名的“曲园”。

“曲园”之名得自于该处宅院中一个花园的形状，马晓坤在《俞樾传》中写道：“转过春在堂的屏门，后面还有一小片空地，地形狭长，自南到北长有十三丈，但只有三丈宽，又自西至东宽有六丈，但长只有三丈，俞樾和夫人计划在这里叠石穿池，杂莳花木，建一个小园子。因为园子的形状如同一把弯曲的尺子，所以便命名为‘曲园’，也取‘曲而全’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