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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借字、异体字、出典和错别字》●张晓明 文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任何一件作品把文字写正确是一种起码的要求。作为全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奖项，本次“兰亭奖”率先设立了专门审查文字的评委，重视作品文字的正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由于审评尺度问题，随之带来了究竟是对是错的争议，令人深感无奈。按理说来，即便有审查评委，也必须依“法＂办事，问题在于此“法”当如何立。  当然，依着《新华字典》写，自是最省心不过的了。但是果真如此，字形千篇一律，有损于书法艺术的魅力，诚有焚琴煮鹤之忌，想来是万万使不得的，书法作品的文字正误标准理应宽泛得多。这里，我想对可允许的文字的变异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其一，在书法作品中通借字的运用无疑应该是允许的。王延林先生认为“岳阳楼”可写作“嶽阳楼”，我十分赞同，优如“东岳”可写作“东嶽”、“岳麓寺”可写作“嶽麓寺”一样。但严格说来这不是异体字而是通借字。所谓通借字是指两个不同的字，在某处字义相通时可互为取代。如”予、余”在人称代词上，＂耶、'邪”在语气助词上都可通用。因汉字有一字多义的特点，在其独立字义处自然就无法借用了。如“岳丈＂就不能写作“嶽丈＂，“给予”不能写作“给余”，“邪气'不能写成“耶气”。 其实这类字在《新华字典》上通常也可以查阅到，问题是有些青年作者不明简繁的转换过程，为了使自己的字美观，胡乱在《新华字典》中以简寻繁，就不免洋相百出，贻笑大方。如“松”的繁体为“鬆”，“宽松”、“松散”都可以作“鬆”，而松树之“松”是形声字，没有通借，就不能写成“树”。又如“幾”通常是“几”的繁写，但“茶几＂之“几”是象形字，没有繁写，不能写“茶幾”。  其二，异体字是我们书法中惯用的字形，不能视为错字。历代书家为了使字形美观，写来适手从心，常改笔变形以书之。应该说这是没有道理的，但由于历史的积累，所谓约定俗成，异体字早已成了书法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为书法艺术带来了新奇的变化和出人意料的效果。异体字是指同一字的不同写法，如“铁”＂可写如“鐡＂;“霸”字头可以从“雨”也可从“西”:“逆”可写成“進”………有的汉字的异体字多达数十个乃至上百个，“百寿图”、“百福图”就是由此而生的。 当然，“人无完人”，你不能要求评委熟悉每一个异体字，在评判过程中”漏判”、“错判”也是正常的。然而作为评委，是否也应该在将作品“判处死刑”之前稍事慎重呢?好在已有《异体字字典》问世，确证而后施刑，才能不失公道。 其三，其实错别字不是我们时代才产生的，自古以来见不鮮。楚三先生《正本清源》一文切切地道出了此中无奈。楚三先生所“本源”二字的来龙去脉证得清清楚楚。其实何止“本源”，汉字在造字之初便有了这种疑惑。众所周知，汉字造字有”六书”规则，严格说来，真正的造字法只有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种，转注、假借更多意义上倒是用字的不同。尤其是“假借”似乎还有点古人以讹传讹的成分。比如:“亦”字骨文中原是指事，指人腋下，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掷用作与本义毫不相关的“也”字解，“亦”和”也”就成了通借字。如今若有人追其本义，写“腋下为“亦下”，怕无人能识下。故今人书写大可不必究其本义。如写字“正本清源”，违了文字”约定俗成”的通则，反而会扰乱视线，令人无所适从。  还有一最容易发生争议的地方，则是晋唐宋元以来前辈大家曾写过的字，如细细酌，有些无疑当列入错别字行列。而这些大名家、大文豪，又有谁敢对他们的字说三道四，如今即使出版他们的文集，也照”错”无误，只在注解中稍加说明，这类字自古以来人们通常将之视为＂“出典”，如王羲之《兰亭序序》中”崇山峻领”的“领”当为”岭”;社牧《张好好诗》中“置好好於宣城稿中”的”藉”当为”籍”，乃系别字;又如苏东坡《洞庭春色赋》中“橘中之乐”的“橘”下部写为”同”，黄庭坚《伏波神祠诗》中的”墨渖”的”渖”字脱了“宀“头，写如“潘”，今人眼里显然是错字……古人的错字被视为”出典”，今人的错字则一律被封杀，确实有点”窃钩者诛，窃国者候”的味道。我想是否我们能进一步包容一下，凡有出处者一律不作错字判?当然这对评委来说，又增加了一层难处。       最后顺使提一提关于文理上的错字问题。宫不舍先生指出“兰亭奖”的一件获奖作品中“不甚欣然＂之“甚”有悖文理，当为“胜＂之误，言之十分有理。其实，这类问题古人也时有发生，如《兰亭序》中“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其中'快”字实在解说不通，故遂良在《兰亭序》时将之改成了“快”字。我想、本于文责自负的原则，他看到花开，不甚开心，又怪君底事?这类“错字”还是姑且容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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