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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篇(八)“取与守不同术”:国家规模、复杂化与帝国的统一税

2019-09-16  深晨S

美国社会学家约瑟夫·泰恩特认为:

复杂化一般是指一个社会的规模、其组成部分的数量和特点,其整合的特殊社会功能的多样性,其拥有的独特社会人格的数量及其多样性以及社会功能整体凝聚机制的多样性。这些方面任何尺度的增加都标志着社会复杂化的增强。[1]

通过简单计算和推理,我们会得出关于社会复杂化的三条定律:

定律Ⅰ:复杂化量级越高,复杂化水平将出现指数级的爆发性增长。

假设初始阶段只有一个管理机构A,此时复杂化量级为1;

随着新的机构B的加入,复杂化量级上升为3(A、B以及二者共同的上级管理机构AB);

加入C,复杂化量级上升为7(A、B、C、AB、AC、BC、ABC);

加入D,复杂化量级上升为15,以此类推。

现实生活中,在已经存在共同管理机构的情况下,可能还会设立更多层级的跨部门机构。上例中负责协调AB和BC的管理协调机构之上还有可能设立新的协调机构E,因此复杂化量级增长的幅度将会陡然提升。当然这种指数级的增长可能只是理论上的,现实中必然受到资源、文化、历史等各项因素的制约。

定律Ⅱ:复杂化量级越高,系统内部用于协调管理的成本损耗所占的比重越大。

在仅有3个系统成员的情况下,复杂化系统内部的协调管理机构(AB、AC、BC、ABC)所占比重就超过了半数,达到了57%;而当系统成员增加到4个时,系统内部协调机构所占比重迅速增加到73%;成员增加到5个时,比重上升到84%,以此类推。将这一趋势推向极端,就是任何组织发展到了最后,绝大部分的资源投入和能量损耗都将用于维持自身生存与协调运转,组织成立时的原初功能得到的资源配置反而只占极微小的比重,甚至根本就被抛诸脑后。

定律Ⅲ:复杂化量级越高,从决策到执行的信息传递链条越长,决策意图与执行效果之间的偏差就越大,反之亦然。

复杂化量级不断增长,意味着处于最顶层的决策机构与最底层的执行机构之间叠床架屋,中间层级数量越来越多,从决策到执行的信号传递路线越来越复杂曲折,决策信号在中途的损耗变形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执行层面,“大红花”就变成了“大红马”。不仅如此,在传递顶层决策信号的过程中,中间层级组织往往还自觉不自觉地添加各自的理解与利益考量,因此执行层面从不同方向接收到的决策信号经常是自行矛盾,甚至根本无法执行。反过来,从执行层面向上逐级反馈的执行信号也必然要经过中间层级的过滤、筛选、误会、曲解,执行信号到达决策层面时同样也是高度失真的。

这三条定律看似平淡无奇,却从某些侧面深刻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毛泽东曾经有诗云:“百代皆行秦政制”,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史实耳闻能详。“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到了战国时期,周礼维护的封建秩序已然彻底崩溃,争霸战争的规模与残酷程度直线上升,变成了孟子笔下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残存各国面临了空前的国际竞争压力。与近代欧洲一样,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和动员战争潜力,都开展了以“变法”为名目的制度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只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个。

“变法”的核心是国家消除以往封建时代的中间层级,直接插入到社会最基层,尽可能多掌握土地、人口、物资等资源,并把这些资源充分转化为战争潜力。战国时期,无论是领土还是人口,均与后世的庞大统一帝国无法比拟,正是由于国家规模适中,才能在生死存亡的国际竞争压力之下,开展了行政法制化、书面化、理性化为特征的国家建设,最终造就了我称之为“古典军国主义”的国家体制。以秦国为代表,制定了保罗万象的法律体系,建立了直达基层的郡县制度,维持了一个庞大的“文法吏”集团,造就了后世难以想象的掌控、汲取、动员社会资源的国家能力。《商君书》里讲:

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3]

由此可见,古典军国主义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掌握达到一个怎样恐怖的程度。在这一体系中,法令与文吏居于核心,烦杂细致的法律规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公文、判令、档案、统计资料等等,使秦国形成了基于文法的行政体系,乃至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字的文体形式:“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取省易,施之于徒隶也。[4]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面对第一次统一的庞大疆域,采取何种统治形式,秦国内部进行了激烈争论。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5]

这场争论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按照丞相王绾等群臣的普遍意见,等于复活了西周时期的封建制度;而按照李斯所代表的秦始皇的想法,则要延续秦国的制度惯性,将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建立起对整个社会的直接统治。在当时,封建与郡县的思潮并存,甚至很难断言何种思潮的影响力更大。只有在秦始皇的坚持下,秦国的直接统治模式才最终被复制推行到新征服的疆土之上。

司马迁讲到:“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在秦国作为国际战争的一方时,军国主义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这套体制扩展到全国时,却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关东六国被纳入统治疆域后,秦国政权体制的复杂化量级一下子出现了指数级增长,维系政权运转所需的资源消耗也随之大幅上升,这些运行成本全部压在了当时仅有2000万左右的全国人口之上[6]

对于秦国的苛政,后世形容:“法令烦僭,刑罚暴酷”、“繁刑严诛,吏治刻深”,总结起来有三个特点:繁、严、酷。传统上以儒生为代表的历代史家主要攻击秦法的暴酷,与之相对照的是认为汉初实行黄老之道,轻刑慎罚, 约法省禁。但近年来从出土的各类秦汉简牍分析,法律制度“汉承秦制”,刘邦时期的汉朝法令对秦律更多是直接继承照搬,至于“引经决狱”等法律儒学化进程则晚在文景之后。[7]由此形成的必然疑问是:既然秦汉之际法律内容并无显著差别,那为什么秦法激起了陈涉吴广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而汉法却迅速安定国内局势并建立起稳固统治呢?

由此推断,秦法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暴酷,而在于繁严。这套文法统治的战时体制深入社会基层,在七国争霸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在统一后的和平时期,维持这样一套繁严的体制,不仅系统运转本身就消耗了大量资源,同时通过这套体制从社会基层汲取的资源也被投入错误的方向。任何制度都按照既有的惯性轨迹向前运行,任何组织都必然为自身生存理由进行伸张辩护,秦国的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在扫平六国后依旧无法停歇,只能沿着既有轨道不断奔向新的目标。

(始皇)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籓篱,卻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秦二世)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8]

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大型建筑、社会工程,秦国统一后不恤民力,赋敛无度,导致天下多事,百姓困穷。传统观念将其归结为秦始皇与胡亥父子的个性品质,殊不知这实际上更多体现了秦国战时体制维持自身生存运转的必然逻辑惯性。这种体制或组织类型被创造出来的初衷就在于控制社会、汲取资源,因此汲取上来的资源必须投入到某个战略目标中,即使没有了目标也要制造出一个新的目标,否则这套体制或组织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就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秦国和后世的纳粹德国一样,“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9]体制犹如活的生命,它一旦生产就竭力避免消亡。当外部环境变化时,体制仍依照旧有惯性运行,此时体制的效率越高,运行效果与环境要求的偏差越大,体制内成员每天都在辛苦工作,集体推动着体制朝着错误的方向狂奔,最后一头扎进毁灭的深渊。

统一后的秦国延续了以郡县制为特征、过分深入社会基层的直接统治模式,随着疆域与民众规模的急剧扩大,管理体制的复杂化量级大幅跃升,消耗了社会无法承受的高昂成本,汲取上来的资源却投入到了并无生产性收益的对外战争和大型工程之上。“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由于未能及时将战时体制转化为平时体制,秦王室用身死国灭的惨痛教训为后世统治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史记》写到:

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10]

汲取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却做无用功的“秦制”越来越为时人所诟病,重返封建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并转化为历史实践。

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11]

秦末,关东六国旧贵族纷纷起事复国,陈涉与项羽均大封王侯。楚汉争霸之后,刘邦剪除了异姓王,开始大封同姓诸王,汉初的中央政府仅保留了统一的大义名分,但在关东、南越等地区的行政治理模式却由郡县制退化为封建制,由诸侯王直接治地理民。

汉初立诸侯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干里。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承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庭。[12]

历史进程往往表现为“进两步退一步”。秦国式的军国主义体制的复杂化量级过高,当时的社会资源与文化心理还不能支撑一个直接统治的统一帝国。汉初名义上仍是全国统一政权,但部分地区的社会复杂化水平则跌落到一个更低的稳定量级之上。

当各生产部门觉得参与复杂社会体系的边际成本变得过高时,他们就会对社会上层的要求进行(被动或主动)抵抗,或干脆试图从社会整体中分离出去。……社会政治组织将简化到地方资源可以维持的层次。[13]

在既定的社会产出和技术条件下,国家规模决定了其统治形式。“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统一与分裂的更替,背后正是体现了社会系统不断提升复杂化量级,直到无法支撑从而跌落的循环过程。在长达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总产出主要为农业产品,这是一个包含耕地面积、劳动力、农业生产技术等因素的生产函数。在地广人稀且技术进步速率缓慢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约等于劳动力(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中国人口由公元前221年的2000万,增长到道光十四年的超过4亿,2000多年的人口(经济)年增长率仅为0.15%。这个数值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估值非常接近:“从远古时期到工业革命前的增长速度很慢是毫无疑问的,肯定不超过每年0.1%-0.2%。[14]社会经济的长期停滞或缓慢增长意味着传统社会中,复杂化量级的提升更多依靠的不是经济资源的丰富供给,而是历朝历代政治制度的创新、行政技术的进步、管理效率的提升,等等。

大一统帝国不是理所当然,是历代明君贤臣一步步精心创制完善的结果,中间既有弯路又有失败,后代在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前进,不断克服复杂化量级提升带来的矛盾与挑战。秦代开创的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分流”结合唐宋之变的“小分流”,最终呈现为以明清为代表的中华晚期帝国。晚期帝国统治技术的高度发达,一定程度克服了大一统帝国必然带来的复杂化成本问题,在广袤的疆土中建立起对亿万民众的直接统治,大一统的理念最终转化为现实。

晚期帝国虽然竭尽全力,但仍须面对社会资源的严重限制。在资源约束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帝国体制的复杂化量级必须保持一个稳定水平,因此统治层级越向上伸展,扎向基层的触角就必须要同时收缩作为对冲,从而保证资源消耗的总量平衡。中型国家上升为大型帝国,统治机制不得不呈现整体上移的趋势,中型国家对于基层的直接掌控转化为大型帝国的若即若离和间接统治,秦代的“知十三数”和谨守法度变成了明清的“永不加赋”和胥吏们的欺上瞒下。历史并非总是线性发展,历代王朝对于基层的管控能力实际上是倒退和下降的,这是大一统帝国的内在结构性限制。晚期帝国基层社会的种种乱象,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为了维持国家统一而不得不付出的一笔“统一税”。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1] 【美】约瑟夫·泰恩特:《复杂社会的崩溃》,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2] 《史记·太史公自序》。
[3]《商君书·去强》。
[4] 【汉】班固:《艺文志》,转引自陈谷栋:《从云梦睡虎地秦简看隶书的形成》,《中国书法》2009年第3期。
[5] 《史记·秦始皇本纪》。
[6] 谢忠梁:《中国历代人口略计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7] 卜宪群:《秦制、楚制与汉制》,《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
[8] 《史记·秦始皇本纪》。

[9] 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第888页。
[10] 《史记·秦始皇本纪》
[11] 《史记·秦始皇本纪》。
[12] 《续汉书·百官志》。
[13] 【美】约瑟夫·泰恩特:《复杂社会的崩溃》,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170页。
[14]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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