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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珪重建代国（原代国为前秦苻坚所灭），称代王，旋改国号为魏，改元登国，是为北魏道武帝，史称北魏、拓跋魏或后魏。北魏皇始三年（398年），道武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先后攻占刘宋的青、兖二州，又灭夏及北燕。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至此北方统一于北魏。太武帝重用汉人，健全制度，遂自强于北方诸民族政权，统领了北方。五十余年后，魏孝文帝即位，经济状况大为改善，长城以南，农业复苏，商业也日渐兴旺起来，其立国重心大有南移的需求。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迁都洛阳，禁胡俗，改姓为元。他大力进行改革，实行了全盘汉化的措施，加速了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
北魏初还是保持北方地区继续沿用魏晋五铢钱币的传统，也有使用后赵留下的丰货钱，但是留存于市的旧钱太少，远远不能满足买卖中的需求，于是有不少地区只能依靠毂帛参与交换。这种现象如果长期以往对国家经济极为不利，于是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两年，即太和十九年（495年）就开始铸造和推行北魏国自己的钱币。
北魏铸钱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魏书·食货志》记：“（太和）十九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正因为北魏孝文帝有“民有欲铸，听就铸之”的铸钱政策，政府鼓励郡县民众自由设炉铸钱，只要在铜料符合要求，不掺和杂质，都放手让大家铸钱，因而“太和五铢”实际上是官民共铸的，所以遗存至今的太和五铢轻重不一，版式多种多样。 众所周知，北魏时期是我国北方历史文化发展十分繁荣的时期，北魏佛像最早出现在敦煌石窟之中，北魏的书法艺术至今是人们临摹的范本。只要仔细观察，在太和五铢上可以发现不少打上了北魏文化的烙印，能见到许多北魏遗下的景色。 太和五铢是在两汉、魏晋五铢钱的基础上铸行的，也是青铜方孔圆钱，基本上是以五铢钱式样为本，穿两边钱文还是“五铢”，在穿上下加置了当时的年号“太和”两字。此钱大小差距明显，一般直径为25毫米，重3-4克；轻小的直径仅20毫米左右，重量只有2.5克。如果仅按照面文“五”字来区分，并没有多大的特殊之处，可分为五字交叉两笔为直笔（图1）、五字交叉两笔呈曲笔（图2）两种。如果从面文“太和”两字来区分，那就是举不胜举了。
清末秦篆汉隶、行草楷书俱精的大家秦宝瓒，在他的著作《遗箧录》中是这样称“太和五铢”之书法意趣的：“按太和钱五铢二字仍旧式，太和二字则在篆隶之间，与魏碑怪异之体无别，前人有言，文字未变，不足观也，文字既变，亦无足观，惟将变未变者，别有一种意趣，最可宝玩，故秦大小篆变动之者，北魏真隶夹杂，之者皆能推陈出新，令人寻味也。” 就一个“太”字就有多种变化。比较多见的一种书写是犹如身披袈裟打坐的僧人（图3），或可认为如一尊佛像。按照中国文字发展脉络，时至北魏，汉字已经过秦统一文字，社会通用小篆，又历经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进一步规范和整理，小篆书写已经相当一致，即便发展到如秦宝瓒所说的“北魏真隶夹杂”，也不至于在字体结构上发生太大的变异。但是“太和五铢”上的“太”字，就是这样离奇。考察北魏前后其它政权推行的钱文“太”字，以及与“太”相通的“大”字，如“太平百钱”、“太货六铢”、“大夏真兴”、“大泉当千”等钱文，都没有见到如此的书写形态，由此有关研究者提出这可能与北魏早期的强行灭佛有关，推断这是铸钱者暗中敬佛的流露。 我们不妨看看北魏早期的铜佛像。这是一尊珍藏在安徽阜阳博物馆的北魏早期鎏金铜佛像（图4），铸制精美，铭文清晰。该铜佛像1966年7月出土于阜阳县邵营乡大寺庙遗址。不难发现，在“太和五铢”钱的“太”字上，的确能够找到北魏佛像的影子。
北魏入主中原，统治者大都敬礼娑门，太武帝拓跋焘继位之初还是如此。佛教无节制地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与皇权发生抵触，甚至威胁到政权的稳定。太延四年（438年）太武帝诏令50岁以下娑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太武帝又下灭佛诏，规定自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养沙门者，限期遣送官府，过期不送，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或称“法难”。但是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之信仰，佛教的种种意念，即便在强压下还是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变相地表现出来，就这样，钱币上的“太”字与佛像出现了难以捉摸的联系。 太和五铢的“太”字还有多种写法，有一种除首横左右上翘外，其余，诸如撇、捺和下面一点的写法与楷书比较接近（图5）。有的写法与南朝铸造的“太货六铢”之“太”字接近，横划下面形如弧篷，篷中含两点（图6），也有篷中一点的（图7）。至于这种钱上的“太”字，是否体现了南北有什么联系，就不得而知了。 “和”字不失篆书的基本形态，变化主要表现在“口”部，在“口”上部正中连有一竖，竖笔之左右有两笔短竖笔，这两笔短竖与“口”上两角有断开的，也有相连的。凡“太”字书成佛像状的，大多两边短竖如两点，与“口”上角脱离，犹如“党”字头。凡“太”字尽显楷意或如弧篷的，两边竖笔多见与“口“上角连接，犹如“山”字头。也有特例，偶见“太”字如佛像，而“和”字“口”呈左中右三道连竖笔（图8），这种搭配的版式十分罕见。
“太和五铢”钱文虽然书写各异，但是都突现了浓厚的北魏气息，仅举成于北魏太和年间的龙门二十品之十六《始平公造石像记》书法（图9），可以与之参考对比。“太和五铢”钱文之笔意介乎篆、隶之间，结体以圆驭方，下笔处如斩截，锋芒毕露，雄峻伟茂，气势雄伟奇态，与此等北魏经典书法异曲同工，完全可以互相媲美。 推行“太和五铢”后，大约流通了三十年，或因官民共铸，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所出钱币有的日趋轻薄，钱文简而又简，有将“太和”两字简成了“太木”（图10）。但是无论如何说，北魏这次推行“太和五铢”在总体上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从此国人用钱的习惯得以正常形成，国中铸钱事业随之不断发展，物价在较长时间内比较稳定，市场表现得非常活跃。 太后好事佛，民多绝户为沙门，高阳王友李玚上言：“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岂得轻纵背礼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亲老，弃家绝养，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敎乎！又，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生之情，实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皆为沙门矣。”都统僧暹等忿玚谓之“鬼敎”，以为谤佛，泣诉于太后。太后责之，玚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传》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明者为堂堂，幽者为鬼敎。佛本出于人，名之为鬼，愚谓非谤。”太后虽知玚言为允，难违暹xiān等之意，罚玚chàng,yáng金一两。（尖锐批评佛教。因佛教形成两大派，构成宗教斗争，直接干预朝政。）
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求为东豫州刺史，以招二子，太后不许，竟卒于洛阳。（田益宗，光城蛮也。身长八尺，雄果有将略，貌状举止，有异常蛮。世为四山蛮帅，受制于萧赜。太和十七年，遣使张超奉表归款。十九年，拜员外散骑常侍、都督光城弋阳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诸军事、冠军将军、南司州刺史，光城县开国伯，食蛮邑一千户;所统守宰，任其铨置。后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为司州，乃于新蔡立东豫州，以益宗为刺史。寻改封安昌县伯，食实邑五百户。二十二年，进号征虏将军。年七十三。赠征东大将军、郢州刺史，谥曰庄。）
柔然伏跋可汗，壮健善用兵，是岁，西击高车，大破之，执其王弥俄突，系其足于驽马，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邻国先羁属柔然后叛去者，伏跋皆击灭之，其国复强。
武帝天监十六年（丁酉，公元五一七年）
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魏大乘余贼复相聚，突入瀛州，刺史宇文福之子员外散骑侍郎延帅奴客拒之。贼烧斋合，延突火抱福出外，肌发皆焦，勒众苦战，贼遂散走，追讨，平之。
甲戌，魏大赦。
魏初，民间皆不用钱，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钱（形制类似汉五铢钱,钱文用篆体,并且允许民间私铸），遣钱工在所鼓铸。民有欲铸钱者，听就官炉，铜必精练，无得殽杂。世宗永平三年，又铸五铢钱，禁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旣而洛阳及诸州镇所用钱各不同，商货不通。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以为：“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镮凿（薄小、凿边的钱币），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旣无新钱，复禁旧者，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例程，裂匹为尺，以济有无，徒成杼轴（机织的）之劳，不免饥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冻馁，子育黎元之意也。钱之为用，贯襁相属，不假度量，平均简易，济世之宜，谓为深允。乞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与新铸五铢及古诸钱方俗所便用者，但内外全好，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把以前的货币如古币、太和、新币都不加禁止，统一使用。）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鸡眼、镮凿及盗铸、毁大为小、生新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从之。然河北少钱，民犹用物交易，钱不入市。（货币认识极其肤浅，类似于以物易物，任城王澄算是当朝的经济学家，对钱币有一定认识。商货不通是常见现象。）
魏人多窃冒军功，尚书左丞卢同阅吏部勋书，因加检核，得窃阶者三百余人，乃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对句奏案，更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又，在军斩首成一阶以上者，卽令行台军司给券，当中竖裂，一支付勋人，一支送门下，以防伪巧。”太后从之。同，玄之族孙也。中尉元匡奏取景明元年已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太后许之。尚书令任城王澄表以为：“法忌烦苛，治贵清约。御史之体，风闻是司，若闻有冒勋妄阶，止应摄其一簿，研检虚实，绳以典刑。岂有移一省之案，寻两纪之事，如此求过，谁堪其罪！斯实圣朝所宜重慎也。”太后乃止。（反冒反贪反伪等清算，均应有一定限制，法忌烦苛，治贵清约。否则，就会扩大化，殃及好人，造成冤案，现代此类教训不少。）又以匡所言数不从，虑其辞解，欲奖安之，乃加镇东将军。二月，丁未，立匡为东平王。
三月，丙子，敕织官，文锦不得为仙人鸟兽之形，为其裁翦，有乖仁恕。
丁亥，魏广平文穆王怀卒。（元怀(488年-517年)，字宣义，北魏孝文帝元宏第五子，宣武帝元恪的同母弟弟。生母贵人高照容，封广平王。宣武帝猜忌本族，迫害激烈，亲弟元怀亦以奢侈遭元恪软禁在华林别馆。元恪令四门博士董征，授元怀以经传。515年，宣武帝逝世，元怀才得还家。熙平二年(517年)三月廿六日，元怀逝世，谥号武穆。532年，元怀第三子元修即位，追尊元怀为武穆帝。《魏书》元怀传缺失，近代墓志出土，得为补缺。）
夏，四月，戊申，魏以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
诏以宗庙用牲，有累冥道，宜皆以面为之。于是朝野諠哗，以为宗庙去牲，乃是不复血食，帝竟不从。八坐（八坐是封建时代中央政府的八种高级官员。历朝制度不一，所指不同。东汉以六曹尚书并令、仆射为“八座”。）乃议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出处 《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 释义 指古时祭祀用的牛。）。（朝中的高级官员们就商议用大肉干代替牛。）
秋，八月，丁未，诏魏太师高阳王雍入居门下，参决尚书奏事。
冬，十月，诏以宗庙犹用脯修，更议代之，于是以大饼代大脯，其余尽用蔬果。又起至敬殿、景阳台，置七庙座，每月中再设净馔。
乙卯，魏诏，北京士民未迁者，悉听留居为永业。
十一月，甲子，巴州刺史牟汉宠叛，降魏。
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俟斤尉比建等请和于魏，用敌国之礼。
是岁，以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道根谨厚木讷，行军能检敕士卒；诸将争功，道根独默然。为政清简，吏民怀之。上尝叹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复忆有一州。”（一切无不放心，能让朝廷想不起来还有这个州。）
魏尚书崔亮奏请于王屋等山采铜铸钱，从之。是后民多私铸，钱稍薄小，用之益轻。
武帝天监十七年（戊戌，公元五一八年）
春，正月，甲子，魏以氐酋杨定为阴平王。
魏秦州羌反。
二月，癸巳，安成康王秀卒。秀虽与上布衣昆弟，及为君臣，小心畏敬过于疏贱，上益以此贤之。秀与弟始兴王憺尤相友爱，憺久为荆州，常中分其禄以给秀，秀称心受之，亦不辞多也。
甲辰，大赦。
己酉，魏大赦，改元神龟。
魏东益州氐反。
魏主引见柔然使者，让之以藩礼不备，议依汉待匈奴故事，遣使报之。司农少卿张伦上表，以为：“太祖经启帝图，日有不暇，遂令竖子游魂一方，亦由中国多虞，急诸华而缓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辕，未遑北伐。世宗遵述遗志，虏使之来，受而弗答。以为大明临御，国富兵强，抗敌之礼，何惮而为之，何求而行之！今虏虽慕德而来，亦欲观我强弱；若使王人衔命虏庭，与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获已，应为制诏，示以上下之仪，命宰臣致书，谕以归顺之道，观其从违，徐以恩威进退之，则王者之体正矣。岂可以戎狄兼并，而遽亏典礼乎！”不从。伦，白泽之子也。（现实是，当时，梁、北魏、柔然三者并立，但北魏羞于为伍。）
三月，辛未，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卒。（于忠(460年―516年)，曾赐名于登，字思贤，本字千年，鲜卑族，代郡人，散骑常侍、征北将军于烈之子，南北朝时期北魏官员，官至尚书令、侍中。宣武帝在位时，于忠深得宠信与重用。孝明帝继位后，于忠仗持辅立孝明帝之功，权倾朝野，滥杀朝臣，掌握朝廷诏命和生杀大权。胡太后临朝摄政后，于忠遭到贬黜，死后谥号为武敬公。）
魏南秦州氐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谕之。
夏，四月，丁酉，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卒，（胡国珍(438-518)，字世玉，北魏安定临泾(今镇原县)人，生于太延四年(438年)，北魏政治家。祖父略，初被后秦姚兴赐爵渤海公，后任魏平府北咨议参军。父渊，任赫连屈丐给事黄门侍郎，魏世祖时，赐爵武始侯，后拜河州刺使。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胡国珍袭父爵武始侯，离开故乡临泾，居住京都洛阳。胡国珍年迈笃老，却愈益崇敬佛法，时事清斋，坚持亲祀，礼拜不辍。神龟元年(518年)四月七日，步行去看所建佛像，行路四、五里。八日复至，站立观像，当晚劳热致疾，一病不起。灵太后亲侍药膳，十二日去世，享年八十岁。国珍临终时，与灵太后诀别，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母子要好好治理天下，争得万民拥护，国运昌盛。"其为国为家殷殷之情溢于言表。灵太后迎太上君皇甫氏神柩还乡，与国珍合葬临泾县东80里即今南关苟家庄，原有二大冢，乡人云其一为胡国珍墓。今夷为平地，无冢可辨。）赠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号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礼，赠襚仪卫，事极优厚。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与国珍合葬，谓之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张普惠以为前世后父无称“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于人臣，诣阙上疏陈之，左右莫敢为通。会胡氏穿圹，下有盘石，乃密表，以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盖取三从之道，远同文母列于十乱，今司徒为"太上"，恐乖系敕之意。孔子称"必也正名乎！"比克吉定兆，而以浅改卜，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启圣情也。伏愿停逼上之号，以邀谦光之福。”太后乃亲至国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议。王公皆希太后意，争诘难普惠；普惠应机辩析，无能屈者。太后使元叉宣令于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陈，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议，卿不得苦夺朕怀。后有所见，勿难言也。”（如此重视，与太后亲有关。）
太后为太上君造寺，壮丽埒于永宁。
尚书奏复征民绵麻之税，张普惠上疏，以为：“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称，以爱民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于绢增税绵八两，于布增税麻十五斤，民以称尺所减，不啻绵麻，故鼓舞供调。自兹以降，所税绢布，浸复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宰辅不寻其本在于幅广度长，遽罢绵麻。旣而尚书以国用不足，复欲征敛。去天下之大信，弃已行之成诏，追前之非，遂后之失。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羣臣共窃之也。何则？所输之物，或斤羡百铢（有的一斤要多交一百铢），未闻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滥恶，则坐户主，连及三长。是以在库绢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长阔厚重，无复准极，未闻以端幅有余还求输官者也。今欲复调绵麻，当先正称、尺，明立严禁，无得放溢，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民惜法如此，则太和之政复见于神龟矣。”（反应了官府盘剥百姓的黑暗现实。）
普惠又以魏主好游骋苑囿，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谏，以为：“殖不思之冥业（做没有理智的死后的功德），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追求飘渺不实的回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让入朝的大臣在外面叩头，这些僧人却在里面游玩，这是对礼教的违背，对时势的触犯，以致人神都不能安宁。）愚谓修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整天修行，来乞求不受劫难），未若收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也。伏愿淑慎威仪，为万邦作式（珍视自己的威仪，为天下作出榜样），躬致郊庙之虔，亲纡朔望之礼，释奠成均，竭心千亩（祭奠先圣先师，尽心耕种藉田）。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造者务令简约速成，未造者一切不复更为，则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敎可以光四海，节用爱人，法俗俱赖矣。”寻敕外议释奠之礼，又自是每月一陛见羣臣，皆用普惠之言也。（这是 普惠对佛教最直接的批评。佛教一直在影响封建中国的政治，直到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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