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船山的孤影——王夫之

无冬无夏11 201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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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四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依次是：德谟克利特、王夫之、费尔巴哈、马克思。王船山位居第二。
美国著名学者裴士锋称赞王船山是湖南人的精神领袖。已故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岱年先生称王船山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对于那些寻找哲学根源和现代观点、现代思想来源的人来说，王船山可以说是空前未有地受到注意。”

石船山下的怪人
康熙十四年（1675）秋，衡阳曲兰镇石船山乡来了一个怪人，他在“山间有一巨石，形似一覆船”的石船山前筑草庐三间，因处湘江之西，取名为“湘西草堂”，从此与家人定居于此。人们发现，每当从茅草屋里移出那清瘦的身影时，不管阴晴昼夜，他必定打伞或戴斗笠，脚上则套着一双木屐，10多年里始终如此。当然，这个怪人极少出门，多在闭门著书。偶尔，他会抚一下七弦琴，于是，时而沉郁悲怆时而慷慨激昂的琴声便在这山间悠悠回荡。至死，他都没有遵清朝的法令剃发留辫。
这个怪人就是王夫之。
王夫之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大明亡了，作为遗民，他头上打伞，表示头不顶清廷之天；足穿木屐，表示脚不踩清朝之地。这是个姿态，也是最后的无奈坚持。
早先，他也曾举兵抗清，可惜很快就败下阵来。于是跑到广东投奔南明永历政权，获授行人司行人，但被同僚陷害，险些丧命，四处流亡，直到辗转回到衡阳。在这个“食禽过不栖”的穷地方，他“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度过了最后17年光阴。因太过勤奋，以至常常腕不胜砚，指不胜笔。晚年，他病魔缠身，穷困艰辛，常连笔墨纸张都买不起，向别人讨一些废旧账簿来著述。但他仍然坚拒清廷的接济拉拢，让人既心酸又感佩。
家学渊源家教森严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300多年过去了。湘西草堂的枫叶，绿了又红，红了又绿。惊蛰过后，万物复苏，记者再次探访草堂。四周树木环抱，门前高悬赵朴初题写的“湘西草堂”匾额，正门两旁挂着著名的自题楹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右厢房陈列着船山著作、古琴、雨伞、木屐等物件，以一种无言的姿态，默默展示着主人的思想、气节和坚守。
就像在急流险滩处总会有美丽的浪花一样，动荡的时代总会诞生伟大的思想。王夫之的成就离不开“时势造英雄”，但更得益于家庭的熏陶和教养。
王氏先祖原为江苏高邮人，随燕王朱棣“靖难”南下，以功于永乐初授衡州卫指挥佥事，居湖南衡阳。其祖辈以军功显于世，前五代皆世袭武职，号将军，第六代起改习儒业，教子弟以诗书，遂转为书香门第。王夫之祖父王惟敬和父亲王朝聘皆一生未做官，王惟敬一生执守儒家学者风范，家教森严，亲自课子，常辅导功课至半夜。在王惟敬的教育下，王朝聘、王廷聘、王家聘兄弟三人都被培养成有学问、重节操的文人。
王朝聘，人称武夷先生，满腹经纶，博览群书，但屡考举人不中，中年之后隐居家园，授徒教书，一心钻研学问，且一直避免与地方官吏、豪绅的往来，保持了一种超然的清高风度。在学问根基和学风上，他对三个儿子介之、参之、夫之均有很好的影响。
王夫之4岁时就随长兄介之入塾问学，他天资聪颖，7岁就初步通读了文字艰深的十三经，14岁中秀才，崇祯壬午年（1642）与大哥王介之同时参加科举考试，同榜中举。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王夫之不仅在经、史、文学方面打下很深厚的基础，而且在人格上深受熏陶感染，铸成了注重节操的品格，专心治学的态度，自甘清贫生活、不慕虚名不求显达的学者风度。在《耐园家训跋》中，王夫之曾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有时闲荡稍过，父亲不许见面，他则二三旬间都不敢声张，一定要仲父牵引长跪于庭前，听仲父反复责谕，讲述先祖遗训，泪流满面，才能得到几句温语相戒。
家风之秘：讲孝道，重和睦
王家之子不仅饱读诗书，还特别尊崇礼仪，讲究孝道。王夫之对延泽十四世的慈孝家风引以为傲，推崇父慈子孝，把孝当作一切道德的基础。
1643年，张献忠攻陷衡州，到处钩索名流，有不顺从者则投之湘水。父亲王朝聘不幸被抓。24岁的王夫之用刀将自己的脸划伤，并刺穿双腕，涂上毒药，让创口溃烂，然后只身去张献忠军营说：“我成了废人，我爹也70多岁了，对你们没有用，请让我们父子相聚。”张献忠被其凛然之气折服，释放了父子二人。王夫之践孝由此可见一斑。
王夫之认为，家教家风靠夫妻共同扶持，夫妻同心，和睦共处，虽然贫穷却可甘之如饴。对于与人相处之道，他有自己的心得。他在《寄弟侄书》中写道：“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失，礼节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之于心，以积怨恨。”
无情未必真豪杰。王夫之一生志气高洁，顶天立地，但在家里，他不仅是一个好父亲，还是一个体恤深情的好丈夫。王夫之先后娶了三个妻子，陶氏（王攽之母）、郑氏（王敔之母）和张氏。他与三任妻子皆感情深厚，同甘共苦，共度时艰。王夫之的儿子王敔曾回忆自己的母亲：“通文辞而不拈笔墨，体孱弱而躬亲釜臼，播迁与先子以节义共矢，栖迟与先子以薇蕨共甘（迁徙流离中与父亲共相誓守节义，避世隐居中与父亲同甘于以薇蕨为食）。”
王夫之能在明清鼎革之际度过乱世，并写下上千万字的著述，与其同舟共济的和睦家庭氛围、与妻子的支持分不开。
脱习气、立大志，不过度追求“物欲”
作为一位大思想家，王夫之对子侄的教育颇具匠心，现留有十几封给子侄的书信。他的基本教育观是“志在学先”“学者以正志为本”，其中以诗体写就的《示子侄》最能概括他的这一思想，也被王氏后人视为“家训”。全文于下：
立志之始，在脱习气。习气薰人，不醪而醉。其始无端，其终无谓。袖中挥拳，针尖竞利。狂在须臾，九牛莫制。岂有丈夫，忍以身试!彼可怜悯，我实惭愧。
前有千古，后有百世。广延九州，旁及四裔。何所羁络?何所拘执?焉有骐驹，随行逐队?无尽之财，岂吾之积。目前之人，皆吾之治。特不屑耳，岂为吾累。潇洒安康，天君无系。亭亭鼎鼎，风光月霁。
以之读书，得古人意。以之立身，踞豪杰地。以之事亲，所养惟志。以之交友，所合惟义。惟其超越，是以和易。光芒烛天，芳菲匝地。深潭映碧，春山凝翠。
寿考维祺，念之不昧。
这篇家训由四言韵文写成，从大本大源着眼，从教育的关键——立志与习惯养成——切入，指出立志持身，才可以读书。言简意赅，文质兼美，极具正能量。勉励子侄去除流俗之习，养天地正气。
《示子侄》开篇即强调养成美好的行为习惯对于立志的重要性。成人需立志，立志之初需首先摆脱不良习气；成才需立大志，志存高远方可避免沾染习气。一旦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远的精神境界，便可以无往不利。
船山先生把为学和为人看作一回事，绝不主张二者分开。他提出一个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读圣贤书，不会希圣希贤，却成为奸憝凶恶？他认为是因为未脱“俗气”。习气熏染人，会令人不自觉地陷入其中而不拔。人本来应该能够振翼翱翔，不幸被有些东西拖累翳蔽，使人堕落入泥。所以他告诫子孙，不要过度地追求“物欲”，不要在金钱面前迷失自己，要追求事业。
得益于这种教育，王夫之的后代卓尔不凡。其长子王攽“与弟齐名，著有《诗经释略》”；次子王敔“学问渊博，操履高洁，时艺尤有盛名”，系“楚南四家”之一，又有“楚南三王”之誉。

我们从草堂出发，去看看石船上的孤影。
1
王船山的隐居之地——湘西草堂，坐落于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菜塘弯。因座落在湘江之西，故名湘西草堂。湘西草堂始建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之秋,有茅屋三间，左为住房，右为书房。
王船山42岁定居蒸水之左石船山下，最后在湘西草堂隐居以终。他一生著书四十余年，共著书四百余卷，八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著作是在草堂写成。
1981年，湖南省文化局拨款重修草堂，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草堂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180平方米。堂屋内正中悬王船山画像及船山自撰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画像上悬挂清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澎题写的匾额“高山仰止”。两侧厢房复原、辅助陈列。
草堂院内，茂林修竹，绿荫如盖，旁有古枫，其干粗大而弯曲，形若骏马昂首跃前，王船山生前称之为“枫马”。还有一株古藤，铁骨盘旋，蜿蜒上升，俗称“藤龙”。据说是王船山亲手栽的。如今枫马藤龙奇状异貌，生机盎然，中外游客誉之为草堂“奇观”。

离湘西草堂4公里的曲兰乡船山村大罗山脉的虎形山上，有座船山墓庐，系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衡永郴桂巡道谭启瑞修建。
船山书院坐落于衡阳市雁峰区东洲岛，为清末最著名的书院、衡阳市一中前身、湖湘文化文脉。船山书院培养了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人。湖南省艺术名家、教育界前辈、政界俊杰皆出此门。帝王之师、旷代奇才杨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船山书院因祭祀王船山而建立，所以书院以王船山为先师，以船山思想陶冶学生，以“讲明夫之之学”为办学宗旨，不课八股，以实学造士；在教学中，始终致力于弘扬王船山思想。

2
王夫之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父亲王朝聘、兄长王介之的教育影响下，少读儒典，关注时局，喜问四方事，凡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考究。14岁，王夫之中秀才。崇祯十五年（1642年），与其兄同时考中举人。
崇祯十六年八月，张献忠率农民军攻克衡阳，招王氏兄弟往，王夫之乃与其兄避匿。次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夫之闻变，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
清朝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南下进逼两湖，夫之只身赴湘阴上书南明监军、湖广巡抚章旷，提出调和南北督军矛盾，并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未被采纳。
1648年，王夫之与管嗣裘、僧性翰等招集一支义军，在衡山组织武装抗清。义军领导是缺乏行伍生活的书生，战士是未经训练的农民，缺乏给养，孤立无援，苦撑数月，被清军打败。事后，王夫之赴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连续三次上疏弹劾东阁大学士王化澄等贪赃枉法，结奸误国，几陷大狱。得高一功仗义营救，方免于难。
王夫之性格孤高耿介，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作为明朝遗老，他一生反清，避世隐遁。33岁以后就开始了“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的生活。1651年，王夫之回原籍衡阳，誓不剃发，不容于清朝当局，辗转流徒，四处隐藏，最后定居衡州府衡阳县金兰乡。先住茱萸塘败叶庐，后隐居石船山，于湘水西岸建湘西草堂。
晚年的王夫之在这座草堂里，从事思想方面的著述。此时年迈多病的王夫之，生活十分贫困，写作时连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每日著述，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在71岁时，清廷官员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王夫之虽在病中，但认为自己是明朝遗臣，拒不接见清廷官员，也不接受礼物，并写了一副对联，以表自己的情操：“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清指清廷，明指明朝，王夫之借这副对子表现了自己的晚节。
1690年，王夫之自撰墓志铭——《自题墓石》，坚持使用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的开国年号“戊申纪元”，自称“明朝遗民”。他特别告诫子孙，自己的墓石可不作，如果作，他的墓志铭不可增损一字，否则就是自昧良心。
此时距离明亡（主流史学观点认为明亡于1644年，满清入关）已经过去46年，王夫之仍使用前朝年号，其忠贞之心，天地可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王夫之病逝，享年74岁。为了事业和理想，从来不为利禄所诱，不受权势所压，就是历尽千辛万苦，也矢志不渝。

3
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曾求学于岳麓书院，深得湖湘之学和朱张之道。他在衡阳隐居治学期间，虽然“腕不能胜砚，指不能胜笔”，仍刻苦撰著。清末曾国藩刊印《船山遗书》，共70种，计324卷。人称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
梁启超说：“湖湘学派，北宋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张栻），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兴。”在王夫之的著述中，他总结宋明两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造成历史奇祸的总根子是君主独裁的封建制度。他抨击封建帝王从“私天下”的卑鄙目的出发，唯恐被人夺走皇位，“故翼者剪之，机者撞之，腴者割之”，摧残了一切蓬勃发展的民族生机。
同时把出卖祖国和民族的汉奸、卖国贼列为用不可赦的“万世罪人”，将民族大义作为衡量是非功过的最高标准。王夫之的爱国主义思想为近代中国衰而复振，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力量。他直接影响了到后来的湖南人曾国藩、谭嗣同、黄兴、蔡锷、杨昌济和毛泽东。
但是，王夫之著作在他的生前并不为外人所知。仅有一个叫刘献廷的人，游历湖南，结识了王船山，叹服他的学问。梁启超说，当时知船山者，刘献廷一人而已。直到道光二十二年，在两江总督陶澍的支持下，首次刊刻《船山遗书》150卷，印数也不多。真正使王船山学说思想广泛流传的，要归功于曾国藩。在湘军与太平军交战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曾国藩和胞弟曾国荃，四处搜罗船山散佚的文稿，进行校勘，曾国藩还亲自为《船山遗书》作序。
为什么外面战争吃紧，曾国藩却有心情在家里撰写文章，刊印书籍呢？冯友兰说：“正因为《船山遗书》中的教义是他所需要的武器”。曾国藩最钟情于王船山的两部史论著作——《读通鉴论》与《宋论》。两部书中有关经邦治国、用兵作战的方法，充满军事辩证法思想。曾国藩整整花了三年零十个月才读完，并以日记写下心得。看完之后，曾国藩认为王夫之思想与自己几十年来的军政实践十分吻合，马上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要他立即阅读这本奇书。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也认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提出了一整套经邦治国的思想纲领，而曾国藩是实践这些理论的实干家。
曾国藩推崇王船山，认为《船山遗书》能够“息天下之争，弭世乱于未形”。因此在《船山遗书》陆续刊印出来后，曾氏兄弟即分赠给湘军将领和幕僚们，使王船山在当时读书人的心目中，一度成为诸葛亮一样羽扇纶巾的智慧化身。
后来，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在长沙办了一个船山学社，亲自担任主讲。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经常去听课。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对王船山思想怀有深厚感情和兴趣。一直到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课时，还在研读《窗扇遗书》。
由于《船山遗书》不全，他写信给徐特立，请设法补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各地视察，随身携带大量书籍，其中就有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1950年，毛泽东为船山学社写匾额。1956年，重修船山学社时，毛泽东再次亲书“船山学社”。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王夫之的敬仰和怀念，也可看出湖湘学派的传承与渊源。

4
王船山生活的年代，正当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之际。这一时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提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复杂交错。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产生了以批判宋明道学为共同倾向的早期启蒙思潮。王夫之就是这一思潮的代表。
王船山一生著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著述流传至今的，还有70余种、401卷、470多万字。这些著述构成船山先生精深缜密而又博大的学术体系，多方面地发展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王船山在哲学上重要的著作《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王船山的学术资源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在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都成立专门机构聘请专家学者研究船山思想，在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各都有船山论著、诗文译本。
弘扬船山思想任重道远。“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要继承好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学习和研究。
王船山的哲学思想至少在七个方面值得我们在新时期推进伟大事业时大力继承和弘扬：
一是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批评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旗帜鲜明地反对禁欲主义；
二是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主张“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
三是提出气一元论，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
四是明确提出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五是认为概念是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六是在《读通鉴论》中全面批判和反思前人“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鲜明提出理势合一的历史观；
七是在《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变化；人性的形成不全被动，人可主动地权衡和取舍。
湖湘文化从来都是务实的，强调实用，强调实事求是；反对“玄学”，摒弃空洞无物。这一点从王船山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他关注现实生活，注重实际考察社会，求学以求经世致用，施展抱负为首要目标。青年时代的王船山，风华正茂，激扬文字，一方面仍走着读书、科举、入仕的老路，另一方面则十分关心动荡的时局，踊跃参加带一定政治色彩的民间学术团体，诸如“行社”、“匡社”、“须盟”等，以文会友，指点江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现出试图突破传统樊篱的倾向。
中年时代的王船山，将精力、才华倾囊奉献给了民族大义、家国天下。晚年时代的王船山，潜心著述，批判、反抗传统的异端思想，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他的观点，不断指引着后世的实践，他的治学理念，也在华夏大地上，不断传承，不断发扬光大。梁启超所说的一段话：“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久而愈昌了”。
王船山是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人物，中国文化名片。随着国内“船山学”的研究和深入，“船山学”正逐步走向世界，日本、前苏联、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涌现一批又一批“船山学”的研究者，成立了学术团体，“船山学”不断植入世界文明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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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这句名言语意深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特别是要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努力让人民参政议政。“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
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说到：“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思想名人浩若星空，在点具体姓名25人中就有湖南周敦颐、王船山等人名列五千年思想大家。由此可见王船山及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2017年1月1日，曾有人在元旦献词中再次引用了王船山《尚书引义·太甲二》中的名言：“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其原意大概是指新旧事物交替变更，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停滞不前。他用王船山这句名言来说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深刻变化，借以勉励中国人应顺应时代的深刻变化，与时俱进，以改革创新之精神，去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