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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词品》所载宋江词，与《水浒传》第72回所写宋江词虽基本一致，但也存在值得重视的细微差异。从词牌【念奴娇】入手，比较两版宋江词的异同，再结合二者对【念奴娇】词牌的认知，可以得知《词品》版并非因袭自《水浒》版，而是二者同出《瓮天脞语》，《词品》版属于忠实抄录，《水浒》版则有所改动，这些改动显然是为了避雅趋俗，而就词学来说却是不够专业的。《瓮天脞语》乃宋末元初童瓮天所作，明后期即已失传。书中所载宋江词既非杨慎伪撰，又非明代人附托，更非宋江创作，当为宋、元间人所拟作。从《词品》版宋江词可以看出，杨慎直到嘉靖三十年（1551）仍未接触过《水浒传》。对《词品》版与《水浒》版宋江词出处、原文及相互关系的辨析，对于水浒故事源流、《水浒传》成书时间和传播范围研究而言，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 王丽娟，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王齐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暨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教授。 在《水浒传》早期传播资料中，杨慎《词品》所载宋江词十分重要，它关系到水浒故事源流、《水浒传》成书时间和传播范围等许多重大问题。然而有关宋江词的讨论，至今谜团甚多，各家看法不一。之前的拙文也涉及到此问题，却未能详细讨论，其中亦有失误。今就此问题重新探讨，详加辨析，以就教于方家。 杨慎《词品·拾遗·李师师》载：“李师师，汴京名妓。……后徽宗微行幸之，见《宣和遗事》。《瓮天脞语》又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一辞于壁云：‘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 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小辞盛于宋，而剧贼亦工如此。”容与堂本《水浒传》第72回《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写道：“宋江乘着酒兴，索纸笔来，磨得墨浓，蘸得笔饱，拂开花笺，对李师师道：‘不才乱道一词，尽诉胸中郁结，呈上花魁尊听。’当时宋江落笔，遂成乐府词一首，道是：‘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绛绡笼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 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不难看出，杨慎《词品》所载宋江词与《水浒传》所写宋江词基本一致，这就引起了笔者进行追问的兴趣：两处宋江词是相互因袭，还是同出一源？此词到底出自何处、原文究竟怎样？作者为谁、是否伪托？弄清楚了这些问题，才能考察这首词在水浒故事演变过程中的意义，才能判断杨慎和《水浒传》的关系，进而进一步考察《水浒传》的成书和传播问题。 《词品》自序写于嘉靖三十年（1551），而《水浒传》在此之前已经流传，也即《水浒传》在前，《词品》在后。按照一般的推论，如果存在因袭的话，就只能是《词品》因袭《水浒传》；如果《词品》因袭《水浒传》，就说明杨慎看过《水浒传》。然而，《词品》所载宋江词并未说明来自《水浒传》，反而明确说来自《瓮天脞语》。那么，到底存不存在《瓮天脞语》这部书？杨慎到底看没看过《水浒传》呢？这显然是在推论之前要先回答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找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虽然这些证据难以寻找，但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前文说两处宋江词基本一致，之所以说基本一致，是因为二者还存在某些重要的细微差异：《词品》所载宋江词中“鲛”“玉”“销”“待”“闲”五字，《水浒传》所写宋江词则作“绛”“雪”“消”“等”“离”。这存在差异的五个字在表达词意时，除了“闲愁”和“离愁”外，其他在词意上并无太大差别，并不影响整首词的意境。另外，《词品》云宋江题词于壁，未提饮酒，《水浒传》则云宋江酒后题词于笺，写作背景显然有异。上述差异可以区分出两种版本的宋江词，为行文方便，暂且把《词品》所载宋江词称为“《词品》版”，把《水浒传》所写宋江词称为“《水浒》版”。值得注意的是，两版宋江词下阕开头均作“想芦叶滩头”，且都没有提及这首词的词牌。 杨慎之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曰：“杨用修《词品》云：‘《瓮天脞语》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一词于壁云：“天南地北……鲛绡笼玉……薄幸如何销得！想芦叶滩头……只待金鸡消息……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小辞盛于宋，而剧贼亦工如此。’案：此即《水浒词》，杨谓《瓮天》，或有别据；第以江尝入洛，则太愦愦也。”《少室山房笔丛》引言写于万历十七年（1589），胡氏这里转引《词品》，提到的当然是“《词品》版”宋江词，说“杨谓《瓮天》，或有别据”，显然未见《瓮天脞语》一书。之后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卷十三外编五《李师师》曰：“东京角妓李师师……《瓮天脞语》：‘山东巨寇宋江将图归顺，潜入东京访李师师，酒后书【念奴娇】词云：“天南地北……绛绡笼雪……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只等金鸡消息……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水浒传》亦引江事。”《青泥莲花记》自序写于万历庚子（1600），所载宋江词虽云出自《瓮天脞语》，但从“酒后”题词和词作正文来看，皆同于《水浒传》。此书书首《采用书目》中列有《瓮天脞语》《升庵词品》，但实际上梅氏仅阅《词品》和《水浒传》，所谓《瓮天脞语》载有宋江词的说法来自《词品》，而宋江词内容却来自《水浒传》，可谓是“《词品》版”和“《水浒》版”的杂糅。梅氏看过《词品》，从书首“采用书目”可以得知；梅氏看过《水浒传》，从“《水浒传》亦引江事”可以得知。梅氏其实并没有看过《瓮天脞语》，原因在于：一是杨慎《词品》所载宋江词是原封不动地抄录《瓮天脞语》，其所引《瓮天脞语》云题词于壁，而非酒后题词，且“绛”“雪”“消”“等”“离”分别作“鲛”“玉”“销”“待”“闲”；二是《词品》中并未言及词牌，《青泥莲花记》却说“【念奴娇】词”；三是胡应麟万历十七年（1589）时未见《瓮天脞语》一书，梅氏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间更难见到此书。 无独有偶，凌濛初《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也是这种情况。该杂剧云“《贵耳集》、《瓮天脞语》纪事，即空观填词”，第八折《狎游》写道：“不胜酒狂，意欲乱道一词，尽诉胸中郁结，呈上花魁尊听”，“（外）借纸笔来，写出请教……（外写介）（词寄【念奴娇】）（念介）‘天南地北……绛绡笼雪……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只等金鸡消息……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不难看出，《狎游》一折中宋江题词的情节和文字，和《水浒传》几乎一样。有人说“该杂剧当取材于宋代笔记小说《贵耳集》、《瓮天脞语》和明代小说《水浒传》的相关内容”，取材于《水浒传》应该没错，但凌氏所云“《贵耳集》、《瓮天脞语》纪事”，其实他也没有看过《瓮天脞语》，原因同上。 《词品》和《水浒传》中皆未提及宋江词的词牌，梅氏和凌氏却明确说“【念奴娇】词”，这个词牌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考察的线索。 下面不妨先来看词牌【念奴娇】。【念奴娇】一百字，又名百字令、酹江月、大江东去，一般用入声韵，其平仄比较灵活，前阕后七句与后阕后七句字数、平仄相同。【念奴娇】体式较多，通行正体为苏轼“凭高眺远”，其调式为双调100字，上片49字十句四仄韵，下片51字十句四仄韵。该调异名较多，如湘月、无俗念、千秋岁、百岁令等。就两处宋江词而言，单看上阕，“翠袖围香，绛绡笼雪”和“翠袖围香，鲛绡笼玉”都说得通，但从下阕“义胆包天，忠肝盖地”来看，“鲛绡笼玉”比“绛绡笼雪”更合律，因为“绛”是仄声字，而“鲛”是平声字，与“忠”平仄相同。更为重要的是，此词上阕49字，下阕50字，下阕首句“想芦叶滩头”少了一字。两版宋江词都在下阕首句少一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需要考虑的是，古代典籍在传抄、刊印过程中会有脱文现象，必须进行版本考察。那么，“想芦叶滩头”，是否有的版本作5字，有的版本是6字呢？先看《词品》的版本。《词品》有嘉靖本、天都阁藏书本、李调元《函海》本等重要版本。唐圭璋《词话丛编》据嘉靖本，《丛书集成初编》则据天都阁藏书本，非常一致的是，《词话丛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函海》本《词品》皆作“想芦叶滩头”，下阕首句皆为5字。我们还可考察转引《词品》宋江词的情况。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转引《词品》时作“想芦叶滩头”，前已述及。汪价《中州杂俎》卷十四《李师师》本来记李师师事，其引《词品》亦作“想芦叶滩头”。焦循《剧说》卷五明确说是转引《词品》，转引时亦作“想芦叶滩头”。可知目前所见《词品》的重要版本都作“想芦叶滩头”，明清忠实转引《词品》的著作，也都作“想芦叶滩头”。此外，陈洪绶白描《水浒叶子》第四十四开为史大成所书《宋江题词》，此词亦作“想芦叶滩头”。叶子中未讲此词出处，但从“鲛”“玉”“销”“待”“闲”五字来看，此词属于“《词品》版”，而非“《水浒》版”。由此，我们可以否认《词品》所载宋江词少一字是因版本所致，也可确定《词品》所载下阙开头确实是“想芦叶滩头”5字。再来看《水浒传》的版本。这首宋江词，容与堂百回本、袁无涯一百二十回本、余象斗双峰堂《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本、《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本等主要版本中都有，下阙开头皆作“想芦叶滩头”。 解决了版本问题，再来看杨慎对【念奴娇】词牌的认知。《词品》中多次提及【念奴娇】，如卷一“欧苏词用选语”、卷二“白玉蟾《武昌怀古》”、卷三“韩子苍”、卷四“叶少蕴”、卷四“刘叔拟”、卷五“刘后村”、卷五“滕玉霄”、卷六“八咏楼”、卷六“念奴娇祝英台近”、卷六“马浩澜念奴娇”、拾遗“宋六嫂”中都涉及【念奴娇】，高达11次。书中明确说“词名【念奴娇】，因坡公词尾三字，遂名【酹江月】。又恰百字，又名【百字令】”、“【念奴娇】一名【百子（字）令】”。杨慎不仅词学著作丰富，还工词，著有《升庵长短句》三卷、《升庵长短句续集》三卷。尤为重要的是，他曾作【无俗念】（游仙二首），下阕首句分别是“长生须住仙村”“谪来尘世何年”；又作【百字令】（病中起登楼填词一首），下阕首句是“惆怅枕病凋年”；又作【酹江月】（和坡仙韵赠陈广文致政归），下阕首句是“缅想松菊门庭”。【无俗念】【百字令】【酹江月】均为【念奴娇】的异名，下阕首句无一例外都是6字。毫无疑问，杨慎对【念奴娇】非常熟悉，既在词学著作中多次提及，又有填词创作的亲身经历。那么，《词品》所载宋江词是否来自《水浒传》，到底存不存在《瓮天脞语》这部书呢？如果并不存在此书，《词品》所载宋江词乃因袭《水浒传》的话，从二者的差异来看，凭着杨慎对【念奴娇】的熟悉，他没有理由光改“绛”“雪”“消”“等”“离”等字，而不改“想芦叶滩头”的。换句话说，如果他有意改动这首【念奴娇】的话，绝不可能出现99字的【念奴娇】，致使下阕首句缺一字，他也很容易补全。如果说此词乃杨慎伪托，那就更说不过去，他绝不会填一首99字的【念奴娇】。合理的解释是：《词品》所载宋江词和《水浒传》所记宋江词来源一致，即《瓮天脞语》。且《瓮天脞语》中本就作“想芦叶滩头”，所以才使得二者在此处如此一致。由此看来，所谓“《词品》版”宋江词和“《水浒》版”宋江词，并不存在相互因袭，其实皆出自《瓮天脞语》。 《瓮天脞语》确有其书。杨慎和《水浒传》的写定者是看过此书的，但后世很多提及《瓮天脞语》的记载多是以《词品》为基础的转载，甚至是二次转载，其实谁也没有真正见过此书。正因为《瓮天脞语》在明后期失传，故胡应麟才说“杨谓《瓮天》，或别有据”。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认为《瓮天脞语》即《雪舟脞语》，作者为宋末元初邵桂子。余氏著作影响较大，何心《水浒研究》、陈汝衡《说书史话》、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侯会《〈水浒〉源流新证》等皆从其说，拙文《〈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亦从其说。然杨慎《词品》卷五“詹天游”条曰：“詹天游，以艳辞得名，见诸小说。其送童瓮天兵后归杭《齐天乐》云……此伯颜破杭州之后也。观其辞全无黍离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游乐言。宋末之习，上下如此，其亡不亦宜乎。童瓮天，失其名氏，有《瓮天脞语》一卷传于今云。”杨慎《百琲明珠》卷三有詹天游《齐天乐·送童兵后归杭》。“伯颜破杭州”指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丞相伯颜攻破南宋都城临安（杭州），这说明童瓮天为宋末元初人。由此可见，《瓮天脞语》作者乃宋末元初童瓮天。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学界早已注意到余氏之误。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说：“宋末元初童瓮天所写的《瓮天脞语》中，还记录了一条假托宋江作的《念奴娇》词”，同页注释中又说：“据杨慎《词品》卷五所载，《瓮天脞语》的作者是童瓮天。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认为《瓮天脞语》是邵桂子所作，恐未可信。”乃岩则明确指出：“可见杨慎所看到的正是童瓮天写的《瓮天脞语》，而和邵桂子无涉。”周绍良亦云：“考余氏考订，实有疏漏，杨慎所引《瓮天脞语》，实非邵桂子之《雪舟脞语》。……可见宋江之词，实见于童氏之《瓮天脞语》中。” 《词品》所载宋江词和《水浒传》所写宋江词既同出一源，却又有异文，它们中必有一种是改动过的。那么，到底是谁改动了《瓮天脞语》中的宋江词呢？笔者认为，应该是《水浒传》作了改动，而《词品》则忠于原著。如果是杨慎作了改动的话，他没有理由不把宋江词改为一百字。岳淑珍《杨慎〈词品〉述论》一文说：“《词品》共324则，杨慎摘录他书内容，占原作的1/4还多。”张仲谋《杨慎〈词品〉因袭前人著述考》一文亦云：“从本文涉及到的杨慎抄录的典籍来看，杨慎仍然拥有一些其他人很难看到或很少提及的罕见之书，而那些与前人著述大段相同的文字，显然既不可能是认识偶合，同时也不可能是仅凭记忆而写出的。”看来，《词品》中有很多地方是直接抄录他书的。笔者初步考察此书“拾遗”部分，发现除“李师师”条外，其余15条中有14条见于《说郛》《古今说海》《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等，文字几乎一字不差。另外一条“于湖《南乡子》”，载张孝祥《南乡子》一词，并云此词见《兰畹集》。此词亦见张孝祥《于湖集》，《兰畹集》今已不存，所以此条是抄录，还是其他情况，难以判断。如此看来，“李师师”条所载宋江词应是原封未动地抄录《瓮天脞语》。正因为是忠实抄录，所以即使他对【念奴娇】词牌很熟悉，也没有去补充修改。 《水浒传》为什么要对《瓮天脞语》进行改动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从情节来看，《水浒传》对宋江题词于壁作了改动，改成宋江酒后题词于纸。题在壁上太显眼，且小说第39回中宋江在浔阳楼白壁上题过诗，再题词于壁，情节上就不免重复。应该说，《水浒传》中宋江酒后题词的情节改得合理，但【念奴娇】词本身却是改巧为拙。从词的声律来看，“绛绡笼雪”不如“鲛绡笼玉”合律；从词的内容来看，“离愁”有些莫名其妙，“闲愁”应更合适。不过，这也不奇怪，《水浒传》中有多处随意引用、改动他人诗词，又改得不好，可见作者诗词修养不高。正如胡应麟所云：“然《琵琶》自本色外，‘长空万里’等篇即词人中不妨翘举，而《水浒》所撰语，稍涉声偶者，辄呕哕不足观，信其伎俩易尽，第述情叙事针工密致，亦滑稽之雄也。”此外，小说还改雅为俗，比如“鲛绡”。任昉《述异记》卷上曰：“鲛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南海出鲛绡纱，泉先潜织，一名龙纱。其价百余金。以为服，入水不濡。”可见，词中“鲛绡”乃用典，虽然“绛绡”也经常出现在诗词中，小说作者或许觉得“绛绡”比“鲛绡”通俗，更易理解，“盖主为俗人说，不得不尔”。其他如改“销”为“消”、“待”为“等”，大概都是此种原因。 《水浒传》既然要改，为什么没把99字的《念奴娇》改成100字呢？不妨也来看看《水浒传》作者对【念奴娇】词牌的认知。《水浒传》第11回写道：“词曰：‘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颠狂，素麟猖獗，掣断珍珠索。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 谁念万里关山，征夫僵立，缟带沾旗脚。色映戈矛，光摇剑戟，杀气横戎幕。貔虎豪雄，偏裨英勇，共与谈兵略。须拚一醉，看取碧空寥廓。’话说这篇词章名【百字令】，乃是大金完颜亮所作，单题着大雪，壮那胸中杀气。”这里引用完颜亮【百字令】上阙49字，下阙51字。再看《水浒传》第63回用【念奴娇】词描写扈三娘：“当先一骑马上，却是一员女将，结束得十分标致。有【念奴娇】为证：玉雪肌肤，芙蓉模样，有天然标格。金铠辉煌鳞甲动，银渗红罗抹额。玉手纤纤，双持宝刃，恁英雄煊赫。眼溜秋波，万种妖娆堪摘。 谩驰宝马当前，霜刃如风，要把官军斩馘。粉面尘飞，征袍汗湿，杀气腾胸腋。战士消魂，敌人丧胆，女将中间奇特。得胜归来，隐隐笑生双颊。”此处【念奴娇】102字，该词牌常见变体中未见这种体式，上阕第二句一般为三字或五字；下阕第四、五、六句一般为七字、六字组成两句。此词或为作者模仿第11回完颜亮【百字令】所作，不过，与第11回【百字令】相比，此首下阕“要把官军斩馘”“女将中间奇特”各多出一字，故成102字。可见小说作者对【念奴娇】词牌并不熟悉，也不严守词律，且词中用词多处重复，如“玉雪”与“玉手”，“宝刃”与“霜刃”“宝马”等，显见诗词水平不高。总之，《水浒传》对《瓮天脞语》所载宋江题词的改动，从情节来看，改得十分合理；从词作本身来看，却是改巧为拙、改雅为俗，体现了其叙事为长、词赋为短的特点，这与《水浒传》整体水平上是一致的。又由于小说作者对【念奴娇】词牌并不熟悉，所以未能在小说中将其改为100字。与此相反，杨慎对【念奴娇】词牌十分熟悉，如果他有意要改动的话，绝对不会出现99字的【念奴娇】。 至于《瓮天脞语》为何作“想芦叶滩头”，致使下阕少一字，是传抄或刊印失误所致，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明代胡应麟、梅鼎祚、凌濛初文中皆作“想芦叶滩头”，到了清代，有人发现这首【念奴娇】少一字，于是补作“回想芦叶滩头”。例如，褚人获《坚瓠补集》卷五《李师师》曰：“李师师，汴京名妓，徽宗微行幸之，见《宣和遗事》。《瓮天脞语》：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念奴娇》词于壁云：‘天南地北……回想芦叶滩头……醉乡一夜头白。’小词盛于宋，而剧贼亦工章句如此。”褚氏所载出自杨慎《词品·拾遗·李师师》，仅改动个别字词，最重要的是补记了宋江词的词牌，还在下阙开头增加了“回”字。之后张培仁《静娱亭笔记》卷三《盗亦工词》、孙璧文《新义录》卷八十七《宋江亦工词曲》、徐士銮《宋艳》卷十二“丛杂”等均作“题【念奴娇】”、下阙首句作“回想芦叶滩头”，结尾皆作“小词盛于宋，而剧贼亦工章句如此”，应是受褚氏的影响。此外，吴沃尧《趼廛随笔·宋江解填词》、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唐圭璋《全宋词》等，亦作“回想芦叶滩头”。除了“回想芦叶滩头”之外，也有补作“遥想芦叶滩头”的。况周颐《蕙风词话补编》卷一《水浒词》曰：“杨用修《词品》云：‘《瓮天脞语》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一词于壁云：“天南地北……遥想芦叶滩头……醉乡一夜头白。”’按此即《水浒词》，杨谓《瓮天》，或有别据；第以江尝入洛，太馈馈矣。余按杨好伪托古人之作，‘塘水初澄’谓为后主，则此或亦所自弄狡狯耳。”不难看出，况氏在转引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基础上又加了自己的按语。况氏精于词学，看出【念奴娇】词少了一字，所以加了“遥”字，胡氏原文是没有“遥”字的。徐兆玮《黄车掌录》转录胡著时，作“想芦叶滩头”，并非“遥想芦叶滩头”。“回想芦叶滩头”也好，“遥想芦叶滩头”也罢，这种不一致正好说明《瓮天脞语》中所载宋江词原文即作“想芦叶滩头”，也说明褚人获、况周颐等并未见过《瓮天脞语》，他们都只是转引前人的说法再作必要的修正而已。 《词品》版宋江词和《水浒》版宋江词同出一源，即出自宋末元初童瓮天《瓮天脞语》。然而，童瓮天究系何许人，我们仍然不甚了了。《瓮天脞语》只是转录，童瓮天也非原始作者。因此，关于此词原始作者，便难免众说纷纭。至今为止，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信为宋江所作；二是杨慎伪托；三是明代人伪托；四是难以确知。对于以上不同说法，余嘉锡如此总结：“孙璧文疑为明代人附托。不知邵桂子非明代人。若谓《脞语》本无此词，出于升庵杜撰，则邵氏著书于元初，必有刻板行世，故陶南村及升庵皆得而见之。升庵虽好伪撰古书，恐不至依托近代人小说以取败露也。若其词则为宋、元间人所拟作，决不出于宋江之手。……今此词中‘六六雁行连八九’句，即指一百八人言之，是宋末元初已有此说。此必南宋说话人讲说梁山泺公案者，嫌其人数不多，情事落寞，不足敷演，遂增益为一百八人，以便铺张。好事者复撰此词以实之。信为宋江所作者固失之不考，疑为明代人所附托者，亦非也。”余氏虽在《瓮天脞语》的作者方面考证失误，但他推断【念奴娇】一词既非杨慎伪撰，又非明代人附托，更非宋江所作，当为宋、元间人所拟作，还是极为可信的。其实，通过上文考察可知，此词虽见于《水浒传》和《词品》，却出自宋末元初童瓮天《瓮天脞语》，且《瓮天脞语》中确实载有一首99字的《念奴娇》，那么，所谓杨慎伪撰说、明人附托说，则无需推断，不辨自明。至于说是宋江所作，很多研究者都一致表示否认。前引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中称“假托宋江作的《念奴娇》词”，张锦池《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中亦认为“假托宋江作的《念奴娇》词”。闻莺《〈水浒传〉流变四章》中说：“如果说这首词真是北宋历史上的宋江所作，那是天大的笑话。”王珏、李殿元《水浒大观》中指出“应为无名氏所作”。房日晰《宋词比较研究》中亦云：“《念奴娇》词非宋江作甚明，当为宋、元之际的人的伪托。” 不难看出，大家一致认为《念奴娇》词非宋江所作，应为宋、元之际无名氏所作。通过前文清理已经可以论断，此词乃无名氏所作，为《瓮天脞语》所载，又为《词品》和《水浒传》所引用。 跟这首宋江词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杨慎是否读过《水浒传》？一种意见认为杨慎读过《水浒传》，但读的是70回本。胡适《〈水浒传〉后考》说：“他引的这词，见于郭本《水浒传》的第七十二回。我们看他在《词品》里引《瓮天脞语》，好像他并不知道此词见于《水浒》。难道他不曾见着《水浒》吗？他是正德六年的状元，嘉靖三年谪戍到云南，以后他就没有离开云南、四川两省。郭本《水浒传》是嘉靖时刻的，刻时杨慎已谪戍了，故杨慎未见郭本是无可疑的。我疑心杨慎那时见的《水浒》是一种没有后三十回的七十回本，故此词不在内。”胡适原先假定明朝中叶有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后来又承认说这个结论错误。与胡适早期想法相类似的，还有罗尔纲。他在《一条〈水浒传〉原本的新证》文中说：“杨慎这一条记载，证明了他所读的罗贯中《水浒传》原本为七十回。他录《瓮天脞语》所载宋江词见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二回。这就可知他所读的《水浒传》为罗贯中七十回本，而不是后来续加的百回本。同时又可证明在杨慎读《水浒传》时，尚无百回本。”上述说法既涉及到杨慎是否读过《水浒传》，还涉及《水浒传》的版本。《词品》自序写于嘉靖三十年（1551），毫无疑问这时《水浒传》已经问世流传。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就曾著录《忠义水浒传》一百卷，此书自序写于嘉靖十九年（1540），说明这时已有百卷本，远在杨慎著《词品》之前。此外，李开先《词谑》曰：“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熊过（南沙）在嘉靖九年（1530）就读过《水浒传》，后来他又在《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提及《水浒传》中宋江求赦之事，即宋江派燕青潜入东京，通过李师师向道君皇帝求赦情节，此乃《水浒传》第81回“燕青月夜遇道君”的故事，这个故事正是顺承第72回而来，有前面宋江、燕青等一见李师师，才引出这一回燕青二见李师师。容与堂本《水浒传》第81回中李师师曾说：“他留下词中两句，道是：‘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我那时便自疑惑。正待要问，谁想驾到。”小说中这两回照应得极好，明确说出了前后关联。由此可知，这首宋江词，不仅后出的容与堂刻本、袁无涯刻本、余象斗评本中有，熊过、崔铣他们所读的早期版本中也有。以上可证胡适、罗尔冈氏所言有误。 另一种意见认为杨慎被贬云南前没有读过《水浒传》。戴不凡《疑施耐庵即郭勋》中说：“他（指杨慎）是在嘉靖三年（1524）被贬到云南去的。如果在周宪王之后的八十年中确早已出现了一部完整的，就象（像）郭勋家所传刻的那么部《水浒传》的话，杨慎恐怕不至于不在《词品》中一提《水浒传》的。”戴氏意指杨慎贬云南前，社会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水浒传》，他当然也就无从读起、无从提起。张国光《再论〈水浒〉成书于明嘉靖初年》一文说：“杨慎在贬云南之前，《水浒》尚未成书，他死在嘉靖后期，而其读《水浒》时间亦必在晚年也。”戴、张二人皆认为杨慎贬云南前，完整的《水浒传》尚未成书，张先生还认为杨慎晚年读过《水浒传》。 以上两派分歧在于：一派认为杨慎《词品》未提及，则其所读《水浒传》没有宋江在李师师处题词的情节，所以必不是100回本，而是70回本。这里预设了一个《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杨慎必定是读过《水浒传》的前提。而另一派认为杨慎《词品》未提及，在他贬云南之前《水浒传》尚未成书，而在《水浒传》成书后，杨慎在晚年是读过的。凭空预设前提当然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原则，而杨慎晚年读过《水浒传》的说法也不知以何为据。不过，以上两派意见虽异，但都认为如果杨慎看过有宋江在李师师处题词情节的《水浒传》，那么他应该会在《词品》中有所提及。笔者以为，杨慎没有提及，也就意味着他在嘉靖三十年（1551）之前都没真正接触过熊过等读的《水浒传》，而不仅仅是嘉靖三年（1524）他被贬云南之前。杨慎被贬前没看过《水浒传》，是因为它还未问世。前引张仲谋《杨慎〈词品〉因袭前人著述考》云“杨慎仍然拥有一些其他人很难看到或很少提及的罕见之书”，反过来看，罕见之书他都能见到，如果《水浒传》嘉靖三年前已经问世流传，他那时又岂能落于他人之后呢？不仅如此，他在著《词品》时仍未接触《水浒传》，如果接触过，他多半会像胡应麟、梅鼎祚一样予以提及。关于上述问题，拙文《〈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辨析——以〈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为中心》曾有过论述，读者可参看。 以上考察了杨慎《词品》所载宋江词的出处、原文、作者以及与《水浒传》所写宋江词的关系等，最后再来总结上述考辨所体现出的意义和引发的思考：一、杨慎《词品》所载宋江词出自宋末元初童瓮天《瓮天脞语》，《瓮天脞语》确有其书，词中“六六雁行连八九”一句意味着宋元之际宋江故事已发展到108人，补充了水浒故事演变链条上从36人扩充到108人的重要一环，无疑坐实了《瓮天脞语》在水浒故事演变史上的重要价值。二、《水浒传》第72回所写宋江词出自《瓮天脞语》，可见它在吸收素材上是颇为广博的；小说吸收了《瓮天脞语》的素材，却又作了改动，由此记载直接演绎成前后照应的两回故事，正如李开先所言“委曲详尽，血脉贯通”、胡应麟所言“针工密致”，表明《水浒传》叙事能力高超，但其对宋江词的改动，显是避雅就俗，却也表明作者词学修养不够。三、杨慎在《词品》中关于宋江词的记载，可以看出他嘉靖三年（1524）被贬前没接触过《水浒传》，甚至直到嘉靖三十年（1551）为《词品》作序时仍未接触过；《词品》所载宋江词这则资料，虽不能作为判断《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直接证据，但作为断定《水浒传》成书时间和传播范围的一个切入口，应该还是有其史料价值的。四、通过对这则材料的辨析，廓清了相关研究的一些迷雾，比如杨慎读的是70回本《水浒传》，此则材料是《水浒传》70回原本的新证，以及各种伪托说等等，全是一些臆测，不可采信。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19年第7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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