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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浅论

2019-09-16  深晨S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神宗年间发生的一场极具代表性的、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其改革方面涉及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改革实施的理由,同时也都极富说服力,但最后,改革却以失败告终。历代以来众多学者对改革失败的原因的看法都莫衷一是。笔者将从阶级矛盾角度,试图探求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一、 王安石发动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一)北宋初士大夫思维形态的转变

北宋哲学家胡瑗、孙复等,提出了“明体达用”的观点,孙复认为:“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i]由于北宋私学教育的盛行,他们的观点迅速被士大夫阶层所接受,据传,孙复讲评《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ii]又有:“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iii]由此大致可推其说传于天下的程度。

至王安石,他认为:“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iv]他已经不认为“利”是应当闭口不言、讳莫如深的了,而认为“利”是可以加以利用,疏而导之的。

这时,随着各类新学的兴起,士大夫的思维形态已经“具备了实用的、功利的经世学的面貌 。”[v]

(二)以“三冗二积”为主要问题的北宋政府经济困难

宋初,宋太祖为防止官吏专权,往往授予不同官职以相同的职责,造成宋政府的官吏越积越多,宋真宗景德三年,官吏总数为一万人,至宋仁宗皇祐五年,官吏总数已经到达了两万人,神宗元丰六年,官吏总数已经到达了三万四千人[vi]

而为了防止唐朝和五代时的节度使夺权政变重现,宋太祖将所有的精锐士兵都聚到京城,称为禁军,战斗力弱的士兵,派驻到地方,称作厢军。由于宋北方少数民族的存在,北宋朝廷不得不维持军队数量,因此宋代募兵制度规定,所有士兵的兵籍均为终身,这同时也使宋的士兵数量更多、武力更为弱势。

太祖死时,宋代共有兵37.8万,至太宗,已经上升至66万,真宗时,士兵总数已经到达了91.2万人,至仁宗时,已经有125.9万人[vii]。成倍增长的兵额,给财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在冗兵、冗官的情况下,北宋政府已不堪财政压力。据邓之诚先生考据,至英宗时,强大的财政支出已经让朝廷入不敷出[viii]

在巨大的财政危机下,政府被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举措,来改变这一危局,王安石变法便在这一背景下发生。

二、 改革的设计与实施

(一)变法的主要领域

从上述问题中,不难看出,变法前,北宋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经济困难,因此经济改革在变法中应当占较大比重,至于政治方面的改变与教育方式的完善,本质上,应当是为经济改革的实施铺平道路。

但是,由于北宋的社会结构,变法涉及到一些领域,并损害到某些阶级切身利益的时候,变法将会收到极大的反弹,而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变法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二) 变法前的社会结构

要探究变法所应当规避或变法实施之后所会遇到的强大阻力的来源,应当分析的,是它的社会结构。

宋朝廷沿用了自北魏就开创的职田制度,对官吏授予土地,这一种制度,本质上将官僚阶级转化成了地主阶级,一切改革变法中针对地主阶级制定的政策,都会有官僚阶级对其提出反对。

此外,宋朝廷对于官户,不仅赐予土地,而且减免赋税,在宋朝官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宋朝官户所占据的田地也越来越多,能减免赋税的土地,甚至占到了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在这个情况下,本来作为国家之本的农业,反而无法给国家机器带来太多税收收入,在变法涉及相关利益时,以地主阶级为首的强大势力会对新法的实行施出巨大阻力。

(三) 变法措施及其利弊

王安石变法所涉及的措施主要有:(1):均输法(2):青苗法(3):募役法(4):保甲法(5):方田均税(6):市易法(7):免行钱(8):农田水利(9):裁军法(10):将兵法(11):保马法(12):军器监法(13): 取士之法兼改革科举;笔者将举对变法成败影响深重的措施,分析如下。

均输法与市易法类似,本质上都是政府调节市场,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均输法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市易法是政府平价收购滞销商品,短缺时卖出,看似并无不妥,但是,当时的政府的官员,并没有什么经济思想,有的想着升官发财,为了自己的绩效,为了有机会从中攫取私利,一味为政府增加收入,增减物价经常不符合市场波动,其实质是与民争利,欺压中小商户。

青苗法是农业领域的新法,主要为了解决农户青黄不接时缺少本钱的问题。当时农户多向地主借贷,地主利息多为四分,由此农户获得了沉重的负担。王安石以各地常平仓为贷款本金,按户等决定可贷款数量,利息二分,还贷时与两税一同上交。政策同样设计地很好,并且在县城实行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全国实行的过程中,由于青苗对国家带来收入,财政收入会影响官僚升迁问题,官僚阶级于是不顾自愿原则,将青苗钱强制摊派,并肆意提高贷款利息,其利息一度超过了地主贷款利息[ix],致使不需要贷款的上户贷款,需要贷款的下户贷了却还不起,最后不得不逃离避难。无论是富户还是贫农,都为之所害。而青苗放贷的另一层实质是:与地主阶级争利。以宋代的制度,官僚都属于地主阶级,青苗法势必会因为损害其利益而被反对。

保甲法是针对冗兵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它规定:各农户组保,户等最高、最富裕者任保长,农闲时期集合军训,夜间维持秩序,这本来是厢军做的工作,可以说,这项政策为裁军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农闲时军训,对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个负担。甚至有保民落草逃避保甲[x],而且保甲之法,只给予保丁当日口粮,并无财货报酬[xi],但却有着“私逃亡,杖六十,计逃日补填。酉点不到,不赴教阅,许小杖科决,不得过七十”[xii]的严厉惩罚。可以说,保甲法把保丁变成了没有薪酬的厢军,只便国,却苦了民。

变法期间,政府兴建了大量农田水利,熙宁二年到九年,全国新建田亩363000余顷,仅开封府每年增收谷物便达数百万石[xiii],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北宋农业的发展,但是因为农田水利的修建计入官员政绩考核,而兴修农田水利由百姓出资,某些官员无度修建,便给人民带来了害处。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

针对取士,王安石认为:“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xiv]因此不能专注于章句的背诵,要让科举能够选拔出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因此王安石废除明经并增加法科。另外,王安石组织编纂《三经新义》,被称为“荆公新学”,这一新学遭到了当时一些理学家、教育家的反对,如《二程遗书》上批评它说:“如近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xv]可见王安石的思想观点以及其强势推行《三经新义》的举措,造成了当时士大夫的反对,这也是变法失败原因之一。

方田均税法是王安石针对当时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却凭借势力,逃税漏税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它规定:每年丈量土地,并将土地分为五等,征税时按照等级,土地较肥沃的多征税,土地较贫瘠的就少征税。方田法查出了大量隐匿的土地,建立起完善的土地信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土地兼并的程度和农民负担[xvi],但是,由于推行太过繁难,且在实施过程中侵害了富民和地主的利益,该法于元丰八年被正式废除。

募役法是指:本来需要按户等到官府当差役的百姓,只需要缴纳免役钱,便可免除劳役,由政府出钱雇人当差。这一政策极大方便了百姓,甚至“比于雇役苦乐十倍矣”[xvii]。然而,该法规定“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xviii],本不用应差的户等,也需要缴纳免役钱,侵害了官僚地主阶级利益。

免行钱规定官府向行户收取免行钱,不再向行户收取物料人工,改为官府自行购买。在原先的制度下,行户在官府征取物料人工时,遭到层层盘剥,许多行户因此破产,推行此法后,商户的利益得到了保障,但通过过去制度攫取利益的官员和宫内依靠行户提供商品的宦官、外戚等的利益遭到损害,在皇帝面前极力要求废除免行法,“掀起了王安石变法以来最大的一次反对浪潮”[xix],侧面致使变法失败。

(四) 对变法过程的总结

变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削弱地主阶级利益、提高平民生活水平,如青苗、募役、方田均税、免行钱、农田水利,也在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改善宋朝廷的制度缺陷,如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保甲法、裁军法、裁军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 取士之法兼改革科举。目的不可谓不好,但最后都因故失败。

(五) 变法终局

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去世,王安石失去了自己强有力的后盾,宋哲宗以年幼之躯即位,一向反对新法的宣仁太后临朝,五月,司马光上台执政,逐步废除新法,并将改革派尽数革出中央,至元祐四年,新法被完全废除,后来虽仍有废立,却失去了变法本身的为百姓谋福利的目的,一味增加政府收入,不再有王安石的精神了。

三、变法失败原因的思考

在宋朝,社会的主要矛盾仍表现为阶级矛盾,其中,大官僚大地主阶级势力最为强大,究其根源,应当是宋朝的政治制度促成的。王安石变法致力于改革制度,以此来缓解同样由于制度问题产生的经济压力,实施新法,必定要破坏原有的社会结构,同时损害地主阶级的利益,损害地主阶级利益的程度越大,地主阶级对新法实施的反对呼声就越高。以王安石变法手段的激烈、强势,地主的反对呼声是空前的,宋神宗去世之前,反对仍可以通过宋神宗的强权压制而沉寂下来,宋神宗一去世,地主官僚的力量便再也压制不住,一股脑爆发出来,摧毁了王安石变法后新建的社会结构。

另外,改革并没有考虑到因为政治社会底层的官吏徇私舞弊而产生的对新法的破坏。有宋神宗在朝堂上的强权,让废除新法的想法难以实施,地主理所当然地会想到,通过政府监察系统难以顾及的底层官吏,减少自己的损失。而为此,地主纳税额的一部分会转移到普通农户的肩膀上,普通农户的负担会加重许多,因此,社会底层大众同样会对新法产生负面看法,成为官僚地主对新法的攻讦理由之一。这是阶级力量悬殊的必然结果。

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没有考虑到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严重性和阶级之间力量的差异,仅就表面问题改革,最后致使变法失败。

作者:Mengxi Xiong


[i] 孙复:《答张洞书》 ,郭绍虞主编:《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96页

[ii] 《河南程氏文集》卷·七

[iii] 全祖望 黄宗羲《宋元学案》

[iv]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v] [韩] 孫興徹 《北宋的改革思想管见》 原载《人文杂志》2007年第1期

[vi] 数据据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 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vii] 数据据邓之诚:《宋辽金夏元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第一版,朴正民等:《哈佛中国史4:儒家统治的时代》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viii] 邓之诚:《宋辽金夏元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第一版

[ix]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第一版

[x] [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 九州出版社2018年2月第一版 450页:“乡民不愿接受这种方式的军事训练,很多人逃亡到外地,造成游民增多,盗贼肆虐。”

[xi]《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3 元丰七年二月辛未:“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盐菜钱一十文。”

[xii]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7 熙宁五年八月壬辰

[xiii] 数据据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八章,第二节

[xiv]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xv] 程颢 程颐:《二程遗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2月第一版 89页

[xvi] 田晓忠:《宋代的“富民”与国家关系——以税制改革为核心的考察》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

[xvii] 根据梁启超:《王安石传》 第十章 中摘录《文献通考》数语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8年10月,第一版

[xviii] 《宋史·食货志》卷一百七十六

[xix] 魏天安:《宋代免行役钱论析》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1年,第二册

编辑于 201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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