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丽珠|危机即转机——金蒙之际华北新家族史的建构

危机即转机─

金蒙之际华北新家族史的建构

洪丽珠

摘要：金蒙之际的研究历来深受中州遗士、国朝文派的史料视角笼罩，难以摆脱以元好问、刘祁等政治、文化菁英的际遇及其相关的人物，尤以金末士人的兴亡观、学术焦虑、出处抉择与亡国之殇为焦点，构筑成所谓的遗民研究。但“遗民”被认为仅是一代左右的短暂现象，鼎革时期的议题也不应局限于遗民框架之内。故本文以入元后因重建家族史而产生的碑、铭、状、记资料为本，以三个家族（豪侠、商贾、小吏）为例，呈现从贞佑南迁到壬辰北渡这近廿年，动荡于河东、河南、河北地区，处于核心政治、文化菁英圈外围的家族，如何应对改朝换代之际的政治信息、家庭生命财产的威胁以及新时代的挑战。这一类型家族史的特色，是出身于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南的迁徙家族，入元后在官场上崛起的新学宦，表现出延迟性的“异代焦虑”，首先，无论家族背景为何，都以祖、父、己构成线状描述核心，对于追溯宋以前的先祖或地望兴趣不大。再者，强调自己现今的成就与祖、父在金蒙之际的应对之道有紧密关系，更彰显父、祖在当时的危机中采取的策略，成为家族的转机。最后，朝代更迭的家国悲怆与对前朝的忠诚问题，淡薄到难以察觉，与透过中州士人之眼所看到的金蒙之际，俨然是另外一种认识，不仅是是乱中求存的面貌，更是机会的到来与边缘家族向核心流动的过程。

关键词：金蒙之际（Mongol-Jin War），贞佑南迁（Zhenyou Migration），北渡（Renchen Migration）、家族史建构（Reconstructing of Family History）

一、前言

    在金、元史料中，“壬辰”纪年几乎是金朝灭亡的代称。确切指涉的是1232年钧州（今河南禹州）三峰山之役，金军大败，导致汴京围城年余，因饥荒、瘟疫与兵祸，造成河南人口大量死亡与迁徙的事件。在元人的回忆中，提起这一段史事，通常都用“壬辰之祸（变）”四字。1229年窝阔台汗（1229-1241在位）即位，拖雷的西路军受阻于黄河天险，改采迂回战略，从陕西南下汉中，史载“壬辰，天兵次唐（今河南驻马店）、邓（今河南南阳）…，与金兵战于钧之三峯山，大破之，河南震恐”，显示河南地区在汴京围城之前已遍地兵烽，军队的行进路线造成河东、河南人户流离，随之而来的汴京围城，以及蒙军北返刻意掳掠人口，促成被动或主动的巨量难民潮，当时河南人口北渡黄河的规模，几乎让人怀疑蒙古有意在河南造就暂时的无人区。汉军将领史天泽（1202-1275）“（壬辰）招降老幼十万余口，将护北渡，使其自便处所，或使归乡里”，这仅是其中一部分。如果将时间往前推移，1214年金政府迫于蒙古军势，将国都南迁至汴京，也仅是18年前的事，河东、河北、河南地区许多家族与人口，就在不到20年间，辗转流离于黄河两岸。元人郝经（1223-1275）回忆“贞佑南迁”的景况道：贞佑人争南渡而厄于河阳三城至于泗上下千余积流民数百万，饥疫荐至，死者十七八。

贞佑南迁时，河朔（今黄河以北的山西、河北与山东部分地区）大乱，人民只有两种选择，跟随旧政府与人群南迁或留下听天由命。在旧政权尚存之时，河北甫接蒙古兵锋，民众对蒙军恐惧较深，“人争南渡”，元人描述”河朔震动，金主南徙，都汴，衣冠士族亦皆南渡，设科选士，如平时”。今人往往将贞佑南迁视为金朝亡国之路的开端，但对当时的士庶来说，迁都之后，亡国的疑虑似乎暂时消退了，勋旧权贵与政府官员居住于汴京城中，士庶百姓则根据自身条件，聚居于附近大小城镇。但壬辰北渡，景况完全不同，“侯王家世之旧、忠贤名士之裔，不顚仆于草野，则流离于道路者，多矣”。京城以外的周边地区，人口被席卷而北，汴京成为一座孤岛，史载“壬辰、癸巳岁，河南饥馑，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与此同时，河北、河东、山东已受大蒙古国间接统治多年，虽遍布大小军阀，但社会趋向稳定，汉军将领竞相招士纳贤，即使逃过成为军队俘虏的命运，靠近黄河边的民众，也将北渡视为较好的选择。

    金朝长期统治之下，华北社会中的某些家族与政权之间早已建立颇为稳固的利益结构，壬辰之祸冲击的就是”侯王世家、忠贤名士’所代表的政治、文化菁英家族，当这些人际网络松动乃至产生破洞时，就会带动横向与纵向交织的社会流动。这也是元好问（1190-1257）等金末士人的焦虑，他们深恐中州名士湮没于史，故急于保留群体传记与学脉记录，除了是学术传承的悬念，也是政治能量的护持。

    故此，金蒙之际的研究还是偏重于儒学存续，士人群的处境等，优点是能凸显身处易代的文化菁英焦虑，缺点则限于其所设下的视野框架，如将时间轴往后移动20-30年左右，所谓的遗民现象已淡去，崛起并活跃在蒙元政坛上的一些人物，回忆其父、祖也经历过的南迁与北渡，所谓菁英的儒学传承焦虑与个人的出处抉择纠葛，几乎难以察觉，更多是家族生存与延续的现实奋斗。这些北渡家族的后人，在元朝的政坛上积极利用自身的人际资源，重构新家族史，化为大量的家传、行状、墓志与神道碑。对这一类史料固然要心存警惕，但元人的追忆，是易代历史的再诠释与对金末遗士史观的另一种补充，其意义在于可发掘当时迁徙于黄河两岸的非文化菁英家族对改朝换代的反应，以及兵荒马乱的危机所带来社会流动的转机。藉由这些元廷新贵讲述其父、祖在动荡中的事迹，联系其今日之所以立足元廷的原因，不仅展现战乱中的横向地理移动，也演示了纵向的社会流动。

二、 豪强之家：河阳苟氏

    元人苟宗道，字正甫，落籍河北清苑（今河北保定），仕至国子祭酒。“中统元年（郝经）持节使宋，…河阳苟宗道以门生从行，为行府都事、治书状、都管二事，缱绻淹抑，日夕相从”。郝经拘于南宋境内十馀年间，宗道某日书其先人之事，以请曰”不孝瞢昧，不能备述先徳，惟是先人之事所见闻者，敢请一言半辞，以贲冡木余之“。

    苟宗道原出身河阳（今河南焦作孟州市），入元以郝经门生，随行出使，历劫归来，终以真传弟子得机缘成为元朝国子祭酒。苟氏一家本为黄河边上豪侠富户，在贞佑南迁之前，家族中未有官宦经历，与金朝政治、文化菁英圈缺乏联系，其家族自不在元好问等名士的视野之中。苟宗道借郝经之手撰写其父苟士忠（1200-1258）的墓志铭，以勾勒其家族的流离史，也由于郝经之撰文，得以流传至今，初步看来，是苟宗道与郝经之间的师生情谊所致，但苟宗道的背景，究竟是如何与郝经这样的儒学世家产生联系，可以透过两家之间的先人碑铭，交互映证，揭露一段儒士与豪侠世交往来的事实。

    南迁之前，苟家在黄河北岸的孟州”以赀食豪乡土”，（苟士忠）”知世将乱，乃侠游京都，结纳豪右，以观时变”。地理上，孟州对岸为孟津县，属于洛阳管辖，孟州与孟津分别南北控扼著名的孟津渡，后来蒙古对南宋的战争中，孟州是张柔用以训练渡河攻宋水军的基地，在南岸则设有孟津河渡司，是忽必烈从陕西到安徽沿黄河南岸所设八处提举河渡司之一。

孟津渡更是渡河后，离汴梁与洛阳最近的渡口。在决定南迁前夕，金朝政府的准备工作早已展开，因应政府与皇室贵族、官宦迁徙渡河，工程浩大。但在消息传递上，苟家为孟津渡北岸巨富，”知世将乱”自有其道理，在地理位置上，更是正常不过的事情。苟士忠亲自到燕京打探消息，是慎重之举，也是朝中无人的地方富家于乱局中应对之道。当他回到孟州，金朝政府正开始南迁，中央积极在黄河两岸布防，孟州官府征召苟士忠任义兵都统，这是苟氏首次进入官场，担当要角。士忠被要求先行渡河，驻守南岸青龙山（今河南巩义一带），是金朝政府渡河之后前往汴梁必经路线。郝经描述”时金迁汴，限河以国，流民南渡，为北兵所挤而阨于河，孟津渡尤为要塞，而津吏因缘为奸，名为守法而控勒纳贿，积流民数十万，蹈藉以死’在苟士忠的墓铭中，提及其无法坐视这样的惨况，”于是列津吏罪状，请于机察使而闻诸朝，即诏不拘常例， 命曰‘海放流民’，济以全活“。为流民请命之事，在郝经述其先大父郝天挺的墓志中，有著几乎如出一辙的描述，提供了拾缀苟宗道与郝经师生关系之外，两家早已往来的线索。

金朝南迁之后的十八年间，苟士忠在官场进展不多，墓志云：壬辰，河南亡。（士忠）知不可为，乃散所保，各归乡里，兵锋方南，遂北首以辟之，居燕赵之间。

说明贞佑南迁之际，苟士忠身为义兵统领为金朝扼守黄河南岸，似乎持续了几年，但三峰山之役后，河南失陷，汴京被围，他决定散去义兵，北渡黄河成为蒙古统治之下的子民。”燕赵”是元人惯用为保定（顺天）的另称，值得注意之处是，苟士忠原是远离政治核心的地方豪强，他对易代的反应务实而平和，虽曾护卫金朝南迁，却未有文化、政治菁英的忠诚挣扎。兵锋方南，就散去义兵，北渡于新朝之下，过着一般富家翁的日子，以致于苟宗道日后就落籍保定。为什么苟士忠北渡之后选择保定安家？几乎可以肯定与郝经家族有关。先说入元之后，苟士忠未能出仕，原因是”告讦猬兴，更相诬陷，往往破家”，换言之，他本不排斥食新朝之禄，但其家族之根基在河阳（孟州），强龙难压地头蛇，为避祸计，”（士忠）称疾不出二十余年，不视戸外，以绝辟召。或者又欲相授，遂称疾笃，舁归河阳’，这也是其”河阳遯士”之称所由，如果从遗民研究的角度来说，苟士忠似乎选择了”隐”，但事实上，苟宗道并不认为其父亲不仕与忠于金朝有关，而是保定当地的势力纠葛所致。保定为张柔家族与相关势力笼罩，苟士忠与张家找不到任何渊源，他最终坚持回到河阳，显示其家族基础与孟州相始终。苟士忠曾言”养生、丧死，余无憾矣。汝曹（子孙）有业，足以树立；有田，足以衣食’。郝经诗曰：昔曾拔剑倚太行，种花酾酒家河阳。濡如裘马年少场，南入巩洛东汴梁。任侠尚气修髯张，四方有志歌慨慷。大河谁意忽褐裳，沇济一夜水满箱。沸鼎不敢还探汤，长材逸器都卷藏。九牛欲挽从尔强，欲我妄动君荒唐。落日倒景明榆桑，桑梓奕奕生辉光。始终全归计亦良，有子有禄君不亡。

一首诗，浓缩了苟士忠的一生，以前半生的张扬对比入元后的卷藏。郝家与苟氏不仅是郝经与苟宗道的师生关系，郝经用颇为隐晦的方式，透露了两家的交往。郝经之父郝思温（1191-1258）行状中，并无只言片语提及苟家之人，却可以在《河阳遯士苟君墓铭》中，看到郝思温与苟士忠”游处里闬，相得而甚相洽也“，交情不匪。苟家虽为河阳富室，但非宦非儒，苟宗道从未隐瞒其家族背景，也不以豪侠家世为耻，苟家北渡后选择保定落籍，可能需要从郝天挺（郝经祖父）身上说起。郝天挺从河东避兵，先南渡黄河，在北渡保定之前，早已是华北士人圈的意见与学术领袖之一，郝经曾说”家君曰‘郝氏儒业四世矣，名士如元遗山者，我之自出’”。又云”河东元好问从之最久，而得其传，卒为文章伯，震耀一世“。地方上不知名豪强与身为元好问之师的大儒，看似方枘圆凿，如果不是苟宗道藉郝经重建其家族史，两家的关系必定湮没。苏天爵（1294-1352）撰写郝经生平事略，提到他参考的是”保定苟公”所撰写《（郝经）行状说明郝、苟两家互为对方立史的厚谊郝经选择只在苟士忠的墓志铭中披露郝温思与苟士忠相得相洽之事，但为流民请命之事，也透露出线索。郝经曰：先大父（郝天挺）曰”坐视天民之毙，仁者不为！”乃贻书机察使范元直，使闻诸朝，曰”昔昭烈当阳之役，既窘甚，犹徐其行以俟荆襄遗民。…今国家比之昭烈不至于窘，河朔之民，独非国家赤子乎？夫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絶续也，乞诏沿河诸津聚公私船，宽其限约，昼夜放渡，以渡人多寡第其功过，以救遗民。结人心、固天命，中兴之期，庶几可望！”书奏即日，中使告谕，令疾速放渡河朔之民，全活者众。

上述事迹，似曾相识，除了主角换成郝天挺之外，其余与苟士忠为流民请命过程，几乎雷同，应当如何看待这两段纪录？当时郝天挺名重士林，长年在陵川治经教学；苟士忠为孟州大侠，因缘际会成为金义兵都统，他们同时看到黄河北岸的惨况，皆曾上书金朝机察使，吁请海放流民，更主要的是，撰写者出于同一作者之手，最大的可能即这本是同一事件。机察使之名范元直，仅出现于郝天挺的墓志铭中，苟士忠的墓铭内则隐去，郝经宣称范元直曾受业于郝天挺。当时金政府甫落脚于汴京，随后而来的难民潮拥挤于黄河北岸，没有官员敢作主以官船渡民，可能是担心蒙军间谍混于其中，郝天挺亦是从晋城渡河的广义难民，只因名气较大，但他当时无有官身，书信如何直达天听？苟士忠身为驻守南岸的义兵统领，是适合传递上书的中间人。从这些蛛丝马迹，或可架构此一推论，为流民请命之成，是郝天挺与苟士忠合力完成，以郝天挺之名撰书，由苟士忠透过义兵都统的身分送达范元直，再由范元直转达天听，郝与苟二家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至此。

如郝、苟合作救民于水火之事为真，郝经为何采用此显彼隐之法？这或许与苟家的背景有关。郝经的生平事略提到，其家于”金亡，北渡保定，乱后生理狼狈”，“家贫，（思温）昼则负薪米为养”，所谓负薪米为养，是常见用以夸饰儒士家贫的说法，但郝家经历两次迁徙，在保定的经济状况可能不如在晋城时殷实，元好问曾说”（天挺）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宁落薄而死，终不一傍富儿之门”，与郝思温相得的河阳大侠苟士忠却在保定”有业，足以树立，有田，足以衣食”，两人的交往于郝思温行状中也只字不提，却选择于苟士忠墓铭中揭露，这显得郝氏祖、父两代与苟士忠的往来，似乎对郝经来说，有陈述上的心理障碍，确切原因无法得知，只能从家世背景上的南辕北辙推想。待苟宗道以儒学起家，与郝经两人的关系，则枝附叶着、腹背相亲，毫无遮掩。

综言之，贞佑南迁造就了孟州豪侠苟士忠的官场发展，而他本该湮没于历史之中，却因郝家而复存。他与郝天挺皆曾同时为流民请命，金亡后，北渡皆在保定落脚，郝经也证实士忠与其父郝思温相得相洽，这是日后苟宗道从学郝经，并以第一幕僚随之出使南宋，朝夕相处，成为郝经真传门生的情谊基础，最终造就苟宗道成为元朝的国子祭酒，豪强之家成功转化为儒学之门，或许正因为苟宗道的业儒，故郝经才愿意在苟士忠的墓铭中隐约揭露两家的世交，但在郝家的资料中，就完全看不到关于苟家的任何记载。《宋元学案》中，苟宗道名列”陵川门人”，曰”祭酒苟先生宗道，…伯常门人也。伯常使宋，先生弱冠从往，为书佐。及归，竟以儒名，官至国子祭酒”。苟家的历史，正是危机即转机的一个例子，改朝换代带来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动荡流离，也提供了政治、文化边缘的家族成员向中心（上）流动的机缘。

三、 商贾之家：临漳王氏

    王可与，字晋卿，号濯缨，入元落籍汤阴（今河南安阳），历南台监察御史、江东健康道提刑按察司佥事。其父亲的神道碑由胡祇遹（1227-1293）所撰写，不书名而称”王隐士”，即王可与之父王政之碑。碑名有两点怪异之处，一为墓主王隐士之上冠以”王晋卿父”的身分说明；二为既是隐士，并无官职，为何墓志以神道碑为名？根据元人所撰碑铭之制，”三品以上神道碑，…五品以下不名碑，谓之墓碣”，王政终身布衣，即便是王可与，其最高散官阶仅从五品奉训大夫，官职至提刑按察司（肃政廉访司）佥事，职品为正五品，何以其父得立神道碑？此篇《王晋卿父王隐士神道碑》之形制，至少在元人文集中，属于较奇特的例子。碑云：特以子孙之不肖，友朋之不能文，有国者不尚贤，是以不得褒美称扬，使后世泯没无闻，为可伤悼。…得名于后者，多挟权处势，髙明之徒；而不获见称者，类皆无势位，侧陋隐微之士。于是而得一贤子孙，继志述事，不灭前人，光广其声，増其大业，请文于朋友，请传于国史，得谥于太常，刻之金石，播之无穷…。

胡祇遹点出如非权要，本就容易隐没于史，无势无位者，就必须得一贤子孙，才能播之无穷。王可与在自己任官之后，重构其家族史的企图与苟宗道类似，他们都是自家的贤子孙，后者得力于金元交替的时机以及与郝经家族的三代世交，当然更有几分机运所致。王可与的政治发展，同样为乱世中的流动，更与其父王政的刻意“投资”有关。王家在金朝仅为一般民间富户，相较苟士忠家族来说，更显低微，既无地缘政治的条件，也没有武装力量可凭藉，与元遗山视野中的名人、节士、巨儒与达官之流相差甚远，其史料能重构再流传，受惠于改朝换代之背景，也因王政化危机为转机，著意为儿铺路，颇符合其商人本色。

    王可与在父亲王政死后，由邯郸同乡监察御史张之翰（1243-1296，字周卿）先书行状后，持状拜见胡祇遹，曰”此先君（王政）生平之大畧，愿吾子铭其墓碑”。亦即胡祇遹的《王晋卿父王隐士神道碑》，是以张之翰所书行状为据。

王可与祖上本为上党人（今山西长治），靖康之乱时迁至相州临漳（今河北邯郸），曾祖王庭、祖父王元”潜德不耀”，至王政已是三世布衣，临漳成为新故乡。贞佑南迁时，王政奉父母渡黄河南徙，至陈之项城（今河南周口市），胡祇遹曰”众以避兵失乡井，例不聊生，公（王政）买田千顷，因以致富”，亦即王家在贞佑南迁时，依然拥有钜资浮财，故能在项城重起炉灶，也因时局而凭藉土地更加富有，但十几年后，”金亡北渡”，王家应是自主决定迁回临漳，其间”流离顿挫之际，罄囊橐以济贫乏，亲戚乡里老幼困病，难于徒歩者，车载以归”，北渡临漳，本是归乡，”时移世变，田园庐舍已为豪强之所有”，王可与宣称王政只能舍本逐末，”因余赀以通有无”，以商贾再度兴家，显见北渡的冲击确实远过于南迁。王政之父王元北渡后尚存，由于”洊经丧乱，…不事家人生产，日招亲友饮食，欢笑道旧”，过著及时行乐的日子，将家计重担都托付给王政经营，他也不负众望，家业兴盛，王氏再度成为临漳巨富，”晚岁货殖充足，乐复于农，耕田凿井，相依者成市，乡人目之曰：‘王氏井’”。

    王政曾告诫王可与”吾不幸生长乱离，不得读书以儒学起宗，又不获务本力田，晨昏具甘旨、夏秋供赋役以循天，吾不忍复置汝于垄断之间，汝当力学以成吾志”，这段训示是典型的不得已从商，致富后期待子孙回归“正途”的固定叙事模式。虽说强调乱世以致无法读书业儒，但事实上如果没有这场离乱危机，王可与恐怕难有机缘成为转商贾为学宦的贤子孙。王政不仅是口头训诫，行动上更为积极，他著意替王可与”求师取友”，”卒成其子为名士材大夫”。据张之翰的《王君行状》，王可与之子王默，仅仕至后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令史，虽是高级文吏，但未能出职为官，故王家仕宦发展的高峰，仅在王可与一代。

    张之翰所撰写的《王君行状》，虽为《王隐士神道碑》之本，但内容不尽相同。其中详于王家在贞佑南迁后，于项城买地致富的过程。曰”君（王政）甫十八，独于县之梅亭里置田千余亩，应县首户，凡佃客不下数十辈”，”壬辰，汴梁破，人皆北渡，君輙罄家之产，以济贫病”，张之翰与胡祇遹都把王家北渡之后，被迫从商的背景，归结于他们顷囊救济难民，以致家产告罄，但这无法说明王政为何北渡临漳之后，尚有余赀可为从商之本。张之翰宣称当他们回到河北故里，”回看曩昔之田园，已无余业，遂作往来之商贾”，由此看来，南迁让王家更富，北渡则颇伤元气，但尚保有部分资产。王可与请人撰写父亲的历史，毫无隐去商贾背景之意，甚至特别彰显其父志在学儒，但时不我予，故致力栽培下一代，弥补其生于动乱的遗憾。呈现的是一个三代无学无宦的普通富家，在改朝换代的横向流离中，如何把握家族转向的机会。张之翰描述王政：吾不幸生长乱离中，以致南奔北走，易农作商，虽不敢外乎四民之列，竟不能以儒术起家，是所恨也。故不忍再置汝（可与）于贩鬻间，汝当力学以成我志。遂从府教刘梨庄学，弱冠果有声，其诗文议论，往往为辈行推许。君又恐其师友之不广，交游之不多，故每至则必待，待则无不欢，如龙溪孟内翰先生，应召过相，相之诸君相陪者固多，后稍稍意怠，君惜其贫，独饭奴刍马于其家，临行又以礼赆，仍遣可与送至大名而还。其于乡中文人胜士与子游从者周恤可知，议者咸以可与齿髪方鋭，富贵未涯。而天不假君之年，使至耄期得尽其荣养为可憾。

行状的记载详于神道碑许多。孟内翰何人？应非金朝大定三年（1163）连中四元的状元孟宗献，虽其亦有内翰之称，但未仕元朝。较有可能是另外一位前金进士孟攀鳞（1204-1267，原名璘，字驾之），他被称为”龙溪孟驾之”，中统三年（1262）授翰林待制、同修国史，故有内翰之称，至元初应召入觐忽必烈，时间上符合”应召过相“。孟攀鳞早中进士，壬辰前夕在汴京供职，城破之后”随回军渡北”，显然是曾沦为俘虏的前金儒士，他与三世布衣，与商贾王家本无交集，就在壬辰北渡的流离中，金朝名士、巨儒落尘，王政这样的家庭得以有”惜其（孟攀鳞）贫”之契机，以雄厚的经济力量结交这些名儒，为儿子王可与铺下学宦的人际网。张之翰对王政的商贾性格描述入微，孟攀鳞应召到大都之前，曾在临漳停留，他不锦上添花，而是待众人”意怠”之后，才开始表达对孟攀鳞的景仰，不仅温情”饭奴刍马”，并邀请攀鳞住到家中，自是盛情款待，更派儿子王可与一路护送到大名府，制造王可与和这位前朝巨儒，正待忽必烈召见的新朝名士朝夕相处的机会。虽然张之翰没有说明王政如此”投资”，是否取得孟攀鳞的实际回报，但成为孟攀鳞资助者，实际上就等同打入金朝遗士的人际圈，而元初政坛上，金朝遗士的群体，是汉族士人群的重要力量，王政为王可与的铺路与投资，赤裸而直接。到访临漳的文人胜士，只要与王可与从游，都会得到王政的”周恤”，以致乡人都认为王可与”富贵未涯”，显然王政的”策略”，路人皆知。

    王可与在元朝的仕宦虽仅至中层，但是对于一个三代非儒非宦的商贾之家来说，改朝换代的危机时期，确实提供了他们从政的转机。而王可与的学术声誉则超过他的官场发展，延佑进士许有壬（1287-1364），是蒙元历仕七朝的重臣，官至参知政事，与王可与同为汤阴人，他对王可与的学问评价甚高，目为乡里“杰儒”：中原自宋播浙，文教几熄。金源氏分裂之余，设科取士，士气奄奄，仅属而吾郷登第者余五十人，圣朝戊戌之试，复其家者，子孙于今赖之。至元 间（安阳）一时名德遂杰，视他郡学者，观感日益以盛，是盖山川清淑之所钟济，以前辈承启之有素，非世变之所能易也。若濯缨王先生，颖悟力学，声华充溢，拜南台御史、佥江东道按察司事，投绂而归，读书讲道，发为文章，盖资之有源者也。…有壬毎恨弗获亲炙。…先生讳可与，字晋卿，濯缨其自号云。

王可与之子王植，字仲武，与许有壬偶有诗文交游，但未曾出仕。王氏因南迁、北渡的世事变迁，在王政的经营之下，乱后以商贾成为乡里豪富，并因相州（邯郸）为北上大都的重要门户，时至今日尚有河北南大门之称，故王政能凭藉财富，著意结交络绎不绝于道的文士名宦，行状中对其用心毫不遮掩。王可与打破了三代布衣的局面，帮王政遂了心愿，在学与宦两方面皆有发展，可惜家族或许底蕴不足，在仕宦上未能成功延续，与河阳苟氏的情况类似。

四、 小吏之家：汲县王氏

    王恽（1227-1304），字仲谋，汲县人（今河南新乡），元初北方著名官员，清人称其为”卫之名儒”，其家亦为南迁、北渡之族。王恽的家传与其先人的碑铭皆未假手他人，由其亲手撰写，尤其是父亲王天铎的事迹最为详尽。王恽是以自己为中心点，上溯其父、祖一脉，彰显为光耀王氏的一支，事实上也是后塑的新家族史。在其别集中，王天铎就有两篇不同的墓表，其中《文通先生墓表》刻意以局外人的口吻，不称先君，而称先生，主要表彰王天铎的乡里士望，也就是学问上的成就，以”文通”为卫州士庶对王天铎的”私谥”。另外一篇则是王天铎的墓志铭，头衔为”故金忠显校尉户部主事”，忠显校尉为从七品武散官，实则在金朝绝大部分时间，王天铎并未任官，户部主事之职是金亡前夕入粟补官所得，因此王家才在围城之时居于汴京。除此之外，王恽还用极大的篇幅撰写王氏家传，这三篇记述，构成了王恽家族在金蒙之际的发展史。

    王恽在自己的文集中强调他与元好问的师生关系，后来更以门生立场作追挽诗，多年之后，还提及元遗山指导写诗的情景入梦。清人沿用王恽的说法，笺注《元遗山诗集》时，将王恽所著文收入。根据王恽自述，元好问从汴梁北归，途经汲县，暂宿于宾馆时，王天铎偕年轻时的王恽携诗集拜见，”先生（元好问）虽被酒”，却一见如故，彻夜批改诗作，促膝长谈，以”文章千古事业”相勉，王恽当场拜师，元好问则谓”孺子诚可教矣”，向王天铎提出”老夫平昔问学，颇得一二，岁累月积，针线稍多，但见其可者，欲付之耳，可令吾侄从予偕往，将一一示而畀之，庶文献之传，罔陨越于下”，说的是元好问几乎是想把衣钵传给王恽之意，但王天铎却”拜谢不敢”，只喜道”王氏且有人矣”，王恽强调他没有立即跟随元好问北归，是”以事不克”，至于何事阻碍，以致他错失成为元遗山嫡传弟子的机缘，不详。目前为止，后人所传述的王恽与元好问的师生关系，史料皆来自王恽自撰，未见其他佐证，以王恽在元初的政坛地位，这种现象颇为特殊，令人费解。最近亦有日本研究者注意到王恽虽自称受元好问身传言教，相当崇拜，但一生只见过元好问一次，也不太关注元好问的文学理论。

   王天铎，字振之，世为卫之汲县人。王恽说其家族由父亲而上，经历了四代，才完成”由农而士”的过程。王家本是陈留郡阳武县（今河南开封一带）农家，因避靖康之乱徙居汲县长乐乡（今河南卫辉，元人惯称淇卫，古地名南墉）而落籍，其家为王氏一族在南墉的分支，远祖曾当过杞县尉，高祖仲英，曾任河平军节度使都目官。在《南墉王氏家传》中有名为元用者，以郡掾”主治曹务，踔厉风发，荐为河平军都目官，”上官倚重，”黒王殿直立节度之目。《家传》中的元用看来似即《墓志铭》内的仲英，但除了河平军都目官之外，王仲英与王元用的其他经历又似为两人。王恽强调这位王都目是王家自”田舍郎改肄士业”的关键，曾对人誓言：”终当以笔代耕”，无奈天不假年，三十余岁早逝，一生为吏。王恽所言步上”士”群，实质上颇为牵强，直到他的父亲王天铎，也还说不上业儒起宗。王仲英究竟是不是王元用，无其他资料可稽，肯定的是，王恽企图将王仲英（或元用）这一代作为家族转向的意志关键。王仲英三个儿子皆未出仕，其中之一名王经，即王恽的曾祖，《家传》称：”（经）志不乐禄仕，雍容郷间，以德度霭一时”，暗示王经并非不能入仕，而是性格不喜，并说王经是王氏一族的”大宗子”，也是乡里领袖，与”昆仲七人同居，内外无间言”；”赈贫施乏”、”周急素所乐”；乡人有争，来求剖正，谕之”亲仁和邻，古之善道”；王氏十余房亲丧分散，他营造合食族墓于长乐乡；举祀绝、恤男女孤寡、为之嫁娶等，即使不著称于儒、宦，也在敬宗收族上卓有贡献。

贞佑癸酉岁（1214），蒙军攻卫州，因“州旅拒不即下”，城破后（蒙军）“悉驱民出泊近甸，无噍类殄歼……”。王恽的家乡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屠城浩劫，无怪乎王经与妻子”同时怖没于家”。其祖父王宇在贞佑南迁其间，说是受辉州刺史、权河平军节度史完颜从坦知遇，任卫州刑曹孔目官，”精文法”，曾为”吏学师”，官至敦武校尉（武散官，从八品），他亲自教授王天铎”律学”，提供案例”下笔论断，推原情法”，号称吏、律传家。王恽坦言王家的家学就是（吏）律学，从其高祖到王天铎为止，王家称不上儒学之家，更贴切的是小吏富户。王恽宣称的律学，实是”吏术”，虽在家传中强调南迁之前，其家风已”由农而士”，为汲县名望。更著意凸显自己与元好问的师生关系，但如前所述，所谓元好问认可的传人，并无其他证据，在改朝换代之前，王家严格说来还是处于文化、政治菁英的边缘。

    蒙军破卫后，金朝在汴京偏安，似乎暂时夺回黄河北岸部分掌控权，故年少的王天铎，在卫州曾任户曹掾，并受到赏识而辟权行（户）部令史，一直是担任文法吏一类的工作，这是1222年左右，入粟补官当在之后。北渡前，王宇因时局所提供的机会，入粟为儿子王天铎取得官称，但汴梁城破时，王天铎”偕同志者突冒兵威，褫救百余口于南熏门下”，似乎身處城外，如在城内，当时汴梁因围城而饥荒、瘟疫横行，许多名士甚至因此病饿而死，恐自顧不暇。總之，汴梁城破，王天铎与其家就成為北渡的一員，是自行北渡，还是曾淪為蒙軍奴隸，王恽含糊其辞。但入元後，史天泽與王恽的关系匪浅，以致於史氏家传也由王恽撰写，他们建立关系的时间点，合理推論是在北渡前後，可能是”随着”史天泽北渡之十万余口的一员。

    王恽一方面说北渡后，王天铎”用荐者”署行台从事，荐者为谁不明，工作是协助行台断事官名耶律买奴者，括诸道户口。来年耶律买奴过世，王天铎才南归家鄉。在他处又记载“先君思渊子（天铎）北渡后，亦不治生产，怡然以闭户读书为业，闻一异书，惟恐弗及。其弱冠时，先君气志精强，目覧手笔，日且万字，不十年得书数千卷”。关于北渡后王恽父亲究竟是闭户读书还是从事蒙官吏属，两者或许并不必然冲突，但同一时间段的事情，以被王恽以互无交集的方式陈述，只见其一，对其北渡后的状况理解会完全不同。《家传》又说，天铎有心”集历代诸儒易说为一书”，看似已学问有成，或劝其任职州县，他以”一丘之木，安足栖？”显然志向也高了。但戊戌试儒，王天铎拒绝赴试，宣称”吾思以义方为训”，怎可”幸窃”。另一方面，又沈痛地对王恽、王忱兄弟说”吾已错，断不容再”，期望兄弟”一志于道，以儒素起家”。相对苟士忠、王政的行状、碑铭直述父、祖其因动乱而无法治学，在危机中寻求转机，终靠贤子孙起家的叙事过程，王恽似乎更渴望塑造出父、祖辈已具家学底蕴的新家族史。

    

五、 结语

    金蒙之际作为易代研究的区块之一，由于史料之限，主要透过元好问等金末遗士的视野，加以遗民研究的框架，以致议题聚焦于中州遗士、国朝文派等政治、文化菁英的家国之殇、学术焦虑与出处抉择。但改朝换代的危局中，还有更多人群，无法靠自己留下资料，他们同样有面对易代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比菁英人群更具代表性。

    元代初期有一些学、宦新人，急于重构自己的家族史，替经历过南迁、北渡那一段大时代的父、祖留下记录，也以此证明自己正是光大家族的贤子孙。透过这些新家族史，可以观察到一群历史上原本无名的地方人物面临易代的反应，当然他们也不是一般的百姓，而是豪富而不贵显，处于政治、文化核心圈之外者，由于财富的依凭，改朝换代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危机也是转机，在动荡的大局中，他们可能取得更快速积聚资产的机会，能够“资助”因易代而暂时落魄江湖的名士，或者发挥家乡的地理优势为政治服务，也因为他们身分上原有的边缘性，缺少政治上的情感与利益包袱，加以家父长性格上的积极，以及几分幸运，最终从乱世的受害者转化成受益者。在元朝政坛崛起的子孙眼中，南迁、北渡固然为家族带来了某些灾难，但随之而来的也是难得的契机，因为惟有大乱才能打破原有的政治利益与人际关系网络。 

    观察金蒙之际华北迁徙家族，可以有几点发现，：第一、学界所熟悉的士人出处抉择与焦虑，在他们身上淡薄到难以察觉。这或许与资料是元人所撰有关，但也佐证了遗民现象确实短暂。在子孙的认知中，易代之际的父、祖更关心改朝换代之际，子孙能否掌握机会，带领家族转向。第二、无论是豪侠、商贾或小吏，在南迁、北渡的变局中，都难免因政治影响而流离于黄河两岸，但地理移动的同时，也带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第三、后世子孙一旦取得学、宦发展，就积极于重构新家族史，这几乎是三代共同意志的呈现，贤子孙们也特别着意于将现在的自己与父、祖在危机时代的安排紧密联系，对追溯宋代以前的先祖、地望的书写模式，兴趣缺缺，这影响了元代的家传、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的风气。最后，这些家族之起大约是二到三代的积累，但是在元代的学、宦发展，也无法延续超过三代，显得有些后继无力。(本文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

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五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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