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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分析过，淝水战前，前秦总的国土、人口、经济、军事对比当时东晋而言的优势小于隋伐陈时的优势，但比北魏太武帝时与刘宋孝文帝的优势要高不少。南方汉族士族和民众固然反对前秦的进攻，但从淝水战败后前秦遭到西燕、后燕、后秦、东晋多方攻打，濒于绝境之时，而长安、邺城、新平、晋阳等地仍然忠于前秦死守甚久的情况而言，前秦在北方的统治未必不得人心。战争是暴力对抗，后世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清灭南明人民敌视、反抗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未必不如东晋激烈，仅仅以南方汉族的反抗情绪判断是否符合历史进程恐怕不见得准确。苻秦统治集团对汉文化的推崇和汉化的进程并非始于苻坚，史料记载在其汉化改革的进程中遭到氐族贵族反对的情况还弱于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岂能断言前秦不可能在统一之后顺利实现民族融合？苻坚在南伐宣言中声称，南伐成功后，要使“中州之人，流渡衣冠之胄，还其墟坟，复其桑梓”，若其南伐军事上取胜，未必不能收拾士族人心。总体而言，粗略判断其南征胜利的可能性当在十分顺利和不可能取胜之间，以其必胜或必败恐怕都不合适。 ▲淝水之战，图/网络。 关于苻坚坚持南伐的理由，前面也已论述，不可仅以不纳忠言一意孤行视之；而是有其深刻考虑的;曩者南攻襄阳和彭城，已知东晋战力和战意，全国动员，不可谓轻敌；关于穷兵黩武的说法，论者常以这样规模的征发撼动了前秦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征兵源素质过低而诟病此项政策，其实前面分析过前秦的总户数为近五百万户，近2200万人口，动员后总兵力为97万人，约对比前秦的对手东晋，在淝水之战时，其人口不过户约100万，口将近500万，常年遭受饥荒，甚至政府机关都因为饥疫影响办公（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册），淝水战前总兵力将近20万（西线荆州军10余万，东线北府兵8万左右，肯定守卫建康等要地还有部分军队），其军队兵员与人口比例大抵相当。若单以此为据责苻坚穷兵黩武，恐非公允。 以此论之，苻坚伐晋，自有其不得不伐之理由，其政治、军事亦有一定考虑，所谓因胜而骄、穷兵黩武、不纳忠言一意孤行，并不确切。当然，苻坚由于其自即位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对伐晋的困难估计不足是说得上的，苻坚伐晋军事上失败的原因，前文业以论及，我们固然可以对其倾国而出，亲自南下企图一鼓而尽拿下东晋实现统一为军事冒险，非万全必胜之策，但以苻坚所处地位情景论之，是否可有所为万全之策？又或者何为最佳之策？是否应该按王猛临终时的遗言，采取保守策略，攘外必先安内，先行剪除内部鲜卑、西羌隐患呢？ ▲淝水之战，图/网络。 所谓鲜卑、西羌之患前秦，前面也已涉及，在史料记载中，氐族对相处时间更长、恩怨更多、同样被消灭的羌族集团人士似乎并不特别仇恨，除了王猛和苻融提到过羌族以外，很少提到氐、羌之间的矛盾。大多数矛盾、冲突和流言谶纬所发生在氐族与鲜卑之间。其实前燕鲜卑族与前秦氐族在两族建国前栖息地和生产生活方式均有较大差别，交集并不多，两国两族间主要矛盾主要来源于秦灭燕，所谓世仇其实并非实情。两族间的主要矛盾其实在于苻坚重用鲜卑贵胄，使其“父子兄弟列官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劳旧…..”另一方面，对苻秦宗室贵族叛乱的忧虑和前秦统治范围扩大使得苻坚采取军事殖民政策，将大量氐族从关中外迁，而将大量异族豪强迁入关中，更进一步增加了氐族与鲜卑之间的对立。与其说这是民族矛盾，还不如说是前秦政治改革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倾扎通过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在苻坚早期执政时氐族权贵对苻坚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打击氐族豪强也是不满的。如果氐族对鲜卑有仇恨，必欲杀之而后快，那么对“阶级仇恨和民族矛盾”更深的汉族如何对待？ 相对弱小的氐族出身的君主要想实现统一天下，不可能不重用异族精英，更不可能将异族高层全部杀死或奴役，而要想征服人口等多，文化更先进的汉族政权，在当时汉族士族不肯为其所用的情况下，必须团结和吸收其他胡族人才才有可能成功。这一点苻坚十分清楚，在这一问题上他比王猛更加头脑清醒。 ▲图/网络。 但是苻坚很失望的发现其身边的氐族执政集团却几乎没有人有这样的政治见解，反而被眼前的一点点政治权利迷昏了头脑，都在叫嚣要除掉鲜卑政治势力，这使本来就因自视文化水平高于氐族、对本民族国家被灭亡耿耿于怀的鲜卑贵胄更加心存疑虑，矛盾更加突出，苻坚不得不考虑，即便在其本人的压制下，这种矛盾可以暂时不爆发，但在其身后呢？自己的子侄兄弟能否免除成见继续自己的政策？当被俘而免除杀身之祸因而对自己心怀感激鲜卑首领们也老去之后，那些野心勃勃的鲜卑贵族青年一方面心怀故国情怀，一方面对来自氐族的歧视和敌意能否一直忍耐？苻坚心中并没有把握，更何况来自心底根深蒂固的对汉人政权有朝一日重新强大的忧虑和恐惧使他难以轻松。如果自己死后，氐族权贵与鲜卑之间爆发激烈冲突，已经统一的中原大地重燃战火，来自东南的那个朝廷会不会乘机北伐？难道自己的族人无法避免被奴役的命运吗？作为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统治者，他不可能不考虑这种前景的可能性。 ▲图/网络。 即便不急于南侵，想要消弭内部的矛盾也并非易事，同样存在失败的风险。而在存在一个传承所谓正统的汉族政权占据半壁江山的情况下，想要长久统治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的异族政权而言，更是充满风险。“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的箴言更是当时汉人对有朝一日起来反抗的希望。 所以苻坚选择在其鼎盛时期伐晋，也不能认为是轻率而为不够稳健，其决策亦有其必然性。其失败不可简单归于某一原因，而是由一系列人为或客观环境因素导致的，苻坚为了实现其统一天下目标注定没有简单明了的途径，只能选择一种危险而困难重重的道路，由于其个人和其统治集团班底的能力不足，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归根结底在于其以一弱小民族适逢其会建立了一个政权，又利用机会兼并了大部分中华疆土，客观形势迫使其不得不按照历史潮流前进，无法停步。个人的主观努力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历史发展，但不可能改变一切，苻坚面临的统一之路注定比一个汉族统治者更复杂，更艰难，他别无选择，在一系列艰难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他成功了一大半，但最终还是没有做到一点都不犯错，所以他倒下了。而他的努力和成就使得这一结果更增加了悲剧色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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