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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祖先在乱交,有些人的祖先在搞艺术

 浮生偷闲 2019-09-16

《艺术的诞生:拉斯科奇迹》

(法)乔治·巴塔耶 著

蔡舒晓 译


惹麻烦的是尼安德特人。

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的三年前,即1856年,杜塞尔多夫东边10公里处的尼安德特山谷里,一些采石工人发现了奇怪的骨头。它们不是兽骨——科学家在研究后宣称,它们是一种已灭绝的智人,而且与如今所知的任何猿类相比,他们与我们在DNA上更为相像。

这可是个大事情,如果尼安德特人是我们灭绝的亲属,那么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些什么,又遗漏了些什么?当年的科学家还笼统地算作“博物学家”,现在已是分工明确的“古人类学家”了,他们对人类起源的探讨,形成了多个互相分庭抗礼的假说,还成了越出科学探讨范畴之外的敏感话题。

但在科学之外,审美主义者们就不必在乎太细微的区分。对他们来说,尼安德特人跟人类有关系,这一点就足够了,因为有关,所以尼安德特人已被证明的那些特质,有助于我们展开对人类祖先生活状态的想象。尼安德特人会用石头制造工具,这很好,符合进化论通说;会照料病患和伤者,这就更好了,这里有文明的萌芽;还有,尼安德特人会埋葬死者并举行葬礼,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墓坑。

尼安德特人据估计在约三万年前消失,其时,现代人类的始祖已经兴起了一两万年,有一个说法认为,正是后者导致了前者的灭绝……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毕竟是在尼安德特人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上继续前进的,我们也算对得起这支——姑且这么认为——亲属了。

不过,且慢,巴塔耶有话要说。乔治·巴塔耶,一生颇有争议的法国哲学家,一直很喜欢谈论史前人类,这一看起来与他关系不大的话题,因为他对文明的形成和延续方式十分着迷。人类文明靠什么延续?他的回答引人瞩目:靠禁忌,没有禁忌,人类便和动物没什么差异了。比如说,尼安德特人不仅埋葬死者,而且围绕死者形成了一些仪规,如死者不能随便搬动,遗体不可以侵损,不可以暴晒在阳光雨淋之下;人路过死者,不能故意视而不见,也不能目之随意,而必须庄重地瞻仰;人对他人的遗体持有一种真正的既敬且畏的感情。

对比一下动物,差别一目了然。动物界难称有什么禁忌,它们怎么都可以。我们可能会传颂很多动物舐犊情深的画面,“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之类,然而不争的事实是,那些舐犊的妈妈对别家的孩子却是垂涎三尺,很多高级哺乳动物,比如北极熊,饿了还会打自己孩子的主意。此外,很多动物用尿液给自己划领地,应对纠纷只会使用武力,争斗的结果永远是赢家通吃,输家丧失所有,甚至包括生命,等等。

巴塔耶

但人类开发出了一个建立在禁令之上的伦理系统,一种固定的秩序。旧约圣经里说,上帝在西奈山上秘传了十诫给摩西,十条都是禁令,不得杀人,不得偷盗,不得奸淫,不得崇拜偶像,等等,以色列人接受了它们,从而拥有了比周围其他民族更为先进的组织技能,更高级的心智——那些民族还在使用人祭这样血腥的仪式呢。

旧约圣经说的事情发生在三千年前,而尼安德特人的生活年代在五十万年,直到三万年前才灭绝,他们已经有了对死亡的敬畏,把尸体隆重地放进地下,他们懂得在死亡面前不能像动物一样冷血、无动于衷。

“人类与死亡有关的行为表明,他们认识到了一种新的价值。”巴塔耶说。他对史前人类的这种赞扬其实一直有争议,因为尼安德特人的肉体早已灰飞烟灭,凭着留下的骨头来还原其生活面貌,容易带着“六经注我”的色彩:尼安德特人,被巴塔耶按照他“需要”的样子描述了。

除了死亡,另一种关键的禁忌就是性。人类学大师列维-施特劳斯提出,人类在进化中超出本能的限制而走向“文化”的阶段,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禁止乱伦,和自己三代之内的血缘近亲结合,人会觉得不安、恐惧,会有巨大的羞耻。性行为与生殖相连,而生殖这样的事情不可轻率,即便数万年前的人不知道近亲繁殖的后果,他们也会觉得这样做是耻辱,很恶心。故此,巴塔耶在其名作《色情史》中说,死亡和性方面的禁忌,其实都包含了人对动物本能的严格拒绝。

但尼安德特人的文明程度究竟有多高,是得分跟谁比。1940年,法国多尔多涅省的拉斯科地区,一群小学生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史前洞穴,穴内结构复杂,空间硕大,墙上可以清楚辨认的图形有3000多个,其中近三分之一画的都是动物——牛、马、鹿等等,而且一个个都是在运动状态之下的。拉斯科的史前人类,据研究生活在约18000多年前,晚于尼安德特人。对于这些壁画,我们该“如何看待”?

“不要犹豫,惊叹就对了。”巴塔耶说。

他讨论拉斯科壁画的专著《艺术的诞生》问世于1955年,这十几年里,他一直关心着考古发掘和研究。拉斯科是他的心头之好,完美地连起了一根假想的进化链条:拉斯科人,不管他们与尼安德特人之间是怎样的亲缘关系,我们更愿意认他们作为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的绘画证明了他们,而不是尼安德特人,才是现代人类的起源,他们超越了尼安德特人所达到的文明的基本水平。

他在画里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这些史前人类生活在一个“神圣世界”。这个世界里不只有禁忌。每一头动物都代表着一种寻求神圣时刻的热情,都是一场宗教活动必备的一部分。而特别之处在于,这种神圣时刻并非到尘世之外膜拜某个神灵,相反,它有着鲜明的“尘世性”,它深深植根于此世的生活,因为,壁画上的动物们是主角,画家是在用心地描绘它们,一边画,一边惊叹于它们的美、灵巧和神奇。

他看到了人的狂喜。巴塔耶说,这些火红色的牛、马、鹿,洋溢着不可抑制的节庆的热情,它们可能是捕猎的目标,但它们同时也是崇敬和歌颂的对象。画家画它们的目的,我们只能推断,很可能,他们是想以此来为自己的捕猎求一个好运气,因为环境那么严酷、野蛮,生存基本靠天地的恩赐,捕猎如同葬礼和性禁忌一样,也都是生存的必须;很可能,人们相信把愿景画得细节尽量精致一点,它会有更大的几率成为事实,就像中国的“神笔马良”故事所反映的文化心理那样,很可能,人们只是想以绘画来让自己消灾免祸。

但巴塔耶强调说,壁画本身的美,超越了其当初绘制出来所基于的实用性目的,就如同莎士比亚的很多剧本都是奉命而作,或徒为了卖个好价钱,但这些剧作本身的光辉早就让世俗的写作动机变得不值一提。

巴塔耶写作《艺术的诞生》,是基于一种审美主义的热情。他去沉思人类生活中为寻找乐趣而做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就是艺术,就是游戏,就是无所事事,就是被他赋予独特涵义的那个概念——“色情”。拉斯科壁画是有功能的,它体现了禁忌,体现了一种对神圣的存在的信仰,近似万物有灵的那种,但它同时又是艺术,一种冲着乐趣和美而去,进而设法超越禁忌的人类创造。拉斯科人作画的整个动机,就体现在绘画的行为里面,它的宗教起源,它与神圣力量之间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关系,都既是其动机,又是其结果。

20世纪、21世纪的人都能看懂这些画,也正因此,巴塔耶特别指出,他不愿意看到人们仅仅给出一个肤浅的理解,觉得绘画是史前人类的自娱自乐。恰恰相反,拉斯科人让我们重新审视艺术的起源和意义。艺术的意义,不在于适应一个现有的世界,而在于创造一个世界,其中充满了非凡的、神奇的事物。对非凡与神奇的想象和期盼,是“我们生活的深层灵感”,巴塔耶说,“而拉斯科壁画,正是一个不断回报、不断奖赏这种期盼的东西。”他又说:“正因此,我们与壁画的作者之间没有隔阂,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在不断地将自己感知到的世界转化为艺术。”

这当然不是在谈关于史前人类的话题了,这是在谈他悬念半生的命题——如何在现实中实现超越。

壁画的创造包含了对死亡的超越,因为它表现出了一种对不朽的渴望,画面可以被感知,当动物们的肉身死后,它们的形象依然留在墙上,不会消失,因此成为对生命的恒久的庆祝。与此同时,壁画又暗示了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因为它指向了一个“有灵”的动物的世界,这是一个今天的人早已远离的神圣的空间。

艺术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人有一种渴望超越现实,渴望美,渴望神奇的需要,在拉斯科壁画里,我们看到这种需要在18000年前便有所展示了,而且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游戏(即便同时有其宗教功能)。“艺术在其起源时就是一种游戏。在其最首要的意义上,它依然是游戏,是玩耍。”与之相反的,是制造工具,当我们看到一件石器,努力感慨说,史前人类已经拥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巴塔耶表示无需惊奇。制造工具,这是工作,而不是创造,不是游戏。正如我们要从本能转向文化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类的性禁忌,我们也必须从工作转向游戏的意义上,来衡量拉斯科壁画的意义。巴塔耶进一步说,看到这些激情四溢的动物肖像,你也能理解智人如何成为现代人类。

所以,对比拉斯科人,我们就能认识到,尼安德特的智人仍旧是被束缚在实用性上的,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有具体的目的,但更高级的人类应该懂得游戏,懂得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享受过程”,而不是仅仅追求其结果的功用性——巴塔耶的这个想法,直接动摇了工作的意义:今天的成年人大多数都在工作,我们借此与远古的祖先之间有所呼应,我们借工作来确认自己是人,不是头脑简单、不会思考的动物。但巴塔耶说,不,我们还不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必须从工作中抽身而出,去转投创造性的艺术之中,必须有意识地通过从事艺术来确认自己的统一性。

工作是人生存的需要,而艺术是人的自由的集中表达。这里,巴塔耶的思想让我们想起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确如此,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的工作,强迫人在一种超越他自身的力量面前低头,不能对抗,不能申辩,于是很自然地,我们用动物来形容这种状态——“做牛做马”、“牛马不如”。一个陷于如此工作之中的人,跟尼安德特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用巴塔耶的话讲,他们“缺乏柔性”,“迟缓”,“愚笨“。他们的生命从来没有克服压在身上的劳作负担,他们身躯庞大而沉重,他们处在类人猿的范畴边缘,尚未摸到人类的门槛。在进行这一番论断的时候,巴塔耶将这样一款智人与他自己一生都十分蔑视的人——资产阶级等同了起来,他在不算很长的一生(1897—1962)中写下的一本又一本的书,都在表达这种蔑视。

1930年代,法国人陷入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巴塔耶专心地写下了一系列文章,他判断说,这个时代最核心的悲哀,就是人们都太讲求实效了,每一件事情都要一个明确的效果,但人们的普遍追求却又是一个空洞无物的、市民意义上的“体面”,是在别人眼前呈现自己最无可挑剔的形象。这值得吗?巴塔耶据此将“色情”概念阐发了出来,在他的笔下,“色情”代表的是所有不具生产性、不能增值的东西,用最容易理解的话说,色情,就是工作日的下午,在办公室里打着瞌睡假装工作、不耐烦地等待老板闪人的员工们心中浮动的感觉。色情向生产说不,向毁灭敞开,用一些没有明显理由的、随性的活动来取代条理井然的安排,色情把人引向没有生产性的性爱行为之中,引向发狂,引向无所事事地过一天,两天。色情,就是用浪费释放毫无必要的压力。

在他看来,拉斯科的画家们就是在做一些浪费光阴的事——他认为是这样。故此,这些史前人类成了他眼中人类的楷模,那一颗颗大脑在无所事事中想象着美与神奇,产出了了不起的艺术。拉斯科人看待动物的方式,和1955年的人是完全不同的,那些描绘在墙壁上的生命,是对现实中生命所作的更美、更公平、更具尊严的变形,而作为反衬的,是所有岩画中只有一个人类的形象,且还被画得稚拙不堪,犹如漫画。这里有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

不同的人来看壁画,产生的心得也不一样。例如波兰散文家、诗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也到过拉斯科,他在《花园里的野蛮人》一书中有一章长文,写自己的拉斯科之旅,他说,自己身处苏联集团卵翼下的波兰,是一个“野蛮人”,而这些史前壁画让他感叹:原来自己身背着一个共同的、伟大的欧洲历史:

赫贝特

“在这个历史的深渊里,我一点也不感到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我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信我是这个世界的公民,我不仅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遗产的继承者,而且是所有一切的永远的继承者。”

而巴塔耶,以及他的好友、另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莫里斯·布朗肖,则多多少少通过拉斯科壁画恢复了一些民族自豪感。1940年的法国已向纳粹德国投降,维希傀儡政权当政,整个民族的面貌都是灰溜溜的(无独有偶,中国人也是在凄风苦雨的1974年发现了兵马俑),拉斯科的消息传出,着实给法国人注射了一剂精神胜利液:怎么,人类最早有“文明”兴起的地方,并不是古埃及或古希腊,而是在我们法兰西的外省?好啊,这可是连不可一世的德国人都无法修改的历史!布朗肖也写了一篇题为“艺术的诞生”的文章,和巴塔耶一样,他大赞壁画本身的美,技法高超,大赞画面的清晰,绘画行为完全是“自发的”,直接的,不取悦任何人,只是表达画家内心的喜悦。

布朗肖

他们大赞这些史前人类,大赞艺术,说那是起源于史前人类内心需求的快乐的行动,这里肯定有着曲解和臆想,不过,巴塔耶也的确是在履行哲学家的本分,那就是对世人已经成为的样子提出质疑,提醒他们说,我们已经丧失了宝贵的东西。可惜,巴塔耶没有生活在21世纪,否则,他一定会对电脑制作出的众多史前题材游戏大感兴趣,这些游戏都是开放式的,玩家可以无止境地玩下去,巴塔耶可以在其中尽情地浪费生命,感受有关自由创造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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