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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名字。 每当看到高渐离、霍去病、辛弃疾、东方朔、王羲之、张九龄、柳如是这些别出心裁、古雅动听的名字，总是忍不住停下来细细品味。若再对比现代人的名字，就会发出“古人不可及也”的感叹。对中国人而言，取名自古就是人生大事，因为父母的期许、家族的延续、历史的演变、文化的重量、所有的一切都浓缩于此。看看历史上的人都是怎样取名的？无论古今中外，取名一直是人生头等大事，今天的人就算平时不看书，要说给孩子取名，都得把《周易》、《诗经》、《楚辞》、《康熙大字典》搬出来，再不济也会向度娘求救。尤其是父母，给孩子取名时有很多考量，要好听的、吉利的、有希望的，总之倾注了很多。古代人也有取名原则，主要是根据婴儿出生时的生理特征、相貌、祥瑞、事件、情状等等。三国刘备的夫人曾经梦见自己吞食了北斗星，因此怀孕，所以她给孩子取名“阿斗”，也就是蜀汉的后主刘禅。据说李白得名，是因为母亲生他的时候梦见了长庚星（金星），于是李白以长庚星的别名“太白”为字，世称李太白。清代文学家、戏剧家李渔，因母亲怀了11 个月才出生，白发长者说孩子非凡胎，是“仙之侣，天之徒”。于是父母为他取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而后人熟知的“渔”和“笠翁”的名号，是李渔中年以后的事了。 
古人认为，人的“命”与“名”是直接相联的，所以给孩子取一个驱病禳灾，长命百岁的好名字非常关键。其实在今天看来，主要是因为古时的医疗水平低，新生儿的存活率不高，为人父母者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孩子能顺利活下去。所以，他们常常用贱物、丑陋之名命名儿女，以期长大而不夭折。像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字幼安。想来，他们的父母一定是希望孩子从小就自然安康，没有疾病。俗话说“贱名好养活”，今天常见的大龙、虎头、二狗、铁柱、翠花之类的小名古已有之。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小名叫“犬子”。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小名“虎头”。慈禧太后小名“翠妞儿”。古代第一美男西晋的潘安，小名檀奴，就连诗仙李白也给儿子取名“明月奴”。
这里说一下“奴”字，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很多名字都以奴结尾，虽说字面意思是一种卑微和低下，但更多是表达一种亲昵与爱护。与宋时盛行以“郎”、“哥”煞尾的名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电视剧《知否》中，小秦氏母亲常喊顾廷烨“烨哥儿”或是“二郎”。但宋朝的“哥”和“郎”更多是一个通用的称谓，名字后头都可用。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小名叫“獾郎”。虽说小名比较粗鄙甚至有些卑贱的，但背后人们祈求“生”的愿望从未改变，它带着父母亲人的爱护和亲昵，伴随着一个孩子长大成人。
鲁迅童年的小伙伴闰土，因为生在闰月，五行缺土，所以取名“闰土”。这个典型的中国式取名方式体现了中国人对命运的理解——人人命中都有五行，五行又常常不平衡，所以取一个具有五行色彩的名字，可以补足缺失的那部分。在古人看来，金木水火土既是组成世间万物的元素，也是一种状态，它们相生相克，十分微妙。 利用“五行相生”取名最早可追溯到唐开元年间，大族博陵崔氏的子弟崔镇，就给自己三个儿子依次取名为：崔浔、崔澄、崔溆。因为崔镇的“镇”是金子旁，按照金生水的原理，儿子们的名字就成了一片汪洋。到了宋代，五行相生取名法日益流行。公元1130年9月的一天，可把理学家朱熹的父亲朱松纠结坏了。依照“木生火”的原理，朱松名中有木，孩子的名里一定得有火。但他并没有用带有火的字，反而用了四点水的“熹”字给孩子命名，这看起来有些无厘头，实际上是一举两得。古代的四点水读为火，一些表示加热的汉字如“蒸”、“煮”都用四点水作为部首。“熹”字五行属火，有炽热之意，而朱熹五行缺水，朱松巧用“熹”字，既使木生火的顺序得以保持，同时又给儿子的命里补了水，真是思虑周全。今天的人常嘲笑自己五行缺钱，缺爱，缺时间，而命里真正的缺的“五行”想必没有多少人会知道，用五行补足取名就更少了。但对生活在蛮荒岁月里的人来说，参考五行思想取名既是一种对生命规律的探索，也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
在中国，有一种尴尬叫岁数大，辈分小。造成这个现象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常按“字辈”取名。字辈，也叫字派，是名字中象征家族辈分的字，用来区分本族人之间的长幼、尊卑、血统、亲疏关系。按照“字辈”取名，一般名字中的第一个字是同辈族人的共享字。中国近代的传奇家族“绍兴俞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晚清名士俞明震纵横文学界和政界，娶了曾国藩的孙女为妻，二弟画家俞明观，三弟官宦俞明颐，小妹俞明诗（陈寅恪的母亲），可谓是知书明理的“明”字辈。后来俞明震生子俞大纯，曾任民国时期的陇海铁路局局长。俞明观的儿子俞大光是中国理论电子工程学家。俞明颐长子俞大维留学德国，三子俞大绂中科院院士，兼中国农业大学的名誉校长，应该是俞家“大”字辈是光耀门楣的一辈。由于历史原因，大字辈的下一代已经分散在大陆和台湾，虽然依旧鼎盛，但字辈早已不复存在了。对现代人而言，字辈现象更是变得陌生了。其实字辈是中国传承一千多年的重要取名形式。东晋南朝时期，一些望族子弟就竞相以字辈命名。有的家族还有字辈诗，如云阳怀德堂以《殷氏宗谱》规定二十一世以“世嘉懋俊泰，学道在新民，传家惟忠厚，同发万年春”为谱名。字辈诗并不是胡乱堆积，而是含有深义，教育后代。有的字辈诗就是一个家族的发展史，希望子孙后代不忘根本。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基本已经丢弃字辈取名的方式了。但字辈文化作为姓氏族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追根溯源的历史依据。
前几年，一位陕西父亲给孩子取名“王者荣耀”，一位重庆父亲欧阳成功，期望儿子有个美好的未来，于是为其取名“欧阳成功奋发图强”，最终因为这8个字的姓名超过了户政电脑系统显示长度，登记时遭到拒绝。 几年前的移动自媒体远没有现在发达，但这两个名字都在网上引发了全民围观。名字是一个时代鲜明的印记，一个时代信奉什么，就会取什么样的名字。 东晋盛行天师教，带“之”的名字特别多，因为天师教的教徽很像草书的“之”字，于是很多信徒们为证明自己的信奉虔诚，纷纷将“之”字烙印在自己的名字中。一时，“之”字名犹如春风拂地，吹进千家万户。 比如琅琊王氏，书法家王羲之与他同辈中名里带“之”者就有12人，子侄中有22人，如王献之，王徽之，孙辈以下的有近40人。还有画家顾恺之、名将陈牢之、天文学家祖冲之、“白袍将军”陈庆之、史学家裴松之等等。 其实，从历史到今天，人们取名总是难逃时代、社会变化的影响。从不同时期的人名也能看出一个时代的发展脉络：大跃进时期：孟跃进、潘胜天、王超英、戴红花、方卫星。
198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京召开，统计显示新中国成立时期名字中带“红”字的频率特别高。70后男名中“军”“勇”“伟”“庆”，女名中“英”“丽”“艳”“霞”排在前列。 改革开放以后，名字更多地倾注于个人的感情和关怀，家长们开始寻找更悦耳动听的表达。于是80后、90后男名中，“磊”“超”“涛”，女名中“静”“娟”“婷”被广泛采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开始为人父母，他们大都受过良好教育，希望给孩子取一个有文化、有内涵还能彰显个性的名字。但事与愿违，虽然文雅响亮有内涵，但雷同率好像更高了。于是，00后、10后男孩名中“轩”“浩”“宇”“睿”，女名中“涵”“梓”“萱”“思”成为爆款。有人开玩笑说，在00后、10后班里要是喊一嗓子“浩浩”，估计得站起来七八个。网上还有位做老师的网友发帖说，班里有张瑞萱、张若萱、刘瑾萱、董子睿、邓梓睿……要是不好好分辨，都有点分不清楚的感觉。不可否认，随着时代发展，中国的姓氏文化确实越来越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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