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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以来，成都万佛寺遗址（在今商业街、西安路一带）先后出土南朝造像多种，其中被著录为“阿育王造像”者数件。1995年新出一躯阿育王像，背面有铭文：“太清五年九月三十日，佛弟子杜僧逸为亡儿李佛施，敬造育王像供养。愿存亡眷属，在所生处，值佛闻法，早悟无生，七□因缘，及六道含（识），令普同斯誓。谨□。”
南朝阿育王像实物主要见于成都地区，研究者于是引《高僧传》、《续高僧传》、《历代三宝纪》等，证明当时扬州长干寺、荆州长沙寺等处亦有之。复核文献，却发现并非完全如此。如《高僧传·昙翼传》说，昙翼修复长沙寺，感叹佛像尚少，想到“阿育王所造，容仪神瑞”于是虔诚顶礼，终于得“阿育王像降我长沙寺”，后来罽宾国僧人来寺，识得像背梵文，说：“是阿育王像。”这段记叙中，究竟是阿育王所造的佛像，还是阿育王本人的塑像，稍显含混，《广弘明集》卷15也有这一故事，则明确说像背的梵文为“育王所造”。
据佛经记载，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的第三代君主，即位之初，行为暴虐，后来改过，成为佛教的大护法。阿育王最重要的功德是取得释迦牟尼的舍利，建造八万四千座宝塔，遍满阎浮提。经书并没有说阿育王在建塔的同时，也塑造了许多佛像，但对信仰者而言，很容易产生这的联想。比如《梁书·扶南国传》也提到，有一尊佛像是“阿育王为第四女所造”。
得到一尊阿育王塑造的佛像，与塑造一尊阿育王的像，显然不是一回事，至少在佛经上找不到后一行为的宗教依据。成都所出土的“阿育王像”，确实是阿育王的塑像，其塑像依据，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寻找。
梁武帝信仰佛教之虔诚，人所共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评价说：“盖其弘法，似阿输迦，而且或以自比。”“阿输迦”即是阿育王。说梁武帝自比阿育王，真是一点也不差，《历代三宝纪》卷11说：“《阿育王经》十卷，天监
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于扬都寿光殿译。初翻日，帝躬自笔受。”此可以见梁武帝对阿育王之崇拜，但他似乎不会违背经旨，为阿育王塑像。这类只见于成都一地的阿育王像，恐怕与大同三年（537）武陵王萧纪来川作都督益州刺史有关。
萧纪是梁武帝第八子，最受宠爱。萧纪被远派益州，梁武帝别有考虑：“天下方乱，唯益州可免。”萧纪担心再也见不到父亲，皇帝信心十足地说：“汝尝言我老，我犹再见汝还益州也。”直到侯景之乱前夕，“帝思之，使善画者张僧繇至蜀图其状”。从萧纪与梁武帝的父子感情，或许可以猜测，流传于蜀地的阿育王造像，是萧纪的“发明”。这种“阿育王崇拜”，由官方普及到民间。至于动机，思亲以外，觊觎皇位的因素也不能完全排除，毕竟这是向梁武帝献媚的绝好方法。
梁武帝死后，萧纪在益州不奉简文帝的正朔，继续使用太清年号，最终在太清六年（532）称帝，改年号天正，次年与同样也称皇帝号的萧绎（梁元帝）交战，在峡口败亡。萧纪经营十七年的益州被西魏攻破，随后北周取代西魏，成为益州的新主人。
四川省博物馆还收藏一件北周保定年间（约564）益州总管宇文招造阿育王像，形制与太清五年造像相同，像背仅有题记，“益州总管柱国赵国公招敬造阿育王像一躯”，没有发愿文。有意思的是，当时在位的正是历史上“三武灭佛”之一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据《辩正论》卷3，宇文邕即位之初尚循例事佛，造像作功德。宇文招作为益州地区负责人，制作这尊阿育王像，同样也可以理解为向皇帝献媚，毕竟宇文邕灭佛行动开始于十年以后的建德三年（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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