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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艰难，不在互联网，不在社交媒体，甚至是当下的经济状况，当然，这些问题都让成长变得更艰难，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不再提供任何有吸引力的成年人的模型。” 在今天的社会，很多成年人活得像个小孩子，他们希望永远享受年少的自由与随性，而避免扛起工作或人际关系中的责任。他们也许结了婚，有了稳定的事业，但这只是表象，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是一个孩子，怀抱着不切实际的梦想，希望写出最伟大的小说，或者找到最完美的情人，但却不真正为此付出行动，或者负起责任。
为什么会这样？在《为什么长大》中，美国哲学家苏珊·奈曼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成长的艰难，不在互联网，不在社交媒体，甚至是当下的经济状况，当然，这些问题都让成长变得更艰难，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不再提供任何有吸引力的成年人的模型。” 在美国心理学家艾瑞克森（Erik Erison）的人生八阶段理论中，青春期（从十一二岁到十七八岁）属于人格发展的第五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是自我意识的确定和自我角色的形成。在这个人生阶段，他们对于自我的认知还没有建立起来，还需要进行多层面的探索和实验，但社会（尤其是父母）对于他所要扮演的角色已经有所规定和期待，于是二者之间经常构成巨大的冲突。
什么是成年的图景？小时候想像成年后的人生，似乎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拥有世间所有可能的金钱、爱情与幸福。这种关于成年的图景与其说庸俗，不如说幼稚。另外一种关于成年的图景恰恰相反——成年人过着一种沉默、荒凉、绝望的生活。成年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接受既定现实的限制，屈从于生活，尽管它远不如起初想象的那样刺激、有价值或者有意义。
19世纪流行成长小说，会描述一个年轻人追寻灵魂，发现自我的过程，成年意味着一个独立的自我的成长，在社会留下自己的印记，而到了20世纪，尤其在‘二战’后，几乎所有的小说家，索尔·贝娄、玛丽·麦卡锡、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他们笔下的成人生活，无一例外都是破碎的梦、破碎的婚姻、无法实现的野心、职场的疏离、家庭的隔阂。 《绝命毒师》、《广告狂人》的主角是各种自恋、长不大的孩子美国历史学家史蒂夫·明茨（Steven Mintz）在《最好的年华：当代成人史》一书中分析了美国在过去400年里“成年人”的变迁，认为“成年图景”的贬值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成人小说，也叫启蒙小说，起源于德国，是西方近代文学中颇重要也常见的一个类型。简单说来，这类小说处理的是主角自幼年或少年至成年、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或许进入社会吃亏吃苦而逐渐明白世途艰难人心险恶，或许经历某个或某些重大事件而使人生有所领悟有所改变；而在这番“长大成人”的领悟和改变完成之际，故事也由此到达（圆满的，或虽不圆满但尚称释然的）尾声。在美国哲学家苏珊·奈曼（Susan Neiman）看来，成年的贬值来得更早，形式也更加的隐秘。在她看来，彼得·潘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这本小说写于1911年，与其说是在“浪漫化”“理想化”童年，倒不如说是在描述成人世界有多糟糕。而到斯皮尔伯格改编这部电影时，成年人（彼得·潘宁）变得更加悲哀可笑。
“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控制你的生活，学会做计划、承诺和决定，为你的行为结果负责。一个孩子，比如彼得·潘，如果他受着欲望的摆布，怎么可能学会这些，怎么可能发展出有能力支配自由的自我？”苏珊·奈曼今年60多岁，定居柏林。她说，自己在50岁的时候，经常听到别人恭维她说，“你看着真年轻”。作为哲学家的她立刻捕捉到这种恭维背后的问题——不仅是对青春的拜物，也是在暗示，你只有在你并非所是的状态（年轻）里才看起来很好。“我们生活在一个庆祝不成熟的文化里。”她说，“成年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图景。成年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接受既定现实的限制，屈从于生活，尽管它远不如起初想象的那样刺激、有价值或者有意义。”“成长的艰难，不在互联网，不在社交媒体，甚至是当下的经济状况，当然，这些问题都让成长变得更艰难，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不再提供任何有吸引力的成年人的模型。”
她甚至认为，当下西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也与西方文明中“成年的危机”有关。缺乏道德目的，无法在现代经验中找到意义，导致年轻人投向那些可怕的宗教教条。“听命于那些宗教权威的行为毫无成年而言，但我们又能提供什么另外的选项呢？”在《为什么长大》一书中，她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从哲学中找到一个成熟的模型，不是屈从于无可避免的失去，而是关于成为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我总是不断地回到各种被诟病的启蒙时期，因为那是我们的根基所在。在启蒙之前，你很难想象成长是一个问题，因为根本没有选择——你的命运取决于你的父亲。难怪对卢梭和康德来说，成长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卢梭的父亲是钟表匠，而康德的父亲是造马鞍的，他们未曾想象过自己儿子会成为大哲学家。”卢梭和康德是《为什么长大》一书中的主角。卢梭一生狂放不羁，而康德过着刻板枯燥的生活。但康德却说，卢梭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房间里唯一一张照片就是卢梭的肖像。卢梭写了世界上第一本育儿书——我们关于育儿的很多现代观念都来自这本书，比如孩子应该由母亲抚养，孩子应该有机会玩耍，教育不应该基于机械学习，而是尊重孩子的兴趣与好奇心。也是卢梭第一次提出，童年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它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也是天性保存得最完全的时期。它并非工具，而是目的本身。但他的目标并不是浪漫化童年，而是为一个自由、自觉的成年人打下基础。但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在一个不想要自由公民的社会里想要抚养这样一个孩子有多难。而正是这个问题，引导康德写出了《何为启蒙》。在《何为启蒙》里，康德把“成熟”定义为——理性将自己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按照成长的逻辑，一个人刚出生时只是一个无助的婴儿，但随着身心的发展，我们将逐渐掌控人生以及与之相伴的世界。我们会逐渐融入世界并稳固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然后变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经验，直到我们可以成为自作主宰的成年人。但另一方面，我们最坏的本能却无时无刻不在阻止破坏这个过程——处于被动状态是一件舒适的事情。我们选择了不成熟——让别人替你做决定，远比你自己做决定要舒服得多。“如果有一本书照顾我的理解力，一位牧师照顾我的良心，一位医生规定我的饮食，我丝毫不用自己费劲。只要我能付钱，我就不需要思考，别人自会帮我打理一切事物。”（康德） 但奈曼认为，康德更深刻的洞见在于，不长大，并不只是我们的错，而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结构在保持我们的“孩子气”。因为我们不长大，永远保留在青少年的心智状态，符合社会的利益——即便是最好的政府也会发现幼稚、消极的臣民比独立、理性的公民更容易统治。国家控制的欲望与我们贪图舒适的欲望，创造了一个更少冲突的社会，但这不是成年人的社会。
《成长边缘》剧照 在康德的时代，这固然意味着审查和惩罚，但消费社会发明了更好更隐秘的方法。以消费而不是生产来定义一个人——长大成人意味着有能力购买昂贵的玩具、更贵的车、更新的手机、更时髦的鞋子……而建立一个公正人性的社会反而被斥之为孩子气的梦想。所以，我们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有一半的信息迫使我们变得务实，不再做梦，接受世界实际的样子，并把成人的世界描绘成对现状的妥协。另一半信息则是关于如何保持年轻的产品和建议。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比审查更有效——“如果你阻止人们得到信息，总会有一些勇敢的人起来反抗，但如果你用大量无意义的选项淹没他们，他们只想让噪音停止。”“正因为如此，真正的成长不是一种顺从，而是一种颠覆的理想。和所有的理想一样，它永远无法真正实现，但不代表它不能引导我们的行动。”奈曼说。“在康德看来，哲学在帮助我们成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恰恰是相反的。它不会安慰你，也不会减轻你的疼痛；实际上它一定会使你的生活更加艰难。因为现实是不合理的，理性的任务是确保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通过独断论和怀疑论之间的辩证法，哲学引导我们尊重两者都包含的好奇与愤怒。它要求我们直面永远得不到想要的世界的事实，同时却拒绝放弃心中想要的世界。”
所以，在康德的成人模型里，“成长，更多的关乎勇气而非知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无法代替你运用你的判断力的勇气”。判断力至关重要，因为真正触动我们的问题不可能通过遵循某一个规则找到答案。我们需要勇气去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依赖国家、邻居或者喜爱的电影明星的判断力。也就是说，独立思考，是成人的关键。其次，要有勇气去接纳贯穿我们生命始终的裂缝。理性的理想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经验却告诉我们现实往往不是理想的样子。长大需要我们面对两者之间的鸿沟——两者都不放弃。
是的，成年必然遭遇失去。我们失去年轻，失去外表，失去健康。父母死亡，朋友离去，婚姻终结，孩子长大，终究离去。对于大部分成年人来讲，即使最亲密最重要的情感依恋，也会证明是短暂的，一半的婚姻以离婚收场。但是，正如李剑，一位中国的哲学家告诉我：“成年，意味着成为一个有人的尊严的人，过一种有人类尊严的生活。这包括，能够去爱，去悲伤，去经验到渴望、感激和正义的愤怒；能够形成关于善的观念，能够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批判性反思；能够得到平等的、尊重的对待等等。”比起苏珊·奈曼，罗伯特·哈里森教授对于这个时代的“青春迷恋症”有着更复杂的心态和思考。几年前，我在斯坦福大学采访他的时候，他就曾经表达过对硅谷青年文化的某种深切忧虑。我记得他说，这个时代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现代人正在放任自己的文化由一群“硅谷的孩子”（介于男人与男孩之间）来领导，任由他们重写社会的规则，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与苏珊·奈曼的《为什么长大》所谈的恰恰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奈曼批判的是成年人放弃了对一个应然的、更好的世界的希望；而他担心的，恰恰是年轻人对这个世界过于鲁莽的改造。2014年，他写了《返老还童：我们为什么膜拜“青春”》（Juvenescence），一本关于“年纪”的哲学思考，从一个更宏大的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成长的问题——“人类有许多不同的老化方式：生物上、心理上、社会上的，此外还有一个文化年纪（Culture Age）。如果这样考虑年龄，我们或许比想象中老很多。”他从美国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Gould）那里借来“幼态持续”（Neoteny）的概念，认为我们当下的青春迷恋症，恰恰是“幼态持续”在文化或者精神层面的一个体现。当代进化生物学的研究认为，某些重大的进化改变是通过发展的延迟（或阻滞），而非积累来实现的。当有机体通过进化获得改变以便其成体保持幼年的某些特征，这种过程就叫作“幼态持续”。人类是“幼态持续”的动物。我们演化的方式之一就是直到成年都还保留了我们祖先原本的幼态特征，比如我们的脑生长得更慢，骨骼骨化得很晚，新生儿的未成熟状态更为彻底，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父母的照料。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幼态持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我们巨大的脑至少部分是因为出生前的快速生长率延续到了后来的阶段。
哈里森教授认为，如果将“幼态持续”的概念用到精神层面，我们可以用它来指代一种童年心理在经过保存与修改之后，被延续到成年期。“如果人类的心理中没有保持了某种‘内在的孩子’，世界上大概就不会有各种父神、母神、各路神明。世界上就不会有宗教，不会有俄狄浦斯情结，也不会有艺术、诗歌、科学、哲学，因为所有这些人类的创造都源于在某种现象面前某种孩子气的惊奇感。而人类对生活的许多期待——我们的存在很重要，某人某物应该关心我们——本质上都是孩子气的。这些孩子气的欲望、梦想、失望，并没有随着成年而终结，而是延续我们的一生。”这样的“幼态持续”并非坏事——青春（youth）对文化的创新和天才的光芒闪现至关重要。一方面，人类史无前例地被延长的青春依赖于成年人提供的智慧与稳定，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被延长的、受保护的青春，我们才得以成长、成熟，创造了社会和文化，积累了足以与天才抗衡的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依赖于“青春”与“老年”，“天才”与“智慧”之间的平衡与转换——“天才”专注于创造属于未来的新事物，“智慧”专注于继承过去的遗产，并在传递的过程中予以更新。（“智慧”这个概念是从汉娜·阿伦特那里借来的，指对世界延续性的一种关切。）但他认为，我们今天的文明呈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特征——过去的文明，一次次警告，青春的天才是如何被老年的智慧所压迫毁灭的。但我们的时代恰恰相反，青春的天才被庆祝，而年老的智慧则遭到了抛弃。“我不知道我们的文明是否可以只靠青春的天才而存活。”他说，“当创新、变化来得过快过于鲁莽，文明更新的源头是否会遭到破坏？”在他看来，这个时代最大的诡计就在于，一边迷恋着青春，一边却又正在对其自以为崇拜的青春发起战争——“一方面，它给年轻人对文化的主导权，但另一方面，这个时代又在剥夺这些年轻人养成真正的创造力所需的闲散、庇护所以及孤独，而这些是一个人形成自己的身份、创造力的根源。它剥夺年轻人的即兴发挥、惊奇以及失败的自由，剥夺他们闭上眼睛，在屏幕的巫术之外形成自己的图像的能力。剥夺他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没有这种与自然、与宇宙的关联感，生命将失去意义。剥夺他们与过去的关系，因此也无法形成自己的未来。”
“硅谷的年轻人喜欢说，我们连接世界。是的，我们可以越来越快地链接全世界，但它们是否真的有助于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呢？”他最担心的是，无所不在的连接，来自所谓“云端”、整天在你脑中嗡嗡作响的集体意识的声音，正在使得孤独和独处变得不可能，但只有在孤独和独处中，一个人才能进入与自己的对话，进入与历史的对话。“一个人要进入那样一个地方，超越自我的爱在一种‘鲜活的记忆’中弥合了过去、现在与未来。正是在这里，一个人才能获得历史性的存在，从而将对自己的爱转化为对世界的爱，正是这种爱将孩子变成大人，不仅在心理层面，也在文化与历史的层面。比如，我作为一个西方人，随着我对19世纪、文艺复兴、中世纪、古典罗马希腊了解越多，我对这些时代了解越多，我的历史感越成熟，我的文化感越成熟。”“但是，这样的地方需要日常的内省、沉默、孤独。一个人日后人生的智慧，是在他年轻时独自度过的时光——阅读、学习、好奇、观察、做梦、想象、沉思里滋养出来的。正是这种孤独，催生了心理、情感与文化的成熟。”“我理想中的成年，不是在外表、行为、心智或者生活方式上无限靠近年轻人，而是经过了这样历史性的转换之后，你是一个年轻人，但担当着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责任；同时，你是一个成年人，却带着对世界无限的好奇与惊讶、一个年轻版本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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