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个叫茹太素的官,山西人,吝不吝啬钱不知道,可一点都不吝啬笔墨。洪武七年,官至刑部侍郎,也就是司法部的副部长,位高权重,可偏偏有个掉书袋的毛病,写起文章来刹不住车,短则七八千字,长则上万字,动不动就来篇万言书,引经据典,还都是古文。 如果一般的皇帝也就算了,遇到直肠男朱元璋就麻烦了。土鳖出身的朱元璋,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墨水,遇到茹太素这样把奏疏公文当成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主儿就烦。洪武八年(1375年),一天,朱元璋一看是茹太素的奏疏,懒得看,叫中书郎王敏念给他听,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还不知道这奏疏要讲什么。按现代播音主持的标准,每分钟念220个字,那就等于念了70分钟了,还没让朱元璋get重点。领导的时间多宝贵!朱元璋大怒曰:“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拖出去,让人痛打茹太素一顿。茹太素也是蠢,仗着自己有点墨水就拽起来了,也不看看朱元璋的讲话是什么风格。“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人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这是明朝洪武三年,朱元璋推行户帖制度时,颁发的一道圣旨,今天我们提到“圣旨”,大部分人总能想到开头那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句话的原型,来自元朝圣旨开头的“上天眷命皇帝诏曰”,而“上天眷命”这四个字,在元代的文献中,往往还有另一种表述方式:“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您没看错,这就是全国下发的正式文件。一般来说,诏书的起草,常常是由皇帝口授、官员记录、进一步润色成文、审议通过等环节构成。 而元朝诸帝入主中原,多习用蒙古文发布指令,负责文书起草的官员便需用极短的时间将其译成汉语,这样便保留了许多蒙古文的语法痕迹。元朝有规定,“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这种按照蒙古文语法书写的公文,在元代独占了“圣旨”一词的内涵。由于未经润色,这类蒙文直译体公文保留了许多更为原始的内容,读来也平添了许多乐趣,如下面这一条。又合带牌子底勾当出来了,不合带牌子底勾当出来了。不合带牌子底勾当里入去呵,也不肯纳了牌子,不曾好生分拣。众官人每商量了,如今分拣怎生品从官人,合与甚牌子,明白了呵,不合与牌子底追收入官。这般呵,宜底一般。”元朝在全国各地都设有驿站,官员出差时可于驿站免费住宿用马,而使用驿站需要用金牌等不同等级牌面为凭证。但是元朝官员在出差结束之后,经常不把牌面交回,依旧留在自己手里,之后不论公事私事,照旧拿着金牌免费使用驿站。其他业已免职、过世的官员手中的金牌,也没有及时收回。这就导致元朝需要不断用黄金制作新的金牌,整个国家的黄金开始入不敷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臣向皇帝奏报,请求追收官员私藏的金牌,皇帝表示同意。“每”即“们”,“合”即“该”,“底”即“的”,“勾当”即“公事”,“那般者”即“就那么办”。整个元朝,每当皇帝面对百官请示的时候,他们最爱说的,就是这句“那般者”。
“也里审班不干碍自己先生每根底勾当奏有来,又阿里不干碍自的封赠的勾当奏有来。省官人每根底说者,今后不拣是谁,除自己合管的勾当外,其余横枝儿的勾当、外做官的人每的勾当,隔越省官人每休奏者,各衙门里省谕行文书者。谁奏呵,吃棒子者。”当时总有各种官员仰仗自己和皇帝关系近,常常绕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奏报事务,且奏报的往往都不是自己该管的事务。此时皇帝明确下旨,以后不管是谁,除了自己该管的公事外,其他不该管的公事,不允许绕过中书省上奏,谁要是敢奏来,就等着吃棒子吧!可惜的是,尽管皇帝言之凿凿,落实情况着实堪忧。四年后,新皇登极,中书省为这事又打了个报告:“世祖皇帝之后,各枝儿里近行的官人每等,上位奏了,多与了圣旨来。可怜见呵,依着世祖皇帝体例里,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这四个衙门官人每根底。其余不拣谁,越着俺与了圣旨,不教奏呵,怎生?”核心意思跟之前相同,只是格式改成了请示体,最后加了个“怎生”,即“怎么样”,请求皇帝给予批复。皇帝倒也挺支持:“说的是有。您如今除那四座衙门外,其余各衙门里、各枝儿里、近行的官人每等,不拣是谁,必阇赤根底搀越着与了圣旨的,休教奏者。官人每各处行将文书去者。”总而言之,这种蒙文直译体公文,与传统的文言公文一道,维持着有元一朝国家的日常运转。元朝灭亡之后,这种文风,依旧有所延续。比如我们一开始读到的“说与户部官知道”那一条,就出自明太祖朱元璋之口。平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命登记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在户帖上便印着这一道圣旨。由于户帖最终要发到百姓手中,这则圣旨的措辞,因此显得非常“接地气”。
这力求普通百姓都能看懂的言语,想必也无需再翻译了。洪武二十年,朱元璋鉴于部分军官败坏法度、戕害军人,特意颁布《大诰武臣》,在序言中特别强调: “这等官人,上坏朝廷的法度,下苦小军,略不有些哀念,将那小军每苦楚,也不如猪狗。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如今军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这见受的职事,都是军身上来。这军便似他家里做饭的锅子一般,便似仓米一般,又似庄家种的田一般。这军官每,如今害军呵,他那心也那里是个人心,也赶不上禽兽的心,若比草木也不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朱元璋虽然出身不高,但文化水平并不低,就算自己写不出华美翰章,身边还有那么多笔杆子呢。之所以写成这个文风,原因很简单,就是刻意为之。
《大诰武臣》序特别指出“这文书又不是吏员话,又不是秀才文,怕不省得呵!”其用心之深,足见一斑。我这般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 当然,明代中期以后,正式颁发全国的诏令文书等,大多回归了它原本该有的文风,使用白话者绝少。同时,在皇帝给各衙门奏报事件的意见回复中,白话却依旧存在着。 自正统以后,明代皇帝多不亲自处理政务,若有公事上奏,则多覆以“某部知道”或“某部看了来说”等言语,一般不直接发表处理意见。间或有需要明示圣意者,用语也颇为直白,如正德十一年兵部弹劾地方官员贻误军机,正德皇帝便作出了这样的批示:
是。今地方有事,XX姑着用心杀贼,以赎前罪,还写敕切责他。 本文经微信公众号“溯源君OCC”授权转载,文字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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