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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篇小文，我们介绍了沙滩大院两位有名的旧派人物刘师培和辜鸿铭。二人之外，还有一位被视作北大旧派的代表人物，那就是梁漱溟（1893－1988）。 梁漱溟 梁漱溟没有上过大学却被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学任教，照梁本人的说法“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确实是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也为群星璀璨的沙滩大院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关于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的故事，坊间流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一个影响较大的说法是：梁漱溟中学毕业报考北大落榜，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看中了梁漱溟的才华，于是破格聘他到校任教，讲授印度哲学。 晚年的梁漱溟曾写了一篇文章《值得感念的岁月》，回忆自己昔日在北大的教书生涯。梁漱溟在这篇文章中，对于上述说法作了郑重更正： “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梁漱溟入北京大学任教，始于1917年秋冬间，当时他年仅24岁；辞去教职离开北大，是在1924年夏，前后约七年。 1934年，梁漱溟在其所著《自述》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受聘北大时的经历： “我应聘之前，即与蔡、陈两先生声明，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新青年》杂志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锋利，在他们不感觉到痛苦：仿佛各人讲各人的话，彼此实不相干；仿佛自己被敌人打伤一枪，犹视若无事也。而我则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 文章中的“蔡、陈两先生”，即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 得到蔡元培校长垂青的梁漱溟《究元决疑论》 1917年12月5日，梁漱溟首次开始授课。七年间，梁氏所讲授的课程是“印度哲学”、“唯识学”与“孔家思想史”。于授课之外，梁漱溟还作了不少讲演，如“佛教哲学”、“孔子哲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梁漱溟将几次讲演记录加以整理，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出版。 1918年北大文科教员表。该表显示：梁漱溟是以“讲师”的职称，讲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的主要看法是：西方、中国、印度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各奉行不同的哲学。就人生的态度而言，西方文化是向前追求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郑重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印度（佛教）文化是转身向后去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对自己本身，即心与身的关系。梁漱溟主张“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西方文化是解决生存的前提与条件问题的，是第一期；中国孔子的文化是人心即精神生活的，是第二期；印度佛学是超越的宗教境界的，是第三期。在梁漱溟看来，中西之别在一定意义上是内与外、玄学与科学、义与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理性与理智的区别。梁漱溟认为，促使西方人向外逐求的是意欲，是物质利益；促使中国人向内聚敛的是道德，是义。梁漱溟说，未来中国文化，很可能是孔子儒家文化的复兴。 1918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合影。前排教师左起：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二排左四为冯友兰。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各自有其“特异色彩”与“根本精神”，它们之间虽有不同，但非古今新旧之分，各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梁漱溟认为，一如现代西方文化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与价值。 以上看法在当时“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无疑是在维护并赞叹孔子，必然引起强烈的反应。主张“西化”者，认为这是对新思潮的一种反动，自然是反对；而对那些在新思潮冲击下对中国文化心存疑虑的人来说，梁漱溟的看法则使他们恢复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但不管外界如何评价，梁漱溟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 现在看来，“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也只有在蔡元培主长北京大学时，才可造就的传奇故事。不过，这一传奇故事，对于梁漱溟本人来说，也只是他众多传奇故事中的比较突出者罢了。 梁漱溟的人生还有哪些传奇？ 比如，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仕宦”家庭，系出元室梁王系，但其父梁济（巨川），却在梁漱溟“幼时开蒙读书”时让他“读《地球韵言》一类的书，俾知晓世界大势”，“入小学，进中学，读一些教科书，终竟置中国古经书未读”，故而梁“在思想上既未先蒙受儒家影响”，“古经书在我，只是像翻阅报刊那样，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阅读的。”——人称“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幼年时竟然未曾读过“四书五经”。一奇也。 再比如，在思想倾向上，梁漱溟早年颇受父亲梁巨川的影响，认同西方功利主义思想。从十八九岁起，梁漱溟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大约1911年后1920年前，都是我志切出家入山之时；虽以老父在，未即出家，而已守佛戒茹素不婚。”尽管对佛学钻研甚深，但1918年父亲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漱溟自元年（指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终“于1920年冬放弃出家之念，于1921年冬末结婚”。——由“西”而“佛”，终归宿于“儒”，梁漱溟的思想转变之历程可谓特别。二奇也。 晚年梁漱溟 还比如，梁漱溟“既归宿于儒家思想”，自此便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并身体力行，他曾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可是，他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即便在晚年还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梁漱溟这样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一辈子都直道而行，最后却能在95岁高龄时坦然告别人世。是曾经向往的佛家生活，让梁漱溟平息了内心的激愤、忧伤，保持了自己的心境平和？人生经历复杂曲折如梁氏者，能活到95岁的高龄，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此乃三奇也。 梁漱溟手迹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沙滩大院几位著名的旧派人物：刘师培、辜鸿铭、梁簌溟。 诚然，刘辜梁这几位在沙滩大院内，确称得上是旧派人物的代表，但跳出大院看风景，放眼到大院之外的新文化运动全局，这几位还都坐不上当年旧派人物的头把交椅。冲在最前、当年最著名的旧派人物，恐怕还是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信”的林纾，即林琴南。在介绍钱玄同、刘半农的那篇小文中，我们曾经论及此公；在其它多篇小文中，也曾出现林氏名讳。这也难怪，讨论新文化运动，点评当年的新旧之争，林纾绝对是一位无法回避的重量级人物。 这林琴南（1852—1924），乃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翻译家。他是我国近代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第一人，被公认为中国译界泰斗，留下“译才并世数严（复）林（纾）”的佳话。林琴南本人并不通外文，其翻译都是与人合作完成。他一生中以文言翻译欧美各国小说180余部，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鲁滨孙飘流记》、《伊索寓言》、《新天方夜谈》、《黑奴吁天录》等。当年，“林译小说”风行一时，在我国翻译史乃至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林纾手迹 除了翻译之外，林纾还工诗文，善书画。只不过，他的诗文和画，都为译著所掩。 1901年，已是“古文名家”的林纾从南方来到北京，任金台书院讲席，兼任五城学堂国文总教席。林纾来京后，结识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作古文为吴所推崇，这使得林纾声名益著。 之后，林纾进入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担任教员。民国后，何燏时出任北大校长时，林纾则被迫从北大离职。 但是，林纾总共在北大呆了多长时间？这在林纾后来的记述里，是含混不清的。 1913年春，林纾在《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中说：“自余至大学八年”。在《南昌杨君若臣家传》说：“余主大学讲席九年，辛亥之乱迁居天津，始辍讲”。1919年，在《赠张生厚载序》中说“主大学讲席九年”。 八年？还是九年？事实上，都不是。据林纾的弟子朱羲胄考证，林纾任京师大学堂预科及师范馆经学教员的准确时间，是光绪三十二年八月至宣统元年十二月；任分科大学经文科教习，则是宣统二年正月至民国二年三月。北大教授陈平原对此给以肯定，即林纾讲学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时间，起于1906年9月，讫于1913年4月。 这表明，林纾在北大的实际任教时间既不是八年，更不是九年，而是六年半。 但不论是六年，还是八年、九年，论及与北大的关系，林纾都称得上是北大的老人。只不过，1913年林纾离开北大，却是相当的不愉快。 林纾在当时给儿子的家书中写到： “校长何某，目不识丁，坏至十二分，专引私人。” “大学堂校长何鐍[燏]时大不满意于余，对姚叔节老伯议余长短。余闻之失笑，以何某到校时，余无谄媚之容，亦无趋承之态，故憾我次骨。实则思用其乡人，亦非于我有仇也。” “何鐍[燏]时系小人之尤，不知怪我何事，乃对缪荔生说我品行不端，学问卑下。其实怪我不会打他马屁，做此谣言。尔父义命自安，凡事任天，即不为大学堂教习，亦有啖饭之地。” “大学堂闻有变动之信，然吾终不愿入堂，再为教习。” “究竟余一生靠天，即无大学堂一席，亦不至饿死。” 话语之间，体现出林纾“任气而好辩”、“木强而多怒”的性格弱点，更流露出林纾对校方“无端”解聘自己的愤愤不平。 2016年7月，“林纾与近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几年之后的新旧之争中，林纾对新文化运动、对北京大学之所以那么仇视和攻击，根源固然在思想认识，但是，始终放不下“自己是被逐出北大的”这一心结，摆脱不了屈辱离开大院的怨恨心理、委屈情绪，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1913年不从北大离职，新文化运动期间仍属大院中人的话，林纾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还会不会如此激烈？这恐怕还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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