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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神医王肯堂

2019-09-16  图书 馆员

王樵有个儿子名叫王肯堂,聪明过人,博学多才,特别喜欢医学,博览医著药书,留心医药方术。有一次,他妹妹患了重病,求医各方名家都束手无策。此时,王肯堂虽然还是个学子,他为妹妹切脉细诊,又根据妹妹的脾性和独特病情,开方抓药,亲自煎熬,连服数帖,病情竟日转一日地好了起来。王肯堂一下子名震乡里。他并未自满驻足,越发加倍伴灯夜读,虚心求教各方名医。当时苏州的薛廷卿医道精湛,名气很大。王肯堂为了学到他的医术,便改名换姓,到薛廷卿门下当药铺伙计。每天一大早起来便扫地、担水、劈柴、生炉子,什么都做。薛医生开出处方后,他便热情接待,细心抓药。晚上,待人们都睡了,他便独自在灯下细细研究薛老医生开出的每一张处方,时间一长,只看一眼薛老医生记录的病情疹断,就将方子丢在一旁抓药了。抓完后跟随方子一对,用药的剂量毫无差错。苏州三年,王肯堂的医道大进,回金坛后,又不耻下问,下乡拜访一些祖传的“土郎中”,遍搜民间秘方,整理成帙。
明朝万历十七年(1589年),王肯堂40岁,考中进士,官授翰林检讨,参与国史编修。当倭寇侵犯沿海,王肯堂向皇帝呈上十条建议,并且毛遂自荐,愿以御史身份赴海上练兵,扬明朝军威,震慑敌寇,遭到一些同僚的攻击和皇帝的斥责。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他愤然称病辞官回乡。
回到家乡,王肯堂一边为民治病,一边撰写医书,曾成功地为一位眼窝生毒瘤患者行切除手术,不公保住了患者的视力,还不留刀痕,为国内医家惊叹。他还做成落耳再植手术,蜚声医坛,他在治疗中十分重视采用情绪疗法,利用“五行”学说,按照病人的病症和各种情绪反映,因人而治。居家14年,王肯堂在行医过程中,还广泛收集历代医学文献,用心攻读,详心摘录,根据脉症辨别异同,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耗费10年的精力,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撰写成44220万字的《证治准绳》,内分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幼科、妇科等,是一部浩瀚的医学名著,后世汇刻称《六科准绳》。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颇详,史称“博而不杂,详而有要”,“因症论治,尤能不偏不倚,而归于症正”。后又编写《古今医统正脉金书》205卷,搜集、整理中国古代医学文献44种,为祖国的医学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宝贵资料。还著有《针灸准绳》、《医学正宗》、《医镜》、《医论》等书,其中《尚书要旨》、《念西笔尘》收入《四库全书》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吏部侍郎杨时乔荐补王肯堂为南京行人司副,后转任浙江宁绍道参议,累官福建参政,晚年退居故乡。死后附葬城东九曜先茔,后又迁葬城东九里青岗墩。
王肯堂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证治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大成的名著。
王肯堂(约1552~1638),字宇泰,一字损仲,号损庵,自号念西居士,江苏金坛人。祖父王皋,父王樵,均进士。王皋任过知府,迁山东按察副使,王樵官至刑部侍郎,右都御使。1579年,王肯堂乡试中举;1589年,中进士,同年选为翰林检讨,备员史馆4年。1592年授检讨,因上书抗御倭寇事,被诬以“浮躁”降职,引疾归,1606年,又补为南京行人司副;1612年,转任福建参政。
王肯堂曾授翰林院检付,参与国史编修,著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等。由于朝廷不纳他的抗倭疏议,愤然称病辞职回乡,从此重操少时喜爱的医学。居家期间,他边疗民疾,边撰医书,曾成功的为一位眼窝边生毒瘤的患者行切除术,作过落耳再植术,“以惊驱惊”治愈一富家子弟因科举得中惊喜过度而得的精神病。他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之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学家所推崇。阿魏化痞膏即是《六科准绳》中的经典名方。

王肯堂因母病志于医。1570年,妹濒死,经王氏治愈。由是延诊求方者,庭户常满。父王樵以为害举业,戒止之。罢归后,复肆力医学。王氏交游甚广,1579年秋,遇缪仲淳于白下(今南京),友谊颇笃。王氏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有交往,探讨过历算。王氏兴越广泛,与郭澹论数纬,与董其昌论书画,与曾柏大师论参掸,对他改善知识结构,开展医学研究是有益的。

王肯堂著有《证治准绳》44卷,《医论》4卷,《医辨》4卷,《胤产全书》1卷,《医镜》,辑有《古代医统正脉全书》,含书44种,由吴勉学校刊,王氏所著《郁冈斋至麈》(1602),为读书见闻扎记,有十之三、四为医学内容,并记述有他与利玛窦的交往,此外,还撰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律例笺释》等。

王肯堂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证治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家所推崇。还辑有《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著有《针灸准绳》、《医学正宗》、《念西笔尘》等,为祖国医药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清热解毒有高手——明代名医王肯堂配方“牛黄解毒丸”
牛黄解毒片(丸)为家庭常备成药之一。原方是根据明代名医王肯堂《证字准绳·幼科》中“牛黄解毒丸”加减而成。该药由于适应范围广、疗效卓着,既可内服又能外用,多年来一直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也备受患者的青睐。

牛黄解毒片是牛黄、冰片、生石膏、黄芩、大黄、雄黄、桔梗、甘草等8味药组成。方中牛黄(可用人工牛黄代替)味苦性凉,功善清热凉心解毒,为方之主药。生石膏味辛能散,性大寒以清热泻火;黄芩、大黄均性味苦寒,前者清热燥湿,泻上焦肺火;后者重在清下焦湿热,泻下通便,开实火下行之途,共为辅药。雄黄、冰片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桔梗味苦辛,宣肺利咽,共为佐药。甘草性味甘平,调和诸药,为使药。诸药配伍,能起清热、泻火、解毒之功效。
牛黄解毒片的主要功效是泻火解毒、清热消肿。药理实验表明,它具有解热、镇痛、抗菌、抗炎等作用。该药对由内热(非风火)引起的热毒壅盛于上焦,出现的咽喉肿痛、牙龈肿痛、口舌生疮、目赤红肿刺痛等疗效显着。对口腔的红肿热痛,如扁桃体炎、咽炎、牙龈痛、口腔溃疡兼便秘者最宜。临床应用表明,各科疾病出现以上病症,对症使用牛黄解毒片皆能取效。
中耳炎
先将患耳用3%过氧化氢清洗干净,再用棉签擦干,然后取牛黄解毒片适量,研为极细末,用纸筒吹入耳内,一日换药1次,3次为一个疗程,一般用药1~3个疗程即治愈。
急性咽炎
取牛黄解毒片2~4片研为细末,用75%酒精或普通白酒调为糊状,敷于喉结一侧,12小时后敷另一侧,外用胶布固定。一般敷药后约20分钟,患者咽部即感舒适。用药1~2次即可取得明显效果。此法也可以治疗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方法同上,只是将药物敷于双侧扁桃体处即可。
口腔溃疡
口腔溃疡久治不愈者(用其他药治疗2周以上无效者),可口服牛黄解毒丸,每次服6克(2丸),一日3次。当病情控制后2~3天停服此药。对比研究证明,口服牛黄解毒丸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其有效率明显高于单纯西药治疗。
麦粒肿
每次取药1~2片,研末,加入适量红霉素眼膏,在无菌调药盘中调匀,涂在局处,以覆盖整个小疖肿为度。一日2次,不包扎。大部分患者在3天内能痊愈,有效率是100%。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每次服6~8片(饭后服),一日2次。连续用药一般不超过6个月。伴有血管栓塞者合用潘生丁,一日300毫克。
注射部位局部感染
取牛黄解毒片3~5片,压成粉,加适量50%酒精调匀敷患部,无菌纱布敷盖,约1~2小时酒精蒸发,再滴入酒精湿润,约6小时后换药1次。一日2次,6天为一疗程。
带状疱疹
取牛黄解毒丸4丸,加入75%酒精100毫升浸泡,用玻璃棒不断搅拌至药物充分溶化。将患处清洗净,干燥后用上述药物涂敷患处。第一天频频涂药,以保持患处湿润为度,第二天用生理盐水洗去疱面上的药物,重新敷上新的药物,以灭菌纱布覆盖。每日换药l次,4天为一疗程。一般一个疗程即可痊愈。
阴囊湿疹
阴囊湿疹出现瘙痒难忍、搔破溃烂或有黄水渗出者,可口服牛黄解毒片,每次服4片,一天3次。连服3天症状明显改善后,可减药量每次3片,一日3次。
此外,牛黄解毒片对鼻前庭炎、单纯性毛囊炎、睑腺炎、阴道炎及早期皮肤感染者也有效。

食疗方

* 暑期每天用百合50~100克、绿豆200克,同煲糖水,有消暑和胃之益。

* 发热病后,用莲子100克、百合50克,同煲糖水,有安定心神、和胃营养之益。

* 百合100克与粳米适量,煲粥,是老年人四季适宜的补身点心。

明代医家

一、戴思恭   二、王履   三、熊宗立    四、韩懋   五、王伦   六、汪机
  • 七、薛己

  • 八、万全

  • 九、高武

  • 十、李时珍

  • 十一、徐春甫

  • 十二、龚廷贤

  • 十三、方有执

  • 十四、杨济时

  • 十五、缪希雍

  • 十六、吴昆

  • 十七、武之望

  • 十八、王肯堂

  • 十九、陈实功

  • 二十、吴有性

  • 二十一、张介宾

  • 二十二、赵献可

  • 二十三、李中梓

  • 二十四、沈之问





  • 一、戴思恭

  • 戴思恭(1324~1405),字原礼,号肃斋,婺州浦江(今属浙江诸暨县)人,家世业儒,并数世业医。父戴士尧(1307~1349)是文学家戴良之兄。早年弃儒学医;弟思温,字原值,号益斋,亦以医名。元至正三年(1343),戴士尧携子思恭、思温至义鸟,投丹溪门下学习。戴氏还从罗知悌学过医。

  • 洪武间,以太医院石逵荐,入为御医。受朱元璋赏识,授迪功郎、正八品御医,建文初,升任太医院使。永乐元年(1402),乞归,奏章四上,方准其请。

  • 戴氏临证,辨证细,用药准,着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本草摘抄》、《类证用药》;《推求师意》、校补有朱丹溪的《金匮钩玄》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刊于1443年,以论述内科杂病证治为主。

  • 《推求师意》为阐发丹溪未尽之意而作,原无刻本,嘉靖中汪机得之,为汪氏弟子陈桷校刊,书名为汪氏所题。凡2卷。

  • 《金匮钩玄》,朱丹溪撰,戴氏作了订正和校补,约成于1358年,凡3卷。

  • 戴氏尊丹溪,对六郁辨证及治法,都很精审。指出传化失常是致郁关键,在郁证中又以中焦致郁居多,深化了丹溪六郁之说。戴氏对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诸家说,俱深入钻研,择善而从,不拘一家,无门户之见。

  • 二、王履

    王履(1332~1391),字安道,号畸叟,又号奇翁、抱独山人。江苏昆山人,着有《医经溯洄集》1卷、《百病钩元》20卷、《医韵统》100卷,以及《小易赋》、《十二经络赋》等。惟《医经溯洄集》行世。洪武四年(1371)至长安,任秦王府良医正10余年。1383年,登华山巅,绘华山风景画40幅,写诗150首,画现存放富博物院。

  • 《医经溯洄集》,撰于1368年,载医论21篇。书名溯洄,寓推溯医源义,探讨《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及历代诸家之作,提出不少独见。

  • 氏对伤寒温病之辨颇精,谓温病是“感天的恶毒异气”而致,“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决不可以伤寒六经诸病为通治”。

  • 王氏对宋以来伤寒397法之说提出异议,认为应把《伤寒论)作方法论读,“读者当活法,勿拘执”。这是一个重要思想。

  • 王氏评论以往医家,每有创见。其论“外感法仲景,内伤宗东垣,杂病主丹溪”等,为学医者之标的,至今医界多所遵循。

  • 子伯乘永乐中以医鸣于两京,无嗣,传其秘于婿沈仲实。仲实孙承先,亦善医,安道有徒许谌,字元孚,谌婿太仓陶治,传其业。

  • 三、熊宗立

  • 熊宗立(约1415~1487),一名均,字道轩,自号勿听子,建阳(今福建建阳县)人。从刘剡学医卜术,推崇五运六气之说,着述甚丰,日本医生真长兰轩曾从其学。

  • 着有《名方类证医书大全》24卷(1447)、《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运气音释补遗)1卷,《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又名《新编俗解八十一难经图要》)7卷(1438),《伤寒运气全书》(又名《伤寒活人指掌图论》)10卷(1458),《医学源流》1卷,《增补本草歌括)8卷,《山居便宜方》16卷,《备急海上方》2卷,《妇人良方补遗大全》1卷,《类证注释钱氏小儿方诀》,注有宋代陈文中《小儿病源方论》10卷。

  • 四、韩懋

  • 韩懋,(1441~1522?),又名白自虚。字天爵,号飞霞子,人称白飞霞。正德间,武宗赐号抱一守正真人,四川泸州人。出身官宦之家,因生来孱弱,父母多病,科举失利,遂学医。曾师辜其表鼻华恒岍、金华王山人、武夷仙翁黄鹤老人,又得峨眉高人陈斗南秘术。医术精湛,游走半天下。

  • 韩氏通易,尊《素》、《难》如六经,认为丹溪“能集名医之大成”。着有《韩氏医通》2卷,《杨梅论治方》1卷;《海外奇方》等,现仅存《韩氏医通》,是一部少而精之作。

  • 韩氏重脾胃中和之气,所制三子养亲汤、黄鹤丹等。药仅二、三味,功效显着,至今为临床喜用。

  • 五、王伦

  • 王伦(1453~1510)。字汝言,号节斋。先世居陕西铜川,五代时迁居浙江慈溪。出生于官僚家庭。1484年举进士,历官礼部郎中、广东参政、湖广右布政使、副都御使、湖广巡抚。因父病精医,兄经,进士,亦知医。王氏从政期间,坚持医事活动。

  • 着有《明医杂着》6卷、《本草集要》8卷、《医论问答》、《节斋胎产医案》、《节斋小儿医书》等。

    王氏在医理上主张,“宜专主《内经》,而博观乎四子”。认为仲景、东垣、河间、丹溪四子之书“各发明一义”,博观乎四子之学,“斯医道之大全矣”。

  • 六、汪机

    汪机(1463~1539),字省之,号石山居士。安徽祁门人。幼习举子业,屡试不第。因母病究心医学,遂弃儒学医。父汪渭,字公望,当地名医,着述甚多,有《医学原理》13卷(1519),《读素问钞》3卷、补遗1卷(1519),《运气易览)(1519)、《伤寒选录》8卷、《补订脉诀刊误》2卷(1523)、《外科理例》8卷(1513)、《痘疹理辨》2卷(1531)、《针灸问对》3卷(1532)。编辑有戴原礼《推求师意》。生平治验由弟子陈桷(字惟宜)编成《石山医案》4卷(1519)。汪氏还编有《本草会编》20卷,已佚。

  • 汪氏宗《内经》、《难经》,强调治病以调补气血为主,尤重理气。

    在外科治疗中,强调“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应以补元气为主,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对外科发展有较大影响。

  • 针灸上本《素》、《难》,认为针能治有余之病不能治不足之病;灸有补无泻,针有泻无补。

  • 汪氏治病、效验着着,声名很高。

  • 七、薛己

    薛己(1487~1559),字新甫,号立斋。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父薛铠,字良武,府学诸生,弘治中以明医征为太医院医士,以子已故赠院使。治疾多奇中,以儿科及外科见长。薛氏得家传,原为疡医,后以内科擅名。1506年,薛已补为太医院院士;1511年,经外差初考考满,升任吏目;1514年,升御医;1519年,任南京太医院院判;1530年,以奉政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致仕。薛己离职后,不辞辛苦,常远到嘉兴、四明、下堡、横金等处行医。薛氏勤于着述。

  • 薛氏着述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他自己的着述,有《内科摘要》2卷,《妇科撮要》2卷,《过庭新录》(一名《保婴金镜录》)1卷,《外科发挥》8卷,《外科新法》7卷,《外科枢要》4卷,《正体类要》2卷,《口齿类要》1卷,《疬疡机要》3卷,《外科经验方》1卷。《内科摘要》是我国第一次以内科命名学科及书名者。《疬疡机要》是麻风专着;《正体类要》是正骨科专书;《口齿类要》是口腔和喉科专着,都是现存最早的专科文献。

  • 第二类是经他校注和增补的着作,有宋代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24卷、《外科精要》3卷;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3卷;宋代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卷,王纶《明医杂着》6卷;倪维德《原机启微》3卷;薛铠《保婴撮要》20卷。薛氏校书,常附以己见和医案。如对《妇人大全良方》,增加候胎、疮疡两门,附有个人治验和方剂,对《原机启微》,也有增补。

  • 第三类纯属校刊性质。有滑寿《十四经发挥》3卷,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1卷,徐用诚《本草发挥》4卷,陶华《痈疽神秘验方》1卷。

    薛氏重视脾胃与肾命,主张人以脾胃为本,临证多用甘温益中、补土培元等法。

  • 八、万全

  • 万全(1495~1580),又名全仁,字事,号密斋。湖北罗田人。祖籍豫窜(今江西南昌市)。祖父杏城,以幼科闻名乡里。父菊轩,因兵荒定居罗田大河岸,以幼科名,“远近闻而颂之”。万氏因科举失意,乃矢志医学。

  • 万氏广纳前人经验,继承家学,着书立说,撰有《保命歌括》35卷,《伤寒摘锦》2卷,《养生四要》3卷,《内科要决》3卷,《幼科发挥》4卷,《育婴秘诀》4卷,《痘疹心法》23卷、《片玉新书》5卷,《片玉疽疹》13卷,《广嗣纪要》16卷。合为《万密斋医书十种》,凡108卷,70余万字。此外,有手秒墨本10余种,现存有《万氏外科心法)、《酒病点点经》、《万氏秘传眼科》,并收集到刊本《痘疹歌括》和《幼科指南》。

  • 万氏以儿科及妇科见称。儿科宗钱乙,重小儿护养和疾病预防,辨证强调四诊兼顾,治方重视脾胃。家传方中的牛黄清心丸、玉枢丹、安虫丸等,有良效,有些至今为临床习用。

  • 九、高武

  • 高武,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于十六世纪。号梅孤,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喜读书,天文、律吕、兵法、骑射无不娴习。嘉靖间,中武举,以策干当路,因不合弃归。晚年研究医学,尤长针灸。着《针灸聚英》4卷(1529),《针灸节要》3卷(1537),《痘科正宗》4卷,还有《射学指南》、《律吕辨》、《发挥直指》等。

  • 高氏为订正穴位,亲制针灸铜人模型三具,男、女、童子各一,在针灸史上针灸史上是少见的。

  • 十、李时珍

  •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生于世医之家。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当地名医,曾封太医院吏目,着有《四诊发明》、《奇经八脉考》、《蕲艾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兄名果珍。李氏14岁中秀才,三次赴武昌乡试未中,遂专志于医。

  • 李氏博学多艺,乡试失利后,从理学家顾日岩处学过经学。上自经典,下及子史百家,靡不阅览,对理学有很深造诣。李氏承家学,阅读医书,教授生徒,为贫民治病,多不取值。1548年,治愈富顾王朱厚之子,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掌管良医所,被荐为太医院判。

  • 1552年,李氏开始搜集材料,为编着《本草纲目》作准备。李氏编着《本草纲目》,以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集唐、宋诸家本草之精萃,益金、元、明各家药藉之不足、继承我国本草研究的传统,独辟蹊径,把本草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 李氏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达到一个新水平。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改善了古代科学方法,积累了科学研究的新经验。李氏成功地运用了观察和实验、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批判继承和历史考证方法。

  • 观察和试验是本草药研究的基本方法。李时珍对药物采用亲自采集、仔细观察,以得其真的方法,获得很大成功。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分类使药物研究体系化,关键还是如何确立分类的标准。李时珍打破本草学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使分类体系更为科学化。

    除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他还在陶弘景主治药分类法基础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药分类法,创立了药物归经分类法。

    李时珍为弄清每味药物,提出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项任务,这八项不是每味药全有,有的五项、六项不等。实际上是对每味药既作出系统分析,又进行了全面综合,而在分析基础上,又作了高度概括和综合。

  • 批判继承和调查研究是李时珍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研究每味药,总是先参考诸家本草,考核诸家异同,用自己观察试验结果,加以参证:《本草经》中只载枸杞之名,未言明药用部位;《名医别录》指出根大寒,子微寒;《药性论》谓枸杞甘平、子、叶皆同,《本草衍义》说枸杞是梗皮,李时珍说:“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李氏经过研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到之处”,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活动中。

  • 李氏躬亲实践,广泛向劳动人民学习,注意调查研究,是他又一重要研究方法。莶一药,众说纷坛,有谓似酸浆,有说为苍耳,有曰即地菘;李氏经过广泛征询,聚诸草谛视,得出莶即猪膏母之确论,他从京师还,见车夫用旋复花治跌打损伤,遂肯定其益气续筋,补劳损之功。邻家小儿食积,偶取羊食之,归而大吐愈,李氏因此首载此品种入本草。他从猎户口中知虎骨强志壮神之功能;从菜农处明确芸苔即油菜,从工人处学得防止采矿中毒之法,山人、渔翁、农夫、皮匠、猎户,都是他的老师,使他从调查研究中获益非浅。

  • 历史考证方法是李氏常用的科学方法。通过文献考柬,《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来自天竺、大食、南洋、胡人、蕃人及由梵文、佛经中得到的医药知识。经过历史考证,指出“按《本经》胡麻亦名巨胜,《抱朴子》云,巨胜一名胡麻,以黄麻于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不可不辨”。

  • 李氏主张人定胜天,通过以上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认为药性不是固定的,可用人工方法改造其自然性能。药性下沉者,用酒引之使其升;升浮者以咸寒药引之使降,李氏昭示迷信神仙说之误,批判服食飞升举之谬,服金银,为赖水谷血肉之躯所不堪,“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居住水中,步履水上,是邪说;服食成仙“误食之罪,通乎天下”,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 李氏治学严谨,对未知事物,常用“未审然否”?“亦无所询征,妨附于子,以俟博识”,作为结语。

  • 1578年,《本草纲目》撰成。1580年,李氏赴太仓访王世贞求序。李氏殁后,方得刊行。书印行后,节译成全译成日、朝、拉丁、德、英、法、俄诸种文字,流行全世界。英。李约瑟说:“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濒湖脉学》1卷,撰于1564年。李氏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单以脉诊决病。至于论脉,将24脉分为七表、八里、九道,把浮、大、数、动、滑划为阳,沉、短、涩、弱、微划为阴。

  • 《奇经八脉考》,约撰于1577年,1卷。本书考证历代文献,对奇经循行和主病,详加说明,且附已见。

  • 李氏临证,推崇张元素,重辨病证,立法严谨,用药得当。治疗时,或化裁古方,或自组新方,或用民间单验方,多有良效。

  • 李氏提出命门在两肾之间,为赵献可所发挥;指出“脑为元神之府”,肯定脑为全身中枢的功能。尚着有《命门考》、《集简方》、《白花蛇传》、《脉诀考证》等,已佚。《纲目》一书,乃父乃子及弟子庞鹿门均参与编写,次子建元为书绘图,可谓以李时珍为主的集体着作。

  • 十一、徐春甫

  • 徐春甫(1520~1596),甫一作圃,字汝元,号东皋,又号思敏、思鹤。祁门(今安徽歙县)人,出身于诗书之家,父、祖俱业儒。早年攻举业,因苦学失养,体弱多疾,遂改攻医,师事当地医家汪宦。宦深研《内经》,针对王冰注,写有《医学质疑》一书。

  • 徐氏着有《古今医统大全》100卷,《医门捷径》(又名《医学入门捷要六书》或《医学入门捷径六书》)6卷。《古今医统大全》中的《内经要旨》、《妇科心镜)、《螽斯广育》、《幼幼汇集》、《痘疹泄密》等,都曾单独印行。

  • 徐氏居京师,任职太医院,治病以救人为先,是一位关心医德建设的医家。

  • 徐氏是我国民间医药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发起人和创办者,对推动医学发展,开展学术交流起着一定作用。

  • 十二、龚廷贤

  • 龚廷贤(1522~1619),字子才,号云林山人,又号悟真子。江西金溪人。父龚信,字西园,一说字瑞芝,任职太医院,撰有《古今医鉴》8卷。廷贤幼攻举业,后随父学医。他承家学,又访贤求师,医名日隆。曾任太医院吏目。1593年,治愈鲁王张妃臌胀,被赞为“天下医之魁首”,并赠以“医林状元”扁额。

  • 龚廷贤着有:《种杏仙方》4卷(1577)、《万病回春》8卷(1587)、《复明眼方外科神验全书》6卷(1591)、《云林神彀》(1591)、《鲁府禁方》4卷(1594)、《寿世保元》10卷(1615)、《小儿推拿方脉全书》3卷(1604)。尚有《医学准绳》4卷、《经世全书》8卷,《痘疹辨疑全幼录》3卷,《本草炮制药性赋定衡》13卷等。亦托名为龚氏所撰。

  • 上述着作中。《万病回春》和《寿世保元》流传最广。

  • 《小儿推拿方脉全书》,介绍各种推拿手法及所主病证,附有插图。

  • 龚信《古今医鉴》是在龚廷贤协助下并加以补充而成的。弟廷器、侄懋官均业医,都任过医官。袭氏着作浅显实用,传入日本、朝鲜等国。

  • 十三、方有执

  • 方有执(1523~1593),字中行(一行仲行),号九龙山人。安徽歙县人。两番以中风、伤寒、丧妻,五次以中风殇子,遂发愤学医。着《伤寒论条辨》8卷,后附《本草钞》1卷、《或问》1卷、《痉书》1卷(1592)。

  • 方有执一生笃志《伤寒论》研究,推崇张仲景,认为,因年代久远,经王叔和编次,原文次序有改变,再经成无己注释,又多更窜,错简益多,扦格难读。须重新整理编排,恢复《伤寒论》原貌。因此称方氏所开创的流派为错简重订派。

  • 十四、杨济时

  • 杨济时(1522~1620),字继洲。三衢(今浙江衢县)人。世医出身。祖父曾任职太医院。继洲幼业举,因厄于有司,由儒入医。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选任侍医,隆庆三年(1568)进太医院圣济殿,直至万历,三朝任医官达46年。医迹遍及闽、苏、冀、鲁、豫、晋等地。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博采众书,参以已验,编成《针灸大成》。

  • 《针灸大成》为继《内经》、《甲乙经》、《铜人》之后,对针灸理论及临床又一次进行了总结。

  • 杨氏具有丰富临证经验,学术主张很有特色。认为治病,针、灸与药缺一不可,杨氏重视经络学说,以之指导辨证取穴,提出“宁失其穴,勿失其经”,这样才能使“穴无不正,疾无不除”。在操作上,强调“巧妙玄机在指头”,重视补泻手法,将前人针刺14法概括为12字手法,即“爪切、指持、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针对、指搓、指捻、指留、针摇和指拔”。后又简化为下针8法:揣、爪、搓、弹、格、扪、循、捻。杨氏倡透穴针刺法,介绍了烧山火、透天凉、苍龙摆尾、赤风摇头、龙虎交战、龙虎升降、马午补泻等手法。

    十五、缪希雍

    缪希雍(1546~167)。字仲淳,号慕台,原籍海虞(今江苏常热),后迁金坛。父尚志,兄昌期以东林党祸毙于狱。缪氏牵连在东林党内,辗转逃避,移居金坛。缪氏性耿直,有豪气。曾师事司马大复,与不少名医来往。

    着有《神农本草经疏》3卷(1625),《先醒斋医学广笔记)3卷(1622),尚有《续神农本草经疏》、《方药宜忌考》、《仲淳医案》、《本草单方》等。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由弟子丁长孺辑录,语简法备,切于实用,涉及内、外、妇、儿诸科,多有独到见解。其中吐血三要法,尤为后世重视,至今用于临床。

    缪氏深究药物炮制,谓汤、散、膏、液、丸之作用不同。

    同为酒渍,有的须酒浸以助其力;有的须细锉,煮酒密封,渐收其效。同为丸药,面糊取其迟化直下焦,半夏南星以姜汁稀糊取其易化,炼蜜丸取其迟化气循经络,腊丸难化,意在迟取效。他还认为药物随土地变性,用药当详察。

    缪氏斥五运六气之谬,非医学治病之书,无益于治疗。《祝医五则》则为医德重要文献。

    十六、吴昆

    吴昆〔1551~1620),字山甫,号鹤皋,自号参黄子。安徽歙县人。出身儒门,祖父元昌、父之韬,“俱修德而隐者”。叔祖吴正伦,堂叔吴行简,俱当地名医,15岁考举人未中,“投举子笔,专岐黄业”。家藏医书颇丰。吴氏“日夕取诸家言遍读之”,随邑人余午亭习医,渐有成,余勉其出游。遍历三吴、江浙、荆襄、燕赵等地,师医道贤于己者,由是医学大进,兼之热心治病救人,声名很快传播开来。

    吴氏着有《医方考》(1584)、《脉语》2卷(1584)、《黄帝内经素问吴注》24卷(1594)、《针方六集》6卷(1618)。另有《十三科证治》、《参黄论)、《药纂》、《砭考》,已佚。

    《素问吴注》对《素问》进行疏解,先简述大意,再分段注释。取譬形象,说理透彻,密切联系临床,深受欢迎。

    《医方考》系方书,按病证分24门,每门下收方若干首,共收方剂700余首。《脉语》阐述了取脉方法、三部九候、生理和病理脉象、妇女小儿脉象特点等。对太素脉持批判态度。明确规定了病案书写格式。《针方六解》强调针药并行。

    十七、武之望

    武之望(1552~1629),字叔卿,自号阳行山人。陕西临潼人。祖籍陕西白水,万历十六年(1588)中解元,次年中进士。历任安徽霍丘、江苏江都知县,吏部考功主事,太常寺少卿,山东按察司副使,吏部考选司主事、大理寺右少卿等。

    武氏早年留心医学,师事从叔武带川,1600年“忤当路”免职,对医学兴趣更浓。1606年春,里中疫气盛行,以管《保赤全书》治法,按方投剂,旬日间所活近百,深受乡里赞扬。

    武氏撰有:《济阴纲目》5卷(1620)、《痘科类编》、《济阳纲目》108卷(1626),尚有《慈有纲目》、《医帜》、《海防疏》、《鸡肋篇》等。武氏有“关中鸿儒”之称,酷爱诗文,学问经济为人称道。现存《游温泉》、《登骊山观虎斑石》2首,是咏赞临潼佳山丽水之作。

    十八、王肯堂

    王肯堂(约1552~1638),字宇泰,一字损仲,号损庵,自号念西居士,江苏金坛人。祖父王皋,父王樵,均进士。王皋任过知府,迁山东按察副使,王樵官至刑部侍郎,右都御使。1579年,王肯堂乡试中举;1589年,中进士,同年选为翰林检讨,备员史馆4年。1592年授检讨,因上书抗御倭寇事,被诬以“浮躁”降职,引疾归,1606年,又补为南京行人司副;1612年,转任福建参政。

    王氏因母病志于医。1570年,妹濒死,经王氏治愈。由是延诊求方者,庭户常满。父王樵以为害举业,戒止之。罢归后,复肆力医学。王氏交游甚广,1579年秋,遇缪仲淳于白下(今南京),友谊颇笃。王氏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有交往,探讨过历算。王氏兴越广泛,与郭澹论数纬,与董其昌论书画,与曾柏大师论参掸,对他改善知识结构,开展医学研究是有益的。

    王氏着有《证治准绳》44卷,《医论》4卷,《医辨》4卷,《胤产全书》1卷,《医镜》,辑有《古代医统正脉全书》,含书44种,由吴勉学校刊,王氏所着《郁冈斋至麈》(1602),为读书见闻扎记,有十之三、四为医学内容,并记述有他与利玛窦的交往,此外,还撰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律例笺释》等。

    十九、陈实功

    陈实功(1555~1636),字毓仁,号若虚。崇川(今江苏南通市)人,幼年多病,少年开始究心医学,专事外科40余年,着《外科正宗》12卷(1617),搜集有唐以来外科验方,结合自身临证经验写成。

    陈氏医德高尚,对医德建设十分重视。所写“医家五戒十要”,对医生提出严格要求,制定了全面的医德规范体系,如不计较诊金,对贫富患者一视同仁,勤学医术,精选药物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二十、吴有性

    吴有性(1561~1661?),字又可。吴县(今江苏苏州)洞庭东山人,明代多次温疫流行,是推动吴氏研究温疫的客观动因。当时医学界“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以致投剂无效的现象,强有力地推动他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决心探索温病。瘟疫流行,“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有因失治不及期而死者,有妄用峻补、攻补失序而死者。有医家见不到,急病用缓药、迁延而死者,“比比皆是”,使吴氏痛心疾首,于1642年写成《瘟疫论》。

    《瘟疫论》中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水痘、天花)、绞肠痧(霍乱)、疙瘩瘟(腺鼠疫)、虾蟆瘟(腮腺炎)、大头瘟、探头瘟、大麻风、鼠痿(颈淋巴结核)、流火丹毒、目赤肿痛(眼结膜炎、砂眼)、病瘅发黄(肝炎、黄疸)、斑疹、咽肿、疮疥疗肿等,内容广泛,是他亲历瘟疫流行,临床经验的总结。

    《瘟疫论》是中医发展中一次重大突破,为以后温病学派开辟了道路。他的创新精神受到广泛赞扬。吴有性实际上已走到细菌病原说的面前,他所谓的戾气,有质、有特异性、有偏中性、有特殊致病性,只须沿着它再前进,寻找出这种物质本体,便会作出历史的突破。一则受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二则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的后继者们在这方面部明显退步了。

    吴氏尚有《伤寒实录》,已佚。又有《温疫合璧》系清代王嘉谟在吴氏原着基础上,增删补辑而成。

    二十一、张介宾

    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又号通一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四川绵竹,其先于明初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迁浙江会稽。父张寿峰为定西侯客,14岁随父进京,学医于京畿名医金英(梦石),得其传,青年时期未以医为业,从军。因无成就,返京师,专心子医术。张氏医名噪京师。“时人比之仲景、东垣”。

    张氏早年崇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中年后,以《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据,并受张元素影响,转而抨击丹溪,“医法东坦、立斋”。受王冰影响,并发挥说命门之火为元气,肾中之水为元精。无阴精之形,不足以载元气,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亦常不足之说,成为温补派主要人物之一。

    张氏着有:《类经》32卷,《类经图翼》11卷,《附翼》4卷,《景岳全书》64卷,另有《质疑录》1卷,有人疑为伪托。

    在诊断治疗思想上,张氏强调辨证论治、辨证求本。张氏提出二纲、六变之说,二纲指阴阳,六变指表里、虚实、寒热,抓住六变,才能掌握病本。张氏认为“诸病皆当治本”,治本是最重要的治疗。张氏提出的一些论点,如“药贵专精,尤宜勇敢”,“知邪正,权轻重”:“辨虚实”;议补泻;论逆从;活法探病:“不治之治”等,都是讲辨证施治的。

    张氏临证经验丰富,提出不少有益见解。如关于命门学说的发挥,关于问诊的分析,关于煤气中毒及其预防方法的探讨,关于卒中与外感中风的辨别,关于急病的处理,关于精神心理治疗的作用,关于诈病的揭露等,都富有启迪。张介宾作为温补派主要人物,其功不可没;但过于强调温补,造成流弊,亦不可辞其咎。

    二十二、赵献可

    赵献可,生活十六世纪后半期至十七世纪上半期。字养葵,自号医巫闾子,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善易而精医;好学淹贯,医德高尚,往来民间,人称逸士、游仙。子贞,字如葵。能承父业,治病不问高低贵贱,不计礼酬。

    赵氏着有:《医贯》、《内经钞》、《素问钞》、《经络考》、《正脉论》、《二体一例》等,《邯郸遗稿》由子贞整理而成。以《医贯》流传广而影响大,系医论着作。

    赵氏学尊东垣、薛己,对命门学说有所发挥。“命门乃人身之君”,“乃一身之太极,无形可见,两肾之中是其安宅。强调命门之火是人身至宝,人体生理机能所系。火强则生机壮,火衰而生机弱,火灭则人亡。赵氏认为命门之火是先天无极之火,火与真水相济,永不相离。阴阳根系于水火,命门的水火即人体的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为命门水火功能的演化,是脏腑生机所系。养身必须温养命门之火,故推崇八味丸与六味丸。赵氏之说不乏大胆想象,对后世有一定启发,也有不少荒诞之处,为后世垢病。

    二十三、李中梓

    李中梓(1588~1655),字士材,号念莪,又号荩凡居士。出身官宦之家。华亭(今上海市)人。曾祖李府,字一乐,为抗击倭寇而捐躯。伯父尚雅字伯安,号鹤汇,负异才,供弟尚兖读书。父尚兖,字补之,号震瀛,1589年中进士,曾任职兵部和吏部。兄中立,字士强,又字正宇,号念山,曾任浙江按察,四川主考,大理寺卿右评事。兄中植,号念曾,系着名学者,兼通医药。侄延,原名彦贞,字我生,后改辰山。又字期叔,亦曰寒村,号漫庵。师事中梓,着有《补撰药品化议》(一作《辨药指南》)14卷、《医学口诀》、《脉诀汇辨》10卷、《痘疹全书》。

    李氏青年时曾应科举,因多病且子死于庸医,转而习医。着有《内经知要》、《药性解》6卷、《医宗必读》10卷、《伤寒括要》2卷、《本草通玄》2卷、《病机沙篆》2卷、《诊家正眼》2卷、《删补颐生微论》4卷、《李中梓医案》等。《诊家正眼》、《本草通玄》、《病机沙豪》三书,1667年汇刊在一起,署曰《士材三书》。

    李氏弟子有沈朗仲、尤乘、华藻等。沈朗仲传马元仪,马元仪传尤在泾。

    二十四、沈之问

    沈之问,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十六世纪。自号花月无为道人。籍里履历俱不详。撰有《解围元薮》,该书乃沈氏望祖父沈恰梅、父沈史轩和他本人三代相传之资料及临证经验而成。书成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是关于麻风病的专着。该书对麻风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内容相当丰富,沈氏在学术上尊古不泥,主张“后人不可泥于纸上之语”。对方药“随集随证”,“旁搜考试验而奇异者,始录”。治学严谨,对麻风的诊治及病因认识作出了一定贡献。

    明代临床医学成就

    一、内科杂病

    明代是内科杂病学术全面发展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其特点,一是围绕金元四家与古代医学理论及医疗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所出现的不同学术流派及其学术争鸣,主要是以薛已、张介宾、赵献可等医家所代表的温补派对刘完素、朱丹溪医学主张所展开的论争,这种学术争鸣对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二,内科杂病学家们在临证上更为重视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使内科杂病辨证沦治水平较以前明显提高,其三,不少医家对内科杂病诊治的总结与医著空前增多,并能对临证实践发挥切实的指导作用。明代在内科杂病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使这门学术的发展趋于成熟,并对后世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丹溪学派传人的学术彭响

    朱震亨的弟子较多,而且不乏在医学上有一定成就与影响者,因此元末明初时丹溪学说一度颇有影响。其中素炙丹溪之门的医家,有赵良仁、戴思恭、刘叔渊、王履等人。赵良亡所著《金匮衍义》一书,恪守丹溪家法,阐释杂病立方施治的要旨,戴思恭除协助其师整理《金匮钩玄》等医著外,自己还著有《证治要决》、《证治类方》、《推求师意》等书,对丹溪学说多有阐发,如从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出发,更强调了“火之为病”的危害性,及进一步阐发“六郁之病”的证治等,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王履治学颇多创意,敢于大胆批评前人之说,他宗丹溪学说对东垣学说指斥甚力,王氏在内科杂病中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对中风提出了“真中凤”和“类中风”的独特见解,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温补学派的盛行及其对内科杂病的影响

    薛已可谓温补学派的倡导者,他在《内科摘要?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症》中提出,“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的观点,进一步推论说脾胃一虚则诸症蜂起。因此,他在治病时特别注重补益脾胃之气,同时他也探讨了肾命学说。由于脾肾在生理病理关系上极为密切,薛已对于以上虚为主者,主张“补肾不如补脾”之说;但当肾虚为重时,则又以补肾为先。至脾肾皆虚,则经常采用脾肾同治之法,兼筹并顾。在治则上,讲究固本滋源,因而他在处方用药时重视温补,不尚苦寒。

    孙一奎对命门学说有潜心的研究,提出了肾间动气学说。他强调命门是客观存在的,其位在两肾之间,即命门穴所在之处,乃人身一太极,为阴阳之根蒂,造化之枢纽,是生命的原动力,在构成人体完整的生命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他十分重视对下元虚寒的辨治,如论肾泄、癃闭、遗溺、小便失禁诸症,亦多从下焦命门着手。

    赵献可特别强调命门之火,他认为八味丸是“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主要方剂,凡命门火衰,不足以化水者,非此方则无以济火。他在临证中强调保养命门之火为治病之要义,养命门之火为治病名要义。

    张介宾力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既重视真阳又重视真阴,并把真阳与真阴归根于肾命之水火。他创制的右归丸和右归饮,是温补扶阳的代表方剂,张氏的温补学说,在虚劳等虚损疾患的治疗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另一位医家李中梓,以注重先后二天水火阴阳著称。在疾病的论治中,特别强调膊肾的病理变化,重视脾肾之脉,常诊太溪以察肾气之盛衰,诊冲阳以察胃气之有无。如果脾肾二脉能应手,则患者有回生之望;若脾肾二脉不能应手,则多为危殆之腹,他治先天之本,基本上继承薛己、赵献可的补肾之法;治后天之本,则沿袭了张元素、李杲的理脾之方。

    综上所述,温补学派发展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除注重调理脾胃以治疗内科杂病的积极作用外,还深入地探讨了肾命学说,从真阴元阳两个方面阐明了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机制及重要意义,并于临床实践方面,在温养补虚治疗脾胃和肾命疾患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后世临床各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内科杂病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

    中风:有关中风的病因,自金元以降,突出以“内风”立论,明代医家在各自临床实践中,对此又有新的认识。如吴昆指出阴阳异位,升降失常可以导致中风的形成。王肯堂则十分重视饮食习惯和营养成分与中风发病的关系,如久食膏梁厚味或肥甘之品的人,其发病率较高。孙文胤指出与情志、嗜欲、饮食、起居等因素密切相关。

    张介宾继而提出“非风”之论,明确提出此与外风无涉,实际应该是《内经》所提的“厥逆”,因此正名为“非风”。

    虚劳:明末汪绮石对虚劳病机、治疗和预防作了系统的论述。病机分虚劳六因说和虚劳由火说。虚劳的治疗,汪氏在《理虚元鉴?理虚三本》中提出“理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的原则,说明了调理脏腑的重要,在预防方面,汪氏强调“六节”(节嗜饮,节烦恼,节忿怒,节辛勤,节思虑,节悲哀),从精神因素方面做到克制和解脱,起到非药物所能达到的治疗作用。“七防”(防风,防暑,防凉,防湿,防燥,防寒,防非节之暖),注意随时调摄,以防时令和气候的变化。如“四护”(保护四时贼风不从风池、风府而入;保护秽恶不正之气不从口鼻而入),防护于未病之时、“三候”(春初、仲夏和夏秋之交)是本病易发或加剧时期,故须严加注意、“二守”(服药与摄养宜守之勿失),避免始勤终怠,延误治疗,“三禁”(用药禁燥烈、苦寒、伐气)诸法,都具有指导临床的作用。

    咳嗽:明代医家对咳嗽的辨证论治有新的补充。李梃《医学入门》首先提出对咳嗽外感、内伤的分类,为后世提供了借鉴。《景岳全书》对外感、内伤咳嗽的病因、病机、证候、治疗,论述更为详细。提出外感咳嗽由肺而及他脏,故以肺为本,他脏为标;内伤咳嗽由他脏及肺,故以他脏为本,肺为标。这对后世治疗咳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张氏还对外感、内伤咳嗽的辨证提出了若干要点。在治疗上则提出内伤咳嗽以阴虚为主,治以滋阴,但见虚寒而咳嗽不已者又当补阳,以上这些论述,都从不同方面大大丰富了对咳嗽辨证论治的内容。

    消渴:关于消渴病的治疗,明代医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戴思恭注重益气,专用黄芪饮治疗三消,把益气放在治疗的首位,在消渴病的治疗方面有一定的影响,李梃主张以补脾益肾为主,他在《医学入门?消渴》中说,消渴病其本在肾,其标在肺,肾暖则气上升而肺得润泽,脾旺则津液自生,故强调补脾益肾的重要性。赵献可力主三消肾虚学说,提倡治三消当以治肾为本。周慎斋治消渴强调以调养脾胃为要,并特别重视养脾阴,“专补脾阳之不足,用参苓白术散。”

    哮证:虞传《医学正传》明确地对哮与喘作出了区别:“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夫喘促喉间如水鸡声者谓之哮,气促而连续不能以息者谓之喘”,从症状特点方面说明两者的不同,明确了哮与喘的鉴别要点。关于哮证的病因,戴思恭在《证治要诀?哮喘》中,明确地提出本病有“宿根”之说,这在哮证的病因学上是一个重要进步。

    (四)丰富的内科杂病著述

    明代有关内科杂病的著述十分丰富,成为这一时期内科杂病学术繁荣的重要特点之一。重要著述有:薛己《内科摘要》,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以“内科”命名的医学专著;孙一奎《赤水玄珠》、楼英《医学纲目》,强调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虞传《医学正传》,本丹溪之说而有所发挥;王纶《明医杂著》提出“杂病用丹溪”的学术主张;龚廷贤《寿世保元》于中风预防有独到见解;秦景明《症因脉治》强调临证询视证候的宜要性等等,在内科杂病的诊治上均各具特色。

    而内科杂病的专著与专篇则有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与张景岳《景岳全书?杂证谟》等,此外,方有执《痉书》为痉病论治专著,周履靖《金笥玄玄》为虫证论治专著,郑全望《瘴疟指南》为疟疾论治专著,龚居中《痰火点雪》、胡慎柔《慎柔五书》及汪绮石《理虚元鉴》均为虚劳论治专著等。

    二、妇产科

    明代医学13科中,仍独立设妇人科,出现了不少妇产科专著,使妇产科学有了显著进步。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影响较大,该书资料丰富,以薛已的《校注妇人良方》为蓝本,系统总结了明代以前妇产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反映了当代妇产科学的发展水平。武之望《济阴纲目》(1620)是以《女科证治准绳》为基础改编而成的,疾病分类条理清晰,选方实用,流行较广。《万氏女科》3卷(1549),是一本简易的妇科著作,临证注重观察,方药配伍精当,富有创新精神。《景岳全书?妇人规》2卷,立论、治法均有独到之处。

    明代妇产科学的进步还表现在,一些医家思想解放,企图摆脱封建思想束缚,要求给妇女患者进行客观检查。在一些妇产科论著中,记载了女性生殖器的构造。《女科证治准绳》记述了女性外生殖器阴di及其功能;《广嗣纪要》描述了阴道发育畸形,明代妇产科学在经、带、胎、产方面都有显著成就。

    (一)有关月经生理病理的论述

    1、李时珍论月经生理

    明代关于月经的论述,以李时珍《本草纲目》最详,对月经周期性规律的认识也更加明确,李时珍把两月一次的称并月,行经期只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称逆行,一生不行而受胎者,称暗经;月月行经而产子者是为盛胎,俗名垢胎。

    2、万全论体质病理与月经病

    万全注重观察妇女的体质、性格特征与月经病的关系。他认为“肥白者多痰,瘦黑者多火”,性急躁者常兼气郁气逆,因而治疗时应在祁血调经的同时分别加以化痰,降火及理气。

    (二)分娩临床护理

    1、选用接生人员

    张介宾认为,在分娩中,接生人员对母婴安全至关重要。《景岳全书?稳婆》指出,“凡用稳婆,必须择老诚忠厚者”。

    2、产房卫生

    《景岳全书?产要》要求产房内应人少安静、室温适宜,通风良好。尤为可贵的是,当时致病菌虽尚未被人门发现,薛己却已提出了一些可能对产房空气消毒有益的措施,如用黄芪、川芎、当归等药,置釜中水放,使药气散发满室。其设备简便,方法易行。

    3、烧灼断脐预防脐风

    薛已(1487~1559)发明的烧灼断脐预防脐风的方法,是明代产科引人注目的成就。它较宋代烧灼脐带断面的方法有明显提高。其使用目的、方法步骤也更加明确。据清代《达生篇》引《薛氏医案》称:“儿生下时,欲断脐带,必以蕲艾为燃,香油浸湿。重烧脐带至焦,方断。其束带需用软帛厚棉裹束,日间视之,勿令尿湿。此预防脐风乃第一要紧事”。

    (三)万全论优孕优生

    1、主张择优婚配

    万全认识到婚配与优生的关系,著《广嗣纪要》16卷。他在“择偶篇”中讨论选择配偶条件时强调,婚前应考察配偶的身体发育和健康状况。其中记有多种关于女性生殖器先天性生理缺陷,不宜婚配。

    2、种子学说

    《万氏女科》提出“种子”论,提出“三虚四忌”作为不宜交媾受孕的注意事项,如环境恶劣、情感不畅、劳倦过度、醉后大饱等。现代医学证明,酒后受孕可致胎儿发育迟缓,出生后智力低下;恶劣环境、不良的精神刺激均可引起受精卵发育障碍。

    3、养胎戒规

    历代医家都重视孕妇的摄生养性,认为对胎儿健康发育有重要作用。《万氏女科》对历代养胎法进行了系统总结,归纳为六项戒规。“妇人受胎之后,所当戒者,一曰房事,一曰饮食,一曰七情,一曰起居,一曰禁忌,一曰医药。”

    三、儿科

    明代儿科学渐趋成熟,在儿科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显著的进展。儿科名家辈出,儿科著述丰富,人痘接种术发明和应用,以及对麻疹、惊风、疳积等疾病的防治积累了不少新的经验。

    明代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仅存世的就有30多种,著名的有万全《幼树发挥》2卷(1549)和《育婴秘诀》(16世纪中期);薛铠与薛已父子合著《保婴撮要》20卷(1556)、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9卷(1602)等。当时痘疹流行,研究专著甚多,约有20多种,如汪机《痘治理辨》3卷(1531)、万全《痘疹心法》12卷(1568)和《片玉痘疹》13卷等。此外,其他医书中也有较多的儿科内容,如张介宾《景岳全书?小儿则》等。

    明代儿科学术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证治不断发展的。如薛己继承了钱乙五脏虚实辨证,又吸收金元张洁古等医家的论说,加以总结、归纳,使原有理论进一步完善提高。在儿科理论上,万全根据钱乙“五脏所主”说,提出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虚的观点,对后世医家探讨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在治疗上,万全推祟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提出“五脏以胃气为本,赖其滋养……如五脏有病,或补或泄,慎勿犯胃气”;这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成的。

    小儿指纹诊法是自唐发明后一直为儿科应用的独特诊法。至明代,《保婴撮要》对这一诊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薛氏父子将小儿指纹概括为流球形、透关射指形、透关射甲形等13种,绘图说明,并分别论述各种指纹的主证及其治疗。多数医家重视四诊合参,对小儿则更强调形色望诊。除了一般望诊方法之外,在《全幼心鉴》、《古今医统》、《婴童类粹》、《片玉心书》等医著中还载有颅囟望诊法,通过望小儿颅囟的形状来辅助诊断。

    在小儿病治疗上,万全赞同钱乙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论点,认为小儿气血未定,易寒易热,肠胃软脆,易饥易饱。主张“调理但取其平,补泻无过其剂”、“当攻补兼用,不可偏补偏攻。”尤其推崇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保婴撮要》非常重视乳母对婴儿身体的影响,凡因乳母的体质、情绪、饮食、疾病等因素所引起的小儿病,必须同时治疗乳母与婴儿。薛氏还提出“药从乳传”的论点,认为药物的有效成分通过乳汁可以对小儿起治疗作用。某些小儿病通过调治乳母的方法治愈,今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

    万全在临证中则非常重视小儿心理,常心身兼治。当时医家已注意到社会、心理因素对小儿健康的影响,真是难能可贵。

    儿科病治疗方法上,除了药物之外,还有外科手术、推拿等。明代太医院设有按摩科,按摩术被应用于儿科疾病,并改称“推拿”,出现了专门的小儿推拿专著,如陈氏《小儿按摩经》(收入《针灸大成》)、龚云林《小儿推拿秘旨》、周于蕃《小儿推拿秘诀》等,形成了小儿推拿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中《小儿推拿秘诀》影响较大,书中将推拿多种多样的手法归纳为按、摩、掐、揉、推、运、搓、摇八法,颇得后世推崇。

    明代关于麻、痘、惊、疳等儿科疾病的证治水平较前人有所进步。“麻疹”作为病名最早出现于明代。龚信《古今医鉴》首次记载“麻疹”一词,并详细叙述了麻疹症状、并发症、治法与预后、并从证候上与痘症作了鉴别。王肯堂曾补订《古今医鉴》,他对麻疹与其他发热性疾病作了鉴别:“痘症与麻疹,发热之初,多似伤寒。惟麻疹则咳嗽,喷嚏,鼻流清涕,眼胞肿,眼泪汪汪,面浮,腮赤,或呕恶,或泄利,或手掏眉目鼻面,此为异耳”,龚廷贤指出麻疹“黑陷及面目,胸腔稠密,咽喉攒缠者逆。发不出而喘者,即死”的不良预后(《万病回春》卷7)。可见,明代医家对麻疹的认识比前人更为深刻。其治疗,经过历代许多医家的不断探索,以解毒发表为麻疹的治疗da法逐渐形成,使后世医家临证有所准绳。

    至明代中叶,对痘疹(天花)的预防有了新的突破,这就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并开始在临床使用取得成功,已如前所述。至于已发痘疹的治疗,明代儿科家多有研究,仅专著就有魏直《痘疹全书博爱心鉴》、汪机《痘治理辨》、翁仲仁《痘疹金镜录》、《痘疹杂证论》、孙一奎《痘疹心印》、万全《痘疹心法》、《片玉痘疹》、朱惠明《痘疹传心录》、吴勉学《痘疹大全八种》、徐谦《仁端录》等20多种,以及其他医著也多涉痘疹证治,对天花的治疗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万全在研究痘疮发病过程之后,提出痘疮发病经历生热、见形、发起、成实、收靥、落痂6个阶段,并分别给出治疗方药。治痘主张兼取钱乙凉解、陈文中温补之长,“温补凉泻,各随其宜”,并不偏执一法,然以清热解毒为常法,温补扶正为变法,更符合临床实践。

    对惊风的证治,《古今医鉴》提出惊、风、痰、热为“惊风四证”,《幼科证治准绳》。提出“八候”:搐、搦、掣、颤、反、引、窜、视,为惊风的主症。“四证八候”提纲擎领,对于认识惊风很有意义。万全分析了急、慢惊风的病因,认为各有三种,并观察到瘫痪、失语等惊风的后遗症。其治疗,万氏在《幼科发挥》中介绍了家传秘法:惊风热甚之时,宜泻肝胆之火,吐泻不止,欲发慢惊风,宜补脾平肝。王肯堂从慢惊风中又分出慢脾风一证,治以生胃回阳为法。

    小儿疳证。宋《圣济总录》分24种,钱乙分五脏之疳论治。至明,杨继洲《针灸大成》卷10简述为“面黄肌肉瘦,齿焦发落”,如此执简驭繁,大大方便了临床鉴别诊断,有较大实用价值。万全认为“疳证虽有五脏之不同,其实皆脾胃之病也”。因而治疗以健脾益肾、消积、杀虫为da法。

    四、外科

    明代外科学在疾病认识、医疗技术改进及手术等方面,均有提高,出现了革新趋势,继元代之后,明代实行更为严格的医户制,这一制度虽不尽合理,但对技术要求较高的疮疡、骨伤、刀而箭治疗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却有不少长处。

    (一)外科著作数量增加:明代外科著作,约有50种,其中有20余种至今仍是学习研究的参考书。综合反映了明代外科学的发展水平,这些著作中流传最广的是:《疮疡经验全书》仅现存历代刻本和抄本近20种;《外科准绳》亦名《疡医准绳》,作为丛书刊刻或单列刊刻近30种,《外科正宗》各种版本达50多种,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居历代外科著作之冠。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实际上是明代外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

    (二)外科学派与学术思想:明代外科学继承了宋元时代外科学的学术思想和经验,思想比较活跃,富有求实精神,出现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治疗原则和医疗技术。外科学中不同观点和相互争鸣,对推动它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杨清叟对痈、疽化脓性感染的阴阳虚实辨证,论述甚详,保存有不少民间验方。赵宜真继承了他的理论、学术思想和经验。主张外科学的发展必须有大方脉作基础,从他处理化脓性感染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看,比较保守,但强调外科学家必须掌握医学基础理论则应予肯定。

    汪机的《外科理例》,多集前人之说而成。他强调外科学家必须重视掌握内科理论知识,并用以指导外科疾病论治的观点是正确的,与赵宜真的学术思想一致。江机则指出人体各个部位化脓性感染若已化脓,必须早期正确诊断,早期切开引流,不能一味等待自溃,汪机这一主张是很科学的。

    申斗垣的外科学术思想比较激进,他崇拜华伦,深为其剖腹,刮骨等手术未能传世而惋惜。他对各种外科疾病,多能根据不同情况,在辨证基础上,给予手术或非手术的适时治疗。申氏提出的治疗原则和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如对筋瘤,主张“以利刀去之”;对血瘤,强调“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血止”,使不再生。这些由细致观察和经验总结形成的正确结论,对外科治疗学的发展极有价值。

    王肯堂晚年撰成《外科证治准绳》,是集先代外科名医方论融合而成的代表作。王氏治外科学富有求实精神,重视临床效验,善于总结经验以提高理论认识。如关于诊断瘤肿性质与确定治疗原则的关系,他强调:“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去法以药先腐,再剪割,必除瘤根。小瘤术后即愈,大瘤去后半年,其肌肉寐痹可复”。王氏对手术持慎重而积极的态度,主张扩大外科手术治疗领域。他是明代,也是外科学史上记述外科手术最多最详的外科学家,他对不少外科疾病的分析和认识,把中国外科学的学术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陈实功一生致力于外科学,强调作一位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勤读古代名医著作及文化哲学论著,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外科学术水平。陈氏集40年外科临床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撰《外科正宗》一书,即是这一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陈氏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医疗实践中,既重内治,也重外治,既强调宜手术者的早期手术,又反对给不适于手术治疗的滥施针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提高了对若干外科疾病的认识水平,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医疗技术和外科手术。他首先强调外科治疗中必须配合饮食营养,认为“饮食何须忌口”,批判了无原则的饮食禁忌,是一种科学主张。陈氏改进了截趾(指)术、气管缝合术、死骨剔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下颌关节整复术,设计出巧妙的鼻息肉摘除手术器械和手术方法。陈实功反对内科医生轻视外科的错误观点,严厉批评外科医生轻诊断、乱投药和滥施针刀的不良倾向。在外科领域内,他是一位敢于创造,不墨守成规的学者,是一位言教身教并重的外科学家。

    (三)外科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明代对外科疾病认识水平有明显提高,对一些疾病的病因、症状描述、诊断与鉴别诊断,以至提出针对病因的预防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代对化脓性感染并发脓毒血症,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外科著作多于“疔疮走黄”或“痈肿内陷”项下论述此证,陈实功强调对该病预防,“贵在乎早”。特别是位于头面部者,“其形虽小,其恶甚大”。并指出,不可艾灸退毒内攻,反会倒陷定黄。薛己记载了鼻面三角危险区化脓性感染引起的脓毒血症,因患者未接受早期治疗而死亡的病例。

    王肯堂在论述紫泡疔时,首先描述了炭疽症。他指出,“若因开割瘴死牛、马、猪、羊之毒,或食其肉,致发疔毒,或在手足,或在头面,或在胸腹,或在胁肋,或在背脊,或在阴胯。或起紫泡,或起堆核肿痛,创人发热烦闷。头痛身疼,骨节烦疼”。上述记载,正确的叙述了炭疽发病患者与羊毛市场、剥割疫畜的密切接触关系,并对该病症状与临床特点作出了比较确切的描述。

    明代王肯堂,首次记述了男性乳腺癌。“万历癸卯(1603)二月,侍御赵荩庵……袒其胸,左乳侧疮口,大如碗,恶肉紫黑黯,鳞峋嵌深,宛如岩穴之状,臭不可近。于问何以得此,曰:馆试屡下意不能无郁,夏月好以手捋乳头,遂时时有汁出,或曰是真液也不可泄,因覆之以膏药,汁止而乳旁有核。既南来校阅劳神,乳核辄肿痛,……八月初,以滞下发哕死,夫男子思乳癌者少矣,其起又甚微渺,而三为盲医所误,不可不书之以为后鉴。”

    (四)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明代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技术均有较大进步,举例分述于下。

    吸脓术:明代在处理脓肿切开引流方面,广泛使用了吸脓术。所用器具不尽相同,其原理却是一致的。赵宜真说:“用苦竹筒三、五、七个,长一寸,一头留节,削去其青令如纸薄,用拨毒药煮十余沸,乘竹筒热,以手便按上,紧吸于疮口上,脓血水满自然脱落,不然用手指脱更换别个竹筒,如此三、五次,毒尽消之”。用药煮十余沸,固在增加其秉性使真空性能更佳,但也不能否认其消毒和预防并发感染的作用。

    切齐引流术:化脓性感染的治疗,围绕着脓已成是否应尽早切开引流,长期存在着尖锐分歧。反对者主张以内服药与外用药促其自溃,以达治愈目的,主张切开者认为等待自溃会延误治愈,但多数外科学家有力地阐发了后一种主张。汪机是积极主张切开引流的,陈文治则主张分别深浅部位不同处治。王肯堂认为切开引流对已成脓者十分重要。龚居中强调要根据不同部位,决定切口深浅:背、晌、腹部的痈疽要浅,“恐伤内膜”;臀、臀、胯等厚肉处所生痈疽,切开要深,“以泄内毒”。至于引流之,使用药物等,外科学家也各有不同要求,

    (五)、外科手术、麻醉术及止血术

    1、外科手术

    明代在若干较小手术的技巧方面,有较大改进和新的创造。

    自刎急救与气管、食管缝合术:对此术王肯堂与陈实功都有出色贡献,陈氏指出:“自刎者乃迅速之变,须救在早、迟则额冷气绝。……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掺上桃花散,多掺为要,急以绵纸四、五层盖刀口”。并要求高枕使刀口不开。“待患者气从口鼻通出”。“外再用绢条围裹三转,针线缝之。”病人如有便秘,只能灌肠,不可用泻利药,王肯堂进一步强调,气管等应分层缝合,使这一手术达到新的水平。他说:“凡割喉者……,以丝线先缝内喉管,却缝外颈皮,用封口药涂敷外,以散血膏敷贴换药”,王氏且提出鉴别喉管是否全断的方法,认为全断者则不可治。陈实功认为,气管、食管全断者仍可治,但治愈率较低。

    鼻息肉摘除术:对鼻息肉之病因、症状、摘除手术器械设计及手术方法步骤等,技术之精巧,效果之良好,当推陈实功。陈氏指出,鼻息肉结如石榴子,渐大下垂塞孔窍,使气不得通,药物不效时宜手术摘除。方法是:先用麻药吹鼻两次,次用细铜著二根,著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二等相距五分许,以二著头直入鼻痔根底部,将著线束鼻痔根部纹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脱落,置水中观其大小,预用胎发灰同象牙末等分吹鼻内,其血自止,戒口不发。

    王肯堂《外科证治准绳》中还载有许多外伤手术治疗方法,如耳落再植术。“凡耳砍跌打落,或上脱下粘,……看脱落所向,用鹅翎横灾定,却用竹夹子横缚定,缚时要两耳相对,轻缚住”。还说:“缺耳,先用麻药涂之,却用剪刀剪去外些皮,即以绢线缝合,缺耳作二截缝合”。王氏的记录,大体上反映了以外科手术治疗损伤的先进水平,肛门闭锁之手术治疗已如前述。

    2、麻醉术:麻醉一般与外科手术是同步发展的,明代局部麻醉术的显著进步,就是一个突出表现。王肯堂唇裂修补术,陈实功鼻息肉摘除术等,都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

    3、止血与清洁消毒:外伤止血,明代前已有烧烙止血的广泛应用,明代在烧烙器具上有所改进。陈实功强调综合止血术,他说:“血飞不住,治宜如圣金刀散掺伤处,纸盏,绢扎,血即止”。纸盖是压迫止血,绢扎是结扎止血,明代部已较普遍的应用。外科手术的顺利进行,除有效的麻醉及止血术配合外,防止并发感染十分重要。王肯堂对此似亦注意到,他说:“洗疮药须用文武火煎十数沸;洗疮时勿以手触嫩肉,亦不可气吹之,应避风”。这些是为预防并发感染采取的措施。

    五、皮肤病学

    明代是皮肤病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薛已《外科枢要》、汪机《外科理例》、申斗垣《外科启玄》、陈实功《外科正宗》等著作记述了多种皮肤病,有关麻风、梅毒专著的问世,使皮肤病学水平有显著提高。

    (一)梅毒 梅毒作为一种性病,于1493年传入欧洲,几年内得的广泛传播,被人们视为一种瘟疫,有“大天花”之称。葡萄牙商人东来,将该病带到亚洲。1497年首航印度,次年印度即发现梅毒;1502年第二次东航到我国广州,1505年我国发现本病)胡传揆: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二辑104-109)。从广州开始,由南注北,传播日盛,引起医家普遍关注,俞弁《续医说》(1545)指出:“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俞弁:《续医说》卷10“萆”)。李时珍指出:“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明代医著中梅毒称谓甚多,如广疮、杨梅疮、棉花疮、霉疮等。明代许多著作都论及梅毒。《韩氏医通》载,“别著《杨梅疮论治方》一卷”,该书已佚。薛己《外科心法》(1525)载有下疳及淋病病例,描写了梅毒骨关节夜晚痛、晚期树胶肿、上腭穿孔等病状。提及以轻粉(汞剂)蒸治或擦治,并内服萆汤。汪机《外科理例》(1531)报告有梅毒眼症状及治疗中汞中毒案例。陈实功《外科正宗》论述下疳、树胶肿等涉及各期梅毒病变较为细致,对晚期器官损坏状况描述尤详。陈司成《霉疮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梅毒学专著。陈氏总结梅毒在我国流行100余年的防治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本病的理论、传染途径、各期梅毒及胎传梅毒的症状体征、治疗原则等。他反对内服轻粉,以防药病和变病;重视预防,在世界梅毒治疗史上首创减毒砷剂疗法,写下防治梅毒光辉的一页。

    (二)麻风 麻风一词,首见于宋代王怀隐《太平圣惠方》,但未作解释。沈之问《解围元薮》始作出系统阐述。沈氏此书与薛己《疬疡机要》及清代肖晓亭《疯门全书》,合称祖国医学麻风三大专著。《解围元薮》肯定麻风为传染病,指出家庭内传染的重要性,首先主张给接触幼童“预常服药”。倡对本病施治行六经辨证,总结了大枫子治疗本病的新经验,否定前人服本药定致瞽目之说。薛己提出麻风与类似麻风病的鉴别要点,倡八纲辨证,注重先补后攻。萧晓亭强调隔离,治主活血,认为治疗必须彻底。沈、薛、萧三氏各彰其说,治疗经验丰富且各具特色,将麻风病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外治法:明代在外治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体现在肛肠疾患的外治方面,如赵宜真在《仙传外科方》中已记载了脱管法与枯痔法。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一书中将有关疗痔的外治方面作了系统总结,提出了唤痔、护痔、洗痔、熏痔、脱管、结扎、挂线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治方法,陈氏在治疗疮疡病时,配合手术切开明确将外治法作为一项治疗常规。此外,在方法和工具上亦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如设计一种中间带有小孔,孔内装有活动木塞的罐子,其原理和现代吸引术已很接近。另外,陈氏还发明了止血带以止血,用多头带以缚疮。同时还记载了大量的外用药剂型。

    六、骨伤科

    骨伤科亦属外科,但中医学中多独立为一科而有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明代尤见进步。

    (一)伤科学派的主要特点

    1、薛己学派

    薛己学派主要有汪机、陈文治等。他们的学术主张主要表现为:强调整体现念,重脉理,重视元气的作用。认为治气应以补气为主,治血要通过补气养血实现活血化瘀,强调脾胃肝肾在治疗骨伤中的作用,主张健脾培元,固肾治伤;重视内治,反对单纯依赖手法和外治;在药物使用上主张平补,反对寒凉。从学术渊源看,薛氏这些主张与金元时期的脾胃学说有密切联系。

    杨清叟用营卫返荣汤,治损伤拆跌;强调“顺气匀血”。到了薛已,更以四物汤和补中益气汤为主,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2、少林寺学派

    少林寺学派依据经络气血传输理论,提出血头行走穴道说。他们认为人身气血运行有一个头,即血头,一昼夜十二个时辰,分别经过十二个穴道。这一说法最早见于《跌损妙方》,为此还专门编有“血头行走穴道歌”。

    血头行走穴道说是经络学说和子午流注在伤科的具体运用。少林寺学振依据血头行走穴道的时辰,采用跌打点穴治伤法,是他们的一种重要手法。在治疗时,还配以药物,救急方剂有七厘散、飞龙夺命丹、地鳖紫金丹,十三味总方是论穴治伤的主方。这些方药,至今是临床较常应用的验方。

    (二)骨折、关节脱位治疗的进步,明代在骨折和关节脱位的诊断治疗上,都有较大的进展。

    在诊断方法上,《普济方》提出的下肢骨折复位效果诊断法,采用脚跟对齐,脚头抵正,以检测股骨或胫骨复位后的效果。

    在治疗方面,对骨折及关节脱位的手法有不少进展。异远真人运用端提法使颈椎脱位骨折复位,方法是让病人取坐位,医者用双手将病者头颅端定提起。

    《普济方》对多种骨折及脱位治疗都有详尽描绘,解剖部位准确,手法可靠,为骨伤学做出突出贡献。如关于肋骨科拆的复位,“令患人正坐,用手按捏骨正,依法用药扎缚,凡病人手面于仰看可为妙”。关于尺挠骨骨拆复位,用屈伸端捏法,“令患人正坐,用于拿患人胳膊伸舒,端捏平正”。股骨骨折应和髋关节脱位相鉴别,“腿胫伤折法,令病人仰卧倒,比根齐恐胯骨出血”,即用两足跟对比的方法,看伤肢短缩多少,以确定有无关节脱位等等。

    七、针灸学与推拿学

    明代针灸学在宋金元针灸理论有较大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在针刺方面,在单式针法基础上,形成20余种复式手法;灸疗方面,由艾炷灸发展为使用艾卷的温热灸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针灸著作。书中内容多数是摘录前人针灸学论述而成,且多歌赋形式表述者。

    (一)针灸学说与理论的发展

    汪机重视经络腧穴在疮疡诊断中的作用,提出五脏六腑之痈均有相应募穴隐痛征象,可作为诊断依据之一;强调对症状的分析和治疗选取腧穴郁应结合经络循行。汪氏还注意到瘢痕组织对经气传导的影响。

    高武研究了按时选穴学说,主张废弃当时流行的“按时用穴”法,倡用“定时用穴”法。前者不问何病,皆于某日某时,针灸同一开穴,这种取穴法,疗效不高,且易误人。定时用穴法强调先知病,后定经穴,再据该经穴开穴时辰针灸,治病很有针对性。

    杨继洲研究了井穴的临床运用,在《针灸大成》中绘有“十二经井穴图”,列有井穴主治各种病证。他还进一步阐发了八脉八穴理论,增加了杨氏治症36项,使之成为系统学说。

    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发挥了奇经八脉理论,指出奇经也是经脉,较为详细地阐明了奇经八脉的循行路线,所主症状等,丰富了经络学说的内容,引起后世医家对奇经的重视。

    (二)针刺手法和灸法的发展

    重视针刺手法是明代针灸学的特点之一。徐风诠释了窦默的手指补泻十四法,增加了使气至病所的“调气法”,用捻转、按压、插针等手法控制针感传导的“龙虎升腾”和“纳气法”:记述了当时临床应用的烧山火、透天凉、阳中隐阴、阴中隐阳、子午捣日、进气法、留气法、抽添法、龙虎交战法、青龙摆尾、白虎摇头、苍龟探穴、赤风迎源等法,使复式手法达15种。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广泛吸收了以前的手法,阐述了杨氏家传的特有手法,如十二字法、下手八法、二十四法等,包括数十种单式和复式手法。杨氏发展了透穴针法,如以风池透风府治偏正头风、合谷透劳宫治口眼斜等。针刺手法的改进和丰富,对提高针刺疗效,扩大针灸应用范围,都很有意义。

    明代灸法也有明显的发展。汪机、薛已等善用砭灸法、隔蒜灸法以治疗外科疾病;李善用“炼脐”法养生防病,法用麝香、丁香、青盐、夜明砂等20味药末填脐中,上盖槐皮,置艾绒施灸五、六十壮,使遍身汗出。如无汗,三、五日后再灸120壮,这是对唐代孙思邈保健灸的进一步发展。张介宾重温补亦重灸法,以为灸有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之功。明代出现的艾卷灸首见于朱权的《寿域神方》,最早艾卷并不掺药。后来《本草纲目》,药用沉香、木香、乳香、茵陈等与艾绒同搓为艾条,以治风寒湿痹、寒性腹痛、痛经等;扩大了灸法的使用范围。

    (三)针灸著作和医家

    明代出现了较多的汇编性针灸著作,主要有徐风《针灸大全》、商武《针灸聚英》、杨继洲《针灸大成》、朱《普济方?针灸》、吴昆《针方六集》、张介宾《类经图翼》等。此外尚有《琼瑶神书》(一名《针灸神书大成》)、《秘传常山敬斋杨先生针灸全书》等。内容丰富的汇编性针灸专著的传播,对推广针灸学术起着重要作用。

    除上述汇编性著作外,较著名针灸著作还有陈会这一时期出版了大幅明堂图,如镇江府刻印的《铜人明堂图》、丘浚雕版的《明堂经络图》2幅,上二者现已佚;赵文炳雕版的《铜人明堂图》2幅。

    (四)针灸铜人、按摩术等

    明代太医院仍用铜人考试针灸医生,因此明朝政府和民间医家均重视铸造针灸铜人。明政府在洪武和正统间曾分别指定专人铸造钢人。高武鉴于以往仅有男子铜像一种,不符实际需要,因铸男、女及童子铜像各一座,以方便取穴。此外,明代医家开始重视推拿(即按摩)术,出现了不少有关推拿的专著,推拿不用针,不服药,较适用于小儿,故推拿著作多着重于小儿。

    (五)推家学的突出进展与成就

    明代,推拿学有突出的进展和成就,首先表现在按摩科在太医署医学分科中又重新得到地位,是当时医学十三科之一,从而为该学科之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推拿术广泛为医家、养生家所接受,因此而得到推广。如洪武12年(1379)朱权的《活人心法》中即收有仙术修养术、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图等,并结合中医肾气、命门火、脏腑等学说,增加了摩肾、按夹脊、叩涌、按腹等手法。其中之八段锦法,因其发展了坐功,简化了导引术,并能与中医经络学说紧密结合,因而为后世养生家多种著作收录。如《尊生八笺》、《古今养生录》等,流传更广。《新刻养生导引法》,则是对前代养生导引法之总结。除分述中风、风痹、心腹痛、霍乱、腰痛、脚气、淋、痔等二十余门证候之导引法,并载虾蟆行气法、龟鳖行气法、彭祖谷仙卧引法、右宁先生导引行气法、王子乔八种导引法、五禽戏法等。此外,如《古今医统》、《医学入门》、《医学正传》,甚至《本草纲目》等书中亦都收有导引、按摩方法。

    再次是明代按摩家在广泛总结儿科临床应用按摩法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有关儿科按摩著作,如《陈氏小儿按摩经》(为杨继洲收入《针灸大成》中)、《小儿推拿秘旨》、《小儿推拿仙术秘诀》等。《陈氏小儿按摩经》(1601)用歌诀形式,介绍了小儿常见病证的按摩推拿的理论和方法。特别对掐法、推手指三关(风关、气关、命关)法及其适应症有详述。《小儿推拿秘旨》(1604)认为推拿对小儿保健医疗有独特良效,“一有疾病,即可医治,手到病除,效验立见,洵保赤之良法也。”书中用歌诀表述穴位与推拿治法,方简易记,特别对十二种推拿手法的名称、功效、操作和适应症阐述尤为明晰。亦介绍有小儿急救、护理等推拿法,《小儿推拿秘诀》(1605)记载了阳掌(掌面)诀法和阴掌(掌背)诀法,并简述“身中十二拿法”的穴位与功效,甚便于习学。而书中常用葱姜汤推,用艾绒敷脐或用葱捣捏成讲敷穴治疗亦为其特点。这些小儿推拿著作的广泛流传,进一步促进了推拿疗法在儿科中应用,成为明代推拿术进展的一大特色。

    八、眼科、耳鼻喉科

    明代是眼科学发展的高峰时期,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在总结前代理论的基础上,对内服结构如神膏(玻璃体)、神水(房水)、神光(视功能)形质和功能均有论述,改进了前代在内眼结构上认识的不足,是反映明代眼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之一。傅允科在此基础上博采精辑撰成的《审视瑶函》,成为明清以来最流行的眼科专著。其医论部分切中时弊,对眼科理论和证治问题也有重要阐发。如“五轮不可忽论”论述了轮脏关系,认为轮为标,脏为本,眼部症状是五脏失于调和引起的。“用药生热各异论”等从药性特点出发,论及眼病辨证论治方法和用药心得,促进了后世眼科的发展。

    《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列眼病180余证,较《眼科龙木论》的72证和《银海精微》的80证增加一倍以上,对角膜病、眼底病相眼外伤等作了进一步论述。如对“凝脂翳”(角膜溃疡)的叙述中,先交代病情的急迫和对视力的危害,“此证为病最急,起非一端,盲瞽者十有七、八”。在辨病上强调“da法不问星障,但见起时肥浮脆嫩,能大而色黄,善变而速长者,即是”。又如所首载之“视赤如白”证,指出“或观太阳若冰轮,或睹灯光反粉色,或视粉墙如红如碧,或看黄纸似绿似蓝等类”,出色的描述了色觉异常(色盲),英国道尔顿报导该证晚了约200年。

    《杂病证治准绳?类方》收载眼科专方390首,明显超过前人,且多注明出处。《审视瑶函》共收396方,除取自前代者外,部分为傅氏自订。如驱风散饮子,坠血明目饮,正容汤等,迄今仍为眼科临床名方。关于眼科医疗器械,傅氏首载针烙钩割刀样图、金针图,详细介绍了金针制作方法。对针灸、针拨内障、割胬肉攀睛等手术,对秘制炉甘石法、取汞粉法、制硇砂法、眼科取灵砥法等,都较以前著作,有更详细的介绍。所述金针拨障手术方法、步骤等也多有改进与提高。

    耳鼻喉科学的成就:明代耳鼻喉科开始突破五脏与五官机械对应的概念,从临床实际出发,把耳鼻喉科疾病和多个脏器功能失调联系起来。关于耳鼻喉科疾病,也多有记载。又沈之问《解围元薮》的喉麻风,薛已《外科发挥》的鼻与咽喉梅毒,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的耳菌、耳痔;龚居中《红炉点雪》的喉结核均系首次记述。有关耳鼻喉科疾病的治疗,也有所发展。王肯堂《疡医证治准绳》载有耳廓外伤撕裂之再植、断层的分层缝合手术。

    九、口腔科

    薛己的《口齿类要》是现存第一部以口齿疾患为内容的著作,全书涉及口齿咽喉、耳及皮肤病共12类,属于口齿的有茧唇、口疮、齿痛及舌证,每证之所论均先述生理、经络联属,次及病机,后附治验。薛氏继承前人经验,并述个人见解,重脾胃不足对口齿疾患的影响,治疗多用补中益气汤、归脾汤、六味丸和八味丸等,并附医案。在治证中方法灵活,有常有变,迄今仍是口齿病治疗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在口齿卫生保健方面,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出口齿保健的食忌,认为多食甜食可致龋。“今人蒸枣多用粮、蜜拌过,久食最损脾助湿热也;啖枣多令人齿黄生慝”。饴糖条下说:“牙慝病人切宜忌之”。山楂条下又说:“齿龋人尤不宜也”。

    在口齿病认识上,陈实功《外科正宗》载有“痰包”证,类似舌下囊肿。并认识到该病是反复发作的。

    明代在口齿疾患的认识和治疗上,具有如下特点:

    重视局部辨证:如《外科正宗》辨口疮有:“虚火者,色淡而白斑细点,甚者陷露龟纹,……实火者,色红而满口烂斑,甚者腮舌俱肿”。李时珍辨唇症状有:“唇赤或肿则障热,唇青或噤则寒,唇干或裂则燥,唇动或涡则风,唇白无色则虚,唇渖湿烂则湿热”。

    治疗方药的丰富:对口齿疾患治疗药物的搜集和整理,李时珍有突出贡献。《本草纲目》中载有治疗口齿病的药物达500余种,并在各药附方中附有相关方剂400余首。论述涉及的病种有:龋病、牙体非龋性疾病、牙髓病、根尖周病、牙龈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病、颌骨骨髓炎、唾液腺灸等。李氏对所搜集的方药多经亲验,并在后面注明神、良、妙、瘥等。如五倍子条有“牙缝出血止者,五倍子烧存性,研末,傅”。该方引自《卫生易简方》李氏验证后指出,“傅之立止”。

    外治法的进步:明代口齿疾患的外治法有较大成就。《医方类聚》载《经验秘方》贴脐散以治口疮;《卫生易简方》治白口疮,以巴豆、黄丹贴眉间。《仙传外科秘方》用药物调敷颈上止舌衄。《本草纲目》有封龈法,“齿疼出血,每夜盐末封龈上”,李氏评以极验。这些均属外治法的范围。

    关于唇部创伤的处理,《外科证治准绳》根据创伤部位提出不同方法。伤上唇者,用绢片从脑后续向前,再缚合缝定;伤下唇者,用绢片从下额兜缚。这种方法,可保证创缘的基本吻合。缝合后,又起着限制口唇运动,避免伤口过度牵拉的情况发生。唇裂修补术达到较高水平,明代出现了不少以精于修补唇裂而闻名的医生。《外科证治准绳》还载有腮颊额部损伤、腮腺损伤、牙齿牙龈外伤等方面的手术方法。

    十、法医学

    (一)法医检验

    明代规定,京城的检验由五城兵马司负责初检,京县知县负责复检。外地初检委给州县正官,复检由推官负责。

    检验程序:未检之先,对尸亲、证佐、凶犯人等进行详细审问,令其实招,以何物伤何致命之处,立为一案。随即去停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检报,认定其致命之处。细验伤处的圆长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伤,合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各情输服,然后成招。其中或有尸久发变青赤团色,须辨析清楚,不能听凭仵作混报殴伤。《大明律例》对检验失职作了明确规定。明代关于免检的规定,比宋代更为具体,“据杀伤而死者,亲属虽告,不听免检。”

    检尸文件:沿用元代的检尸法式。

    保辜:明代在唐律有关规定基础上,对保辜增加了保辜余限,在余限期内,伤者死亡,亦依杀人论。

    明代检验制度建立起从告辜到告检的程序,是其一项成就。是由吕坤(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首先在山西等处建立的,主要由两个格式构成,即人命告辜式和人命告检式。

    两个格式的用法是:

    ? 被殴之日,解衣由内亲见证损伤性质,按人命告辜式格式写出告辜状,抬被殴人投递到官。

    ! 检官亲自检验,登记伤痕,限以保辜日期,则令凶犯寻医调治,案候在官。

    : 身死之日,照人命告检式写出告检状。

    ’ 检官依照告辜状原供伤痕,依法检验,若被殴后未告事,除当时打死及在三日之内者准予检究外,其余死后告人命者,俱以假伤骗诈及自殴诬人论,不准。

    (二)法医学书籍

    明代法医学书籍,除重刊元刊本《洗冤集录》和《无冤录》外,还刊行了一些改编本和节要本。《洗冤捷录》2卷,不著撰人姓氏,附刊于《御制新颂大明律例注释招拟折狱指南》卷10~15的顶栏。该书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揉合《无冤录》内容而成,《洗冤法录》不分卷,附刊于题为熊鸣岐辑《鼎镌钦颂辨疑律例昭代王章》一书第5卷正栏,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辅以《无冤录》,《洗冤录》节要本不分卷,《洗冤集览》2卷,王圻编。亦为《洗冤集录》的改编本。

    (三)确定死亡的新方法

    我国早有以呼吸停止及脉搏停止确定死亡的方法。明代为防止囚犯脱逃,提出了确定死亡的新方法,由于“重犯买通狱卒、医生,诈称病故。掌印官相验不亲,委官亦恶凶秽,呈报真死,及尸出而脱逃”,为了确定是否真死,吕坤提出:“停息、定脉尤可凭,凡验囚尸,须要仵作仍须通鼻无嚏、勒指不红、两目下陷、通身如冰者,方准搭结报死”,其中通鼻无嚏、勒指不红、遍身如冰(尸冷显著),用这三项确定是否已真的死亡,较前就可靠得多。这一发现,成为明代法医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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