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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大晚报》副刊的编辑崔万秋约施蛰存先生谈谈读书的事情，具体而言：一是眼下读什么书；二是介绍给青年的书。施蛰存先生在第二栏中写的是《庄子》和《文选》，然后在下方做了一个小注“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给报刊推荐图书是常有的事情，推荐的书目其实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个人性。所谓是推荐给青年的，其实首先是自己喜欢的，才可能推荐；并且很可能是那个时期了推荐者正在阅读的几本书而已。但是，就是如此简单的一个书单，随后遭到了鲁迅先生的嘲讽和批评，不但引起了读书界的一场争论，“洋场恶少”的骂名，施蛰存也背了很多年。 陈子善编选《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一书中，今人的很多关于施蛰存先生的回忆或者访谈都会提到这场争论。但是施蛰存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时候也是前后矛盾含糊不清。比如很多人都会问施蛰存先生当初是否知道写下《重三感旧》的批评者“丰之余”就是鲁迅先生。在收录本书中的张芙鸣的《执著的中间派——施蛰存访谈》一文中，施蛰存先生的回答是“一开始不知道”。在朱建国的《施蛰存的第五扇窗户》一文中，朱先生的说法：“尤为宝贵，访谈中施蛰存先生透露，当年他虽不知‘丰之余’就是鲁迅的笔名，但从文章的风格还是能猜到作家是鲁迅——这就为他多次自称并非有意攻击鲁迅提供了另外的注释：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而在随后的详细的访谈中，施蛰存先生说的是“我不晓得这个‘丰之余’就是鲁迅，我以为与鲁迅不搭界”。而在黄裳先生的《忆施蛰存》一文中，关于此事的说法，“问题是当发现对手是鲁迅时，蛰存依旧不依不饶，说了些尖刻的过头话，那就不能不说是年少气盛的出格举动了”。后来施蛰存先生也在采访中坦然承认，当时确实年少气盛，容易冲动，以为文坛宿主也不能以势压人，为了挣得说话的权利，而奋力反驳。其实事后想来，他也觉得当时太冲动了。毕竟两人没有什么私人恩怨，鲁迅生性多疑，说话刻薄是常有的事情，也并非仅仅对他如此，没有必要如此计较。后来鲁迅去世，施蛰存拜谒鲁迅墓后赋长诗哀悼鲁迅先生，诚挚沉痛，令人动容，可见施蛰存也没把前事记恨于心。但是对施蛰存而言，这个“洋场恶少”的帽子是戴定了，而且一戴就是几十年。 被鲁迅先生骂过的人基本没有什么好下场，解放前是如此，解放后愈演愈烈。1957年施蛰存划为右派，他后来坦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1956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杂文《才与德》。因为文中主要观点治理天下的不光要有德，而且还要有才。这点触及到了新统治者阶层中基本都是农民出身，没有什么文化，所以才惹得大祸。但是另外，他也提到和三十年代与鲁迅的争论不无关系。其实不光是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从八十年代后，作家知识分子虽然都恢复了名誉受到了重视，但是看看与他同时代的作家萧乾、钱钟书、冰心和巴金，就知道其中的微妙之处。在《记忆施蛰存》一书中收录的很多文章都提到了施蛰存的住所，上海愚园路上临街的一幢小洋楼里，二楼朝南，书房、客厅、餐厅和卧室合而为一，这间约二三十平方米的就是他和夫人的家。从施蛰存先生从1937年搬进这栋楼开始，除了wenge时期被驱逐出家门外，他的一辈子的学问都被钉在了这狭小的空间内。 中间还有个小插曲，中央某领导去慰问这位活化石一样的老作家，问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施先生当了真，说房子太小，书放不下，访客来了也不方便，能否解决一下房子问题。施先生哪懂得这种官场上的象征性的问候，过后即忘，哪能当真。自然是不了了之。但是我明明记得，这位领导为钱钟书先生安排住所不遗余力的。至于一直贵为作协主席的巴金先生自然不可能因为房子问题给领导提要求了。这种微妙的心酸和苦涩，估计施先生在世之时已经了然于心了。施先生晚年引以为傲的是在学问上开了四扇窗：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是碑版整理。这四扇窗每一扇都让后辈学人难以望其项背，更别说四扇全开了。可是，施先生的房子才有几扇窗可以开呢？ 施蛰存先生有篇文章《说说我自己》，文中他把自己幽默了一把，给自己的墓碑题了字，碑文曰：“钦定三品顶戴、右派分子、牛鬼蛇神、臭老九、前三级教授降二级录用，施蛰存之墓。”这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卑微而真实一生的写照，但是嚼在嘴里，不知怎么总有一种苦涩和凄凉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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