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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初拓本《莱子侯刻石》 应约作一次关于金石题跋的讲座，体例框架很容易搭建，寻找有意思的开篇故事却费工夫。想起前几年广东崇正一件名家递藏初拓本《莱子侯刻石》（图1），因为有郭沫若和“康老”的题跋，竟然卖出了天价。《莱子侯刻石》拓本算不上珍罕，中小藏家都可以矜夸“寒斋也有一品”，吃瓜群众纷纷欢呼雀跃，盼望已久的黑老虎春天终于到来。需知这件拍品百分之九十九的价值都在题跋上，与拓本自身的关系其实不大，所谓“买椟还珠”，这次卖家还真是冲着“椟”来的。 题跋以“得体”为关键，书法得体、位置得体之外，内容更需要得体。拓本上郭沫若题跋为“椟”增色不少，正可以作为内容得体的典范。 《莱子侯刻石》原在山东邹县卧虎山，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被乡人颜逢甲发现，移置孟庙，磨平右侧石面，镌题记三行：“嘉庆丁丑秋，滕七四老人颜逢甲，同邹孙生容、王补、仲绪山，得此于卧虎山前。盖封田赡族，勒石戒子孙者。近二千年未泐，亦无知者，可异也。逢甲记，生容书。”这件拓本右侧已剪去，据沈树镛同治庚午（1870年）题跋说“此出土之初拓旧本，故尚无颜迹”，应属可信。 不知康生何时得到此本，1963年国庆假期专门花功夫研究。感到以自己的能力不能够有所发明，于是检出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中“莱子侯赡族戒石”一篇，用章草抄录在拓本下方，函请郭沫若题跋。 题跋讲究新见解，尽量不与他人的意见重复，所以通常的办法是树立新义，或者作翻案文章。莱子侯刻石寥寥35字，可堪入手的话题其实不少，但也有顾忌。比如王莽始建国天凤年号，瞿中溶题跋已经说过，再讲就显得没有水平；讨论篆隶之变本来是好主意，但“康老”一贯以书法专家自居，号称“用脚趾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班门弄斧必然自讨无趣；《莱子侯刻石》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判作“前汉无此体，盖亦伪作”，辨伪本来也可以敷衍出一段文字，但难于深入，评点不到位，容易被主人轻看。郭沫若不愧此道高手，乃以古文字学家的身份，对刻石中的疑难字做了一篇小中见大的考证。 郭跋对刻石中有争议的字都发表意见，出彩之处乃是对“羊/木”字的考释，郭沫若说：“今案，‘羊/木’字释‘莱’不确。汉隶中‘莱’字无如是作者，‘来’及其它从‘来’之字，亦无如是作者。且拓本中‘羊/木’字，正中竖画上下不相联贯，与俗‘来’字亦不类。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于此字亦存疑，确有见地。余意字当从木、羊省声，殆‘样’字之异。《方言》‘悬蠹柱自关而东谓之槌，齐谓之样’。《广韵》读与章切。样子侯当是邹县附近侯国之君长。”又考“支”字当为“丈”云：“‘支’字，瞿翟（瞿中溶、翟云昇）二氏均读为支离之支，实乃‘丈’字。《说文》‘丈，十尺也，从又持十’，此隶尚存篆意。丈人者，样子侯之先人。《颜氏家训·书证篇》有云：‘丈人亦长老之目，今世俗犹呼其祖考为先亡丈人。’为丈人为封者，上‘为’字读去声，下‘为’字读平声，言为先人作丘垄也。”如此则否定刻石与莱夷文化的瓜葛，认为是新莽时样子侯为先人封冢墓的题刻。 图2 康生录郭沫若《莱子侯石刻题跋》全文 康生对郭的题跋非常满意，尤其赞赏对“羊/木”字的考证，于是将郭沫若的题跋也过录到这份初拓本上（图2），自己再加一段按语，显示“先见之明”：“羊/木子侯石刻，结体挺劲，字形古雅，虽刻于天凤三年，实仍为西汉文字，极可珍贵。清瞿中溶于此石有详考，然释‘羊/木’为‘莱’，似不确当，故录其全文于下方，以作参考。至于标为西汉石刻者，盖欲示其字体不同于东汉隶书也。考此石刻新老拓本，‘羊/木’字中画皆不联，而以羊、木结为一字，此与‘美’字以羊、大结成美，‘羔’字以羊、火结成羔，同为一理。故‘羊/木’释为莱则误矣。 郭沫若的意见确有道理，遗憾只是一段小题跋隐藏在拓本中，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莱子侯刻石”的名称至今都没有改正。这件题跋还有一处有意思的细节，郭跋提到三个清代年号，都在括号中注明公元，其中嘉庆二十二年注“一七五七”（应为1817年）、嘉庆二十五年注“一七六○”（应为1820年），皆错成乾隆二十二、二十五年的公元时间。这一定是翻检年代表时误看成了乾隆，以郭老之睿智，也只有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才会弄出如此的低端错误。 （文/王家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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