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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与中国作家路遥《人生》相似。于连和高加林分别是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司汤达《红与黑》和20世纪中国小说家路遥《人生》中的主人公,这两位主要人物身处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与彼此类同而又富有各自特质的人生道路,两书在塑造两位主人公人生发展轨迹时,都讲诉了他们感情发展的轨迹和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度的情变悲剧。两书都对他们情变因素的解读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情变悲剧所折射出的时代与社会悲剧意义。这其中有个人和社会原因。 《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是一位高度关注爱情的作家,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理论创作,在司汤达身上都有热烈甚至激进的经历。而路遥,则是有着传统母性意识和现代女性意识相纽结的悲剧性爱情观,有着对传统道德的留念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正视。两位作家虽然生活的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但两人都始终坚持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映社会现实与人生,他们身处的环境,虽属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环境,在爱情方面却有着相似的经历,同时又由于两位作家各自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因素,在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爱情便呈现出相似和相异的形态。 于连、高加林与他们人生中女性的情感纠葛到底属不属于真正的爱情呢?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将于连视作一个仅能通过接触并占有上层社会的女性来在权利和地位上投机倒把的狂热积极分子,认为于连和与他交往的两名贵族女性之间没有任何的爱情成份可言,有的只是对贵族女性的占有欲、征服欲以及借此对贵族阶级宣泄的报复欲而已,是为了政治地位和目的所进行的情爱。“他们的‘爱情’体验,只能算是异性间的简单吸引和结合,正因为是‘简单的结合’,才会使他们那么冷静,那么理智地去对待他们的情人”,连于连自己也曾说:“如果我竟然对这个金发大玩偶发生兴趣,那我就显得有点过分了”。 于连和高加林都有两次爱情经历，他俩英俊的外表、博学的才华深受女性喜爱。无论是深爱着于连的德·雷纳夫人还是玛蒂尔德小姐，她们都义无反顾地爱着于连；同样乖巧善良的巧珍和美丽真诚的亚萍也是不顾一切地爱着高加林。女子先于男子爱上对方，因此两位男主人公都掌握着爱情的主动权。但是他们的爱情又有所不同，比如说动机。 于连的爱情动机是具有报复性、功利性的，是不单纯的；而相比之下高加林的爱情更加自然。 为了能够混迹于上流社会之中，于连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一心只想着功名富贵。 高加林的两次爱情经历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至少在恋爱过程中没有像于连那样有着遥不可及的身份差异。他的爱情经历隐含着这样一条恋爱准则：身份对等。他的身份变动决定了他对恋人选择的主动权。但是从始自终他的恋爱动机都是单纯的，不带功利性的，他没有想通过自己的恋爱对象去报复谁，或者是通过恋人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这便是他和于连对待爱情的不同之处。高加林第一次亲吻巧珍后十分懊悔，“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再说，他自己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就亲了一个女孩子，对巧珍和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爱上巧珍就等于高加林承认自己农民的身份，事实上他也确实承认了，即使这个过程中他有过各种挣扎。“他从巧珍纯朴美丽的爱情里，又深深地感到：他不该那样害怕在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够结出甜美的果实！”与巧珍的相爱，是高加林处于低谷时期的情感慰藉，是他渴望成熟，获得自尊，积累经验的自我塑造与完善的过程。这样的爱情也注定会以悲剧收场，它是高加林成长路上的一道关卡。高加林因他叔叔回县城当劳动局长的缘故，在马占胜的安排下谋得一份县上通讯干事的职务。面对高中同学黄亚萍的告白他无力招架。“他现在觉得黄亚萍和他各方面都合适。她有文化，聪敏，家庭条件也好，又是一个漂亮的南方姑娘。”当黄亚萍向他表示爱情，并准备让他跟他去南京工作的时候，他才把爱情与前途联系在了一起。“他想：巧珍将来除过是个优秀的农村家庭妇女，再也没什么发展了。如果他一辈子当农民，他和巧珍结合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他现在已经是‘公家人，将来要和巧珍结婚，很少有共同生活的情趣；而且也很难再有共同语言”，他有这样的想法本来也无可厚非，毕竟优劣摆在眼前，况且他并没有蓄意勾引黄亚萍并想着凭借这成关系一步步往上爬。当高加林走后门的事情被告发后，他毫不犹豫地决定“主动找黄亚萍断绝关系”，而不是央求对方动用关系将他留在城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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