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商 范 蠡道家思想成就千古商圣陶朱公范蠡是中国的商圣，也是道商的始祖，曾被司马迁高度评价为“忠以治国，勇以克敌，智以保身，商以致富”。称其“三迁而有荣名”。 近日，看到不少地方政府及范蠡文化研究学者，言及范蠡功业成就时，给范蠡理所当然的戴上了儒商始祖的高帽子，虽可谓用心良苦，却实在是大谬。 “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儒商的始祖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史载子贡曾任鲁、卫两国之相，善于经商之道，曾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假如范蠡是儒商之祖，不但范蠡会不好意思，子贡肯定也满腹牢骚吧。 目前社会上广为认可的范蠡学术思想传承关系为：老子——计然——范蠡——猗顿。范蠡的老师计然，原姓辛，名文子，又名计研，是当时天下闻名的战略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为老子门下“玄元十子”之一（尹喜、庚桑楚、南荣趎、尹文、计然、崔翟、柏矩、列御寇、士成绮、庄周）。国际道商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王振川先生经过考证后认为，范蠡不但是计然的弟子，而且在他的人生中，应该也得到过老子的亲自指教。范蠡跟老子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范蠡所学为《计然七策》，其核心是如何发展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学，属于“贵生”之学，是正统的老子道学思想。范蠡在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之时，其劝谏之词多为阴阳盈虚定倾之道，俨然有老子遗风。 道家思想成就了范蠡，而范蠡无疑是老子思想的最完美诠释者。范蠡一生奉行老子道学思想，其进退取予无不洋溢道气玄风。老子道家思想在范蠡的人生中主要表现为： 大智若愚：范蠡青年时代，居于政治黑暗的楚国，深感无出头之日，恐被埋没而无人识，于是超脱佯狂，被俗人视为“疯子”，后三试文种，终结为挚友。体现了老子思想中“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在不得时，不遇人的前提下，和光同尘、韬光自晦，“圣人愚之”的智慧。 好战必败：老子《道德经》强调“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勒兵，“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劝越王不要轻易动武。他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体现出范蠡继承了老子“好战必败”、“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 大白若辱：《道德经》言：“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范蠡在越王兵败，生死存亡之际，向勾践献“卑辞厚礼，乞吴存越”之策。议和后“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体现出范蠡掌握和运用了老子“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大白若辱”的智慧思想。 欲取先予：老子《道德经》曰：“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为了越国的生死存亡，范蠡提出了“定倾”的具体办法，“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之与市”。勾践听了范蠡的话，派文种入吴请和。顺利实施第一步后，范蠡陪同勾践入吴国为奴三年，通过“自贱”、“自损”之法，解除了吴王夫差对勾践的戒心，并通过“捐货币以悦其君臣；贵籴粟囊以虚其积聚；遗美女以惑其心志；遗之巧工良材使作宫室以罄其财；遗之谀臣以乱其谋；疆其谏臣使自杀以弱其辅；积财练兵，以承其弊”这破吴七策，让吴王荒废国业，使吴国消耗国力。 自知者明：老子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当初勾践欲使范蠡治国家。范蠡说，“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后又在离开越国前，曾为挚友文种留书：“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见信称病不上朝，但还是被勾践赐剑逼杀。 益生曰祥：老子思想“贵生”，提出了“益生曰祥”的理念。当范蠡结束在吴的人质生活归国，勾践重新提出“节事”的问题时。范蠡说：“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强调土地是万物之本。农事做得好，可以生长万物；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从而道出了以农业立国、全民小康的复兴计划。勾践很赞许这个国策，甚至于说，“不谷之国家，蠡之国家也”。 功成身退：老子道学思想强调“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功成而不居”，而范蠡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史载，“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遂谢绝勾践恩威相加的挽留，不愿接受王“与子分国”的厚遇；不怕违者“身死，妻子为戮”的下场，“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范蠡走失后，越王用“良金”为他塑了一尊铜像，要求大夫们每十天对蠡像朝拜一次。“环会稽三百里以为范蠡地”，体现了老子“外其身而身存”的高明。 身重物轻：老子《道德经》讲：“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强调“贵己”、“爱身”，“身重于物”。范蠡离开越国后，首先来到楚国隐居，靠经营有道富甲一方，楚王请他出山为相，他说：“一介庸贾，不足为大王效力。所有财富可尽献大王。日后所去何方，还请开恩勿问。”散尽家财保身后，便辗转来到齐国，开始第二次白手创业。 上善若水：老子主张“上善若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范蠡经商辗转吴、越、楚、齐诸国，后又选择“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居于天下之中”的陶地，其居则处于善地。更兼智慧高超，善识天地阴阳盈虚之道，思想精深，心明如渊；经营“无敢居贵”，发财后富而好德，三散千金，与人善仁；崇尚“务完物”，其言善信；从政则官居上大夫、上将军、相国，兴越灭吴，其功甚伟，其政善治；以物相贸易，经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其事善能；善用十二周期循环理论预测天时，而“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其动善时；泛舟五湖，以水观财，悟“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之道。 圣人不积：老子《道德经》第八十一章讲：“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范蠡遵循老子之道，以道经商，以商显道，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奇迹，却又富而好德，分散家财与知交乡党，没想到没几年又成巨万之富。范蠡自称“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我不求财而财自来，已经到了极点。”其不求财而财自来之言，体现了道家因循自然，无为而治的高明，足证“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到，“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漫游山林、独善其身。他既入世，又出世，他的品格可以用‘内圣外王’四个字来刻画。”像范蠡这样有坚韧的品格与毅力，手中的财富与心中的智慧，骨子里散逸着老子所谓“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的“王气”。为人处世的境界更可体现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不居”的“圣心”。 所以，“子孙祭祀不辍”的陶朱公范蠡，不愧为商圣、道商、财神！ 一代商圣范蠡的经商之道 范蠡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他不仅仅是谋国的能将，更是经商的奇才。 范蠡，字少伯，生卒年不详，春秋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乃我国儒商之鼻祖。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就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买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抛出。就这样，范蠡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年谷贱伤农与荒年民不聊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纪录的典范。《史记》中载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就是说在从商的19年中，他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在秦汉时代，人们就把那些巨富们称为“陶朱公”，其名字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我们现在衡量一个企业家或高级职业经理人时，常常以学历、技能、工作经历、人脉背景等作为对其能力的判定标准，但是，用这些指标去衡量一个将才，即工作性质以技能为主的员工还算适合，若是用这些指标去衡量一个企业的领军者或决策层领导者，就不再那么有效。因为，对于这一特殊的人才群体，一些超乎技能层面的东西，才是这些人应该具备的最关键的能力，而大多数人却忽略了这些很简单且朴素的东西。 德为立身图强之本 其实范蠡忠诚的不仅是勾践，更是在履行对自己人格的承诺。在现代社会中，像范蠡那样笃信诺言，处顺境不骄，于逆境不疑的为人品格已经弥足珍贵。按照现在的一些价值观来看范蠡的行为只是一种愚忠，其实不然，范蠡的这种品德不仅换来了伙伴的信任，也换来了对手的尊敬，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人，在有聪颖的智慧，怎么可能不成就大事呢?我们今天的企业中，不乏因为个人德行的缺失而制约了企业发展的领导者。 蒙牛集团老总牛根生先生将企业经营的核心根本表述的很精辟：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能深刻感悟此中道理并亲身例行者，想来不会有很多。而那样去做了的人，虽然暂时可能会被社会的主流思想所嘲笑，甚至吃一些小亏，但是，最终大成的，还是这些以德为本的人。 “儒”、“道”相济的思维哲学 儒家的思想推崇仁、义、礼、智、信，方正的治国与为人大道，是春秋战国及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处事、治国的主流思想，甚至一直沿袭至今。道家思想则追求道法自然，虚静无为。而受这种追求自然、无欲、无我的观念影响，道家思想者中很少有人从政，因此，在当时基本没有以道家思想领导与管理国家的领袖阶层。而范蠡有一个开放睿智的头脑与宽广包容的胸怀，其兼具了儒、道两家之长，更广纳百家之思，又不囿于其中，跳出百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的思想特点构成了其独特的，即有儒家的礼信才德与直勇，又有道家，应天时，融入自然，顺应环境，借助环境，至韧至柔的特性。同时，范蠡善于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借鉴法家、墨家等诸子的治国统军之法，使范蠡之思、之行，坚时如磐石，韧时似皮革，而柔时又似湍流入溪，无影无形。 在从政时范蠡就体现出一种儒、道相济的思想与人格特性，也唯有这样的特性才能带领衰败的越国走出困境。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处于市场环境复杂，企业生存艰难时期的企业管理者，正应该具备儒、道相济的思维，才能带领企业于逆境中不挫，顺境中不骄，客观机敏地应对宠辱，达到带领企业平稳发展的目的，而非是大起大落。 晓利害，知进退 吴王夫差在彻底失败后，勾践不忍心杀他，要给他一块封地，让夫差做属臣，夫差则无法接受失败与屈辱，羞愤自尽。这又验证了那句话：活着才是赢家。当台风过后，小草有资格嘲笑倒在身边的参天大树。勾践与范蠡的胜利也可以理解为是道家思想的胜利。 大道自然，顺势而为 范蠡借助地理位置的优势从事早期的各国贸易，范蠡对经营贸易的理解是：越国盛产蚕桑、齐国广耕锄、秦国多冶炼、赵国善土木，各国有各国的特产与需求，经商就是促成各国间的商品交流，互通有无，在使各国受益的同时，商家自然得利。范蠡还经营农业、养殖等，并且总结出了很多经营方略，其精髓特点为：顺应自然环境与趋势，预测事物发展规律，而后借其力，驱其势。 天下己任，道义于肩 有一句话叫做“无商不奸”，虽然说法有些片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此采用各种手段：投机取巧、哄抬物价、小秤入大秤出等技巧，甚至是严重违背道德的手段。而范蠡不仅做到了“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侠商的气概。范蠡认为：商人能够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消费者。对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报，这样百姓才更愿意与你打交道。这和彼得?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必须为社会创造价值，社会才会回报给企业以利润”的观点不谋而合。道家创始人老子也有同样的观点：“天地不为自生，故能长生”。 在认真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经验的同时，还要从中国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积淀中，吸取宝贵的管理营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并结合当下的国情、人情和伤情，来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这就是我们追求卓越绩效和发展经济的中国特色，是我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骄傲，这是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秘密武器和软实力。 解读商圣范蠡
范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奇人，司马迁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他的人生之路，经商之道值得我们重新审视。结合春秋战国的历史进程，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为我们解读了范蠡丰富多彩的人生和他的人格精神。
春秋到战国的巨变 从春秋到战国，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果实明显增加。经济发展，社会变化，造成社会制度的不平衡。动荡、变革，贵族制向平民社会发展，传统制度如宗法制、世卿世禄、井田制、工商食官、学在官府在动摇，依附性减弱，社会活化。 春秋讲“尊王”，战国无人讲；春秋贵族“世卿世禄”制，战国开布衣卿相之局；“田里不鬻”变成土地可以买卖；从“工商食官”到私人商业、手工业出现；从“学在官府”到学问下移，新兴士阶层出现。春秋时代，生产力得到发展——铁器的产生，牛耕、水利事业、施肥的推广，青铜制造、手工业的发展。铁器是当时最实用的工具。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商人活跃，城市发展，商人的自由度提高，不限制在一个地方从商。 到了战国，变法与改革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变法与改革充满了曲折与反复，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各国相继建立，出现了地主制度经济和活跃的士阶层，社会结构出现新格局。 铁器的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经济得到新发展。战国是一个战争时代，兼并战争激烈，合纵连横，同时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科技取得新成就。 井田制的破坏使农民对自耕份地的占有关系加强，出现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贵族阶级的分化，也使一部分贵族下降为自耕农。战国初期，军功贵族通过赐予和买卖取得土地；同时，商人、货币持有人也通过买卖取得土地，他们和军功贵族一起成为新兴大土地所有者。春秋末期，农奴大量出现，其称呼隐民、私属徒、宾萌、族属等。 原属官府的工商，春秋末期已有很多人成为拥有不同生产资料和资金的个体工商业者，其中还有少数人成了大手工业作坊主和大商人。此时独立的商人也出现了。如弦高、范蠡、子贡等。司马迁认为，由于子贡的经商足迹遍布天下，孔子的名扬天下有子贡经商宣传相得益彰的影响。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农夫要“以粟易械器”，手工业工人要“以械器易粟”，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贵族、官僚、地主的剥削所得主要是农副产品，他们也要通过商人的手换取大量的奢侈品。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于是，民间商业冲破官营商业的藩篱而发展起来。当时到处都有不合法的市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列国也承认私商的合法存在而征收商税，商人纳过税就可以在城里的市场上进行贸易了。 孟子曾追叙商业生产的历史：“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春秋战国的商业交换活动有两大类，一类是远距离的货物运输——行商，一类是某个区域内货物的聚散——坐贾。战国有的富有大商贾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劳动力，动辄用几百辆大车转运货物。如魏国大商人白圭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方法，获取其利。吕不韦是战国后期的大商人，他经营可以获利百倍的珠宝，与各国贵族、官僚打交道，后来竟爬到了秦国丞相的位置。 从春秋到战国的社会变化，由贵族到平民，人的变化非常重要。战国的社会结构，使人拥有流动的自由、从商的自由、思考的自由。这就是范蠡生活的时代。 奇才范蠡 范蠡，子少伯。楚国宛城三户（今河南南阳）人。生于约公元前536年，约卒于公元前448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古代商人的鼻祖，中国最早的慈善家。“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李斯语） 范蠡，越国大夫，上将军，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商业家。范蠡扶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终于完成复国大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范蠡深知越王为人长颈鸟啄，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审时度势，激流勇退，弃官从商，避开了政治漩涡。 但是，范蠡的历史评价并不高。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将他列为“智人”；刘劭《人物志》说：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我认为，这种评价贬低了范蠡的价值，范蠡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从政坛退下来之后“二次创业”的人，可能范蠡不是“忠臣”，他离开了勾践，历代君主不会表扬这样的人，范蠡的名声远不如诸葛亮、岳飞等有名的忠臣。 范蠡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少年有志，时人未知。《越绝书》里说他“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被发佯狂不与于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他“佯狂倜傥负俗”——假装疯癫，很洒脱，与一般人的行为不一样。 时任宛县县令的文种，有政治抱负，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者，共同干一番大事业。他对范蠡早有耳闻，觉得此人不俗，很想请他出山，派小吏前去联系。小吏回来说：“范蠡本国狂人，生有此病。”文种却独具慧眼，听后哈哈大笑：“吾闻士有贤俊之资，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明，外有不知之毁，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文种还认为“狂夫多贤士，众贼有君子”（《越绝书》），所以亲自去找范蠡。在第一次遭到范蠡恶作剧后，文种再次上门表示了诚意。两人“抵掌而谈”“终日而语” “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从”。由此可得知，人才的出现，必须有伯乐的发现。而一个人才必备两个条件，一是才华，二是身体。 大约在公元前511年，范蠡25岁左右，和文种离开楚国，先向吴国进发。将到吴国的时候，发现吴国已有两位名人——伍子胥和孙武。我们知道，过多的顶级人才集中在一个单位，未必是什么幸事。而相对力量较弱的越国，对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当时的越王勾践，吸纳了范蠡与文种。 范蠡从政 范蠡从政，是他人生的转折。他的行为举止放荡不羁，人性率真，颇有道家风范，但他并非颓废，不是悲观主义者，在内心，范蠡还是有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的。他的思想特征，可称儒道互补或外道内儒。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然而在檇李（浙江嘉兴）之战中大败，被击中脚趾，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公元前494年，勾践听说吴国日夜演练士兵，准备向越国报仇，打算先发制人，再来个檇李大捷。范蠡力谏：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勾践不听范蠡劝谏，执意出兵。范蠡预料此战凶多吉少。 果然，越国遭遇会稽山大败。范蠡劝勾践答应吴国的任何条件以求保全性命，“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而吴王没有听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进言，罢兵而归。 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越国战败过了两年，越王勾践将要带着妻子到吴国当奴仆，他想带文种。范蠡愿随勾践同行，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可以看出，范蠡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且具有敢于担当的高贵品格。 吴王夫差想劝范蠡离开勾践，到吴国帮助夫差，而范蠡毫不动摇，很坦然说道：“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令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 在夫差病时，范蠡还指使勾践尝夫差之粪便，迷惑夫差。这是范蠡导演、勾践出演的一出荒诞剧，演出成功对勾践的前途起了至关重要的变化。经过此事，吴王被深深地感动，对勾践动了恻隐之心。而在政治当中，掺入了个人私情，注定夫差的结果是悲惨的。 战争之后，越国几乎跌到谷底，且其在复兴之时，要慎之又慎，切不能让吴国有所察觉。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 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公元前476年，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此时夫差倾全国之力，北上中原争霸，使国力严重消耗，后方空虚，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越国经过近20年的精心准备，国力强大，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公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吴王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祈望勾践也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勾践动摇了，这时范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平复了勾践动摇的心态。夫差自杀的时候，想念起伍子胥，认为自己愧对伍子胥，以至于造成如今的结果，遂蒙面自杀。 儒商鼻祖 灭吴后，范蠡向勾践提出了自己隐退的想法。勾践极力挽留，并威胁他说，如果坚持要走的话，就会杀掉范蠡及其妻子。但范蠡并不动摇，决然地走了。 范蠡还告诫文种要知退，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死，良犬就烹。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然而文种不听。果然，后来勾践赐文种一剑：“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范蠡丰富的经营思想，都值得我们重新认识。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抓住现时得时无怠，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三八价格，农末俱利。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积着理论。“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待乏论。范蠡主张把握商机，候时转物。他遵循经济丰欠循环论经商，提出“待乏论”，不要人等货，应让货等人。要准备别人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货物，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优势。 薄利多销。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范蠡“富好行其德”，是因为他意识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老子》有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范蠡从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的道理中隐约感觉到久受尊名，不祥的道理，可以说与老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范蠡丰富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把握到他的精神，我想应该包括：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健全的人格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真诚经商、智慧经商的精神；回报社会的无私精神。 商?人?始?祖?：?商?圣?范?蠡?传?奇
范蠡、又叫陶朱公，他不仅韬光养晦、蓄势待发，而且富有智慧、敢作敢为，他的神奇之处在于：从政可为宰相，经商能为巨富。他用大智慧开创了中国商业文化。他不仅商业智慧超群,而且行善积德、救助贫困，受到人们感恩赞誉。他不仅被赞为商圣、更被供奉为财神。
1、范蠡提出“天、地、人”之论 越王勾践在刚即位不久，就想建立一番功业。他想通过攻打吴国，争夺霸主的地位。范蠡认为攻打吴国需要积攒一定的基础才能开战，他提出了著名的“天、地、人”的论证这是他在勾践攻打吴国前，劝谏勾践不要打仗说的话。但此时的勾践脑中充满了打仗的兴奋，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劝谏，结果惨败而归。 收到了教训的勾践， 知道固执的后果很严重，就认真的向范蠡请教。他向勾践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未盈而溢，未盛而骄，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与人。”勾践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还没有打仗的时机还不够成熟，这个时候打仗不合天时。范蠡下面就开始陈述如何才能使勾践灭吴做到天时、地利、人和。 自越国攻打吴国惨遭失败到彻底打败吴国这段时间，是越国修养生机的一段时间。范蠡就是靠他的天、地、人的理论使越王勾践等待时机成熟，他说“时不至，不可强盛；事不究，不可强成。”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他一次次地延迟越王勾践灭吴的时机，以致发怒。范蠡却用机智的语言化解了勾践的疑虑。“天应至也，人事未尽也。”他又用“人事与天地相参”的理论，让勾践耐心的等待。 就这样，范蠡用他的天、地、人的理论化解了自己的一次次危机，也使勾践找到了最好的时机灭吴。 2、知人善任 《国语》中的范蠡形象最大的优点就是知人善任。文本中最能突显范蠡知人善任的章节，就是他几次都举荐大夫文种，使得文种的才华得以彰显。 越王勾践初次委任国事与范蠡时，他却推辞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内，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其实，按常理说在国内当官要比在其他国家舒服得多，更何况还是要去强大的吴国，这个时候被派到外国当官，无疑是件苦差事。但范蠡知道治理国内的事情，文种更是个专家，而他更适合当外交大臣。 范蠡在吴国做了三年的外交使臣返回国内后，勾践为了使范蠡尽心效力于自己,再一次地向范蠡提出，让他来治理国家。这次，他同样把善于治理内政的文种推了出来。他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衡，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种亦不如蠡也。”这两次的进谏，不仅使文种和他自己的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而且使文种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由此可见，范蠡不仅能战胜于千里之外，而且可以知人善任、举贤任能。这不仅说明他深谙兵法，而且更会用人。 3、把握战机 范蠡认为打仗一定要遵循天时、地利、人和，他的这一形象也是在出谋划策中彰显的。他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导结合儒家的用兵之道的战略思想，在与勾践的交谈中尽显出来。勾践第一次向吴国宣战的时候，范蠡极力劝谏：“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老子道德经》中有：“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家认为天地是最能长久的，因为他们有谦虚的美德。儒家认为做事应该遵循天时地利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膑兵法?月战》：“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范蠡为了等待最好的战机他竟然让一代过往等了十年，这个时间对于一个亟待报仇晚会君面的越王勾践来说是多么地漫长啊。在这十年里，他不但整天为了积蓄力量忍气吞声，而且在卧室挂一枚苦胆，每日舔一下，让自己不要忘却打了败仗的耻辱。勾践在这十年中很多次向范蠡发问打仗的时机，范蠡总是说：“强索者不详”“人事未至，天未应也。”“天地未形，其事未成。”“人事未尽也”这些理由第一次说，是真真实实的理由，说上三次以上就会被误以为借口。勾践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发怒了 “妄其欺不谷也？” 范蠡以他坚定的理论“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止住了勾践的怒火，也使战争熬到了最佳时机。 司马迁根据《国语》范本，重塑了范蠡的形象，给功成身遂的范蠡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看破人性 司马迁笔下的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写了一封信告诫大夫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这一段话不仅表现出范蠡有一双慧眼，能看出越王勾践的为人可以共患难，但不可以共享乐。它更加说明范蠡是个敢进勇退的大丈夫。事实证明,范蠡功成身退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范蠡走后不久，越王就摄于文种在国人面前的威严将文种刺死了。恐怕此时，文种才想明白可以立功但不可以鞠躬的道理。 2、看破钱财和名利 古语说：“钱财乃身外之物。”这句话恐怕很多人都会说,但很少人能做到。范蠡就做到了这一点。 范蠡在离开越国之后到了奇国，他改名换姓为鸱夷子皮。经过一段时间苦身戮力的耕作，就置下了千万家产。齐国人听说他是个大贤人，就想立他为宰相。他却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说：“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详。”他就立刻辞去相位，散尽了他的钱财，移居到了定陶。如果他不认为钱财和名利都是身外之物，又怎么会走得那么洒脱呢？ 3、看破生死 范蠡从齐国再次移居到定陶时，又一次更换了姓名，叫陶朱公。他在定陶县没有多长时间又积攒了很多财富，他在定陶经常周济贫苦百姓。范蠡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爱财吝啬，二儿子放荡不羁经常惹祸，三儿子出手大方却很贪玩。有一次他的二儿子不小心烦了杀人罪，按当地律法要受死刑。范蠡认为：“杀人而死，职也。”一般人听说儿子犯杀人罪都会痛心疾首,想方设法营救，而他却说他的儿子该死。可见，生死问题已经不能够影响到他。 他的二儿子犯了杀人罪，需要千金解救时，他说小儿子去救能把儿子救出来，大儿子去救一定救不出来。因为小儿子从小就出手大方，花钱没概念。而大儿子喜欢斤斤计较，比较爱财。他明知道大儿子去了，二儿子就回不来，最后还是让大儿子去了。果然，大儿子带着小儿子的棺材回来了。这个时候，家人都痛哭流涕，而只有陶朱公一个人笑，还说：“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他的亲生儿子死了，居然还能笑出来，而且是在意料之内。如果陶朱公没有看破生死，又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同是范蠡，在《史记》和《国语》中却有着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 1、时代思潮的影响 《国语》产生在战国后期，正是百家学术思想争鸣的时代。当时正是战乱时期，法家学术思想盛行，所以作者在塑造范蠡这一人物形象时，不仅运用了《孙子兵法》中的计策，而且将儒家、道家的思想也融入其中。这样，范蠡不仅仅是一国的谋士，更是思想的集大成者和运用者。他的战争理论及用人观念无疑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战神的化身。 《史记》产生于西汉时期，当时的社会刚刚经过秦始皇暴政的摧残，百废待兴，所以黄老思想比较盛行。范蠡之所以在《史记》中能够看破人性、看破财权、看破生死，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着莫大的关系。 2、作者的意愿 《国语》的作者至今颇有争论，但据现有典籍记载，作者都标注为左丘明。相传，左丘明双目失明后，将以前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本文猜测关于范蠡的传闻肯定也是残缺不全的，左丘明之所以这样写也与当时社会多隐士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许多隐士不愿出来做官。出来做官的名士也都想功遂身退。范蠡这一成功范例无疑是众多名士的仰望的典范。 司马迁笔下的范蠡可以说几乎一个神。范蠡在《史记》中已经看破了红尘，迁徙三次都成名天下，把名、利、财、生命都视之如尘土。文中记载：“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司马迁本人作为史官，不但没有立功，没有成名，还因为一句劝谏获了宫刑。这对他来说，是多么难以承受啊。范蠡的神圣形象也是司马迁有心造就的。他在文中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司马迁想如果他的君王想勾践一样贤明，能虚怀纳谏，自已也一样可以扬名后世。 司马迁的评价可以说十分中肯，因为范蠡的确称得上是财神。 商圣范蠡的为商大道
对于企业的领军者或决策层领导者，一些超乎技能层面的东西,才是这些人应该具备的最关键的能力，而大多数人却忽略了这些很简单且朴素的东西。
中国历史长河浩瀚多彩,长达500多年的春秋战国更是一个风起云涌，英才辈出的时期。中国最早的商业学家、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被誉为一代商圣的范蠡，就是这个时期的一颗璀璨明珠。虽然范蠡所处的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甚至是价值取向和当今社会都不尽相同，但是其身上的很多特质与精辟独到的思想，还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学习的。 德为立身图强之本 范蠡生于公元前536年，楚国宛地三户人，从小酷爱读书，十几岁就学富五车，更难得的还不是其渊博的学识，而是他独到的思维见解，可迅速洞察事物本质，以及宠辱不惊，泰然处事的能力。 范蠡在20岁时遇到文种，两个人一见如故，相约要建立功业，做一番大事。范蠡与文种都是楚国人，但当时楚国已经是列国中的霸主，国君傲慢自大，皇亲贵族结党专权，于是范蠡和文种投奔越国为官。初到越国，范蠡和文种并未受到越王的重用，不久，势力相对弱小的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国乱显忠臣，很多越国大臣在越国战败后另投他处或叛离投吴，而范蠡与文种对越王不离不弃，因此得到勾践的重用，范蠡更自愿随勾践赴吴国为奴。 吴王夫差知道范蠡是个大才，几次劝范蠡离开勾践，封赐显爵，范蠡不为所动。为奴的三年时间里，范蠡同勾践夫妻一起耕作劳动、粗食、卧薪，并且不忘和勾践的君臣之别，时刻敬主、护主，三年如一，不离不弃，让吴王即赞许又羡慕。 其实，范蠡忠诚的不仅是勾践，更是在履行对自己人格的承诺。按照现在的一些价值观来看，范蠡的表现可能只是一种愚忠。其实不然，范蠡的这种品德不仅换来了伙伴的信任，也换来了对手的崇敬，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人，再有聪颖的智慧，怎么可能不成大事呢？现如今，不乏因为企业家个人德行的缺失而制约了企业发展的案例。而事实恰恰是，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牛根生将企业经营的核心根本表述得很精辟。 儒道相济的思维哲学 儒家的思想推崇仁、义、礼、智、信。道家思想则追求道法自然，清静无为。范蠡有一个开放睿智的头脑与宽广的胸怀，其兼具儒、道两家之长，更广纳百家之思，而又不囿于其中，跳出百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即有儒家的礼信才德与直勇，又有道家的顺应环境、至韧至柔的特性。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借鉴法家、墨家、阴阳家等诸子的治国统军之法，使范蠡之思、之行，坚时如磐石，韧时似皮革，而柔时又似湍流入溪,无影无形。 在从政时，范蠡就体现出一种儒道相济的思想与人格特性，也唯有这样的特性才能带领衰弱的越国走出困境。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处于市场环境复杂、生存艰难状况的企业管理者，正应该具备儒、道相济的思维，才能带领企业于逆境中不挫，顺境中不骄，客观机敏地应对宠辱，并发现其背后的机会。 在吴国为奴时，范蠡与勾践卑膝求全，吴王夫差要出门时，勾践趴在地上让夫差踩着自己的背上马，夫差生病时勾践舔舐他的粪便为其诊病，终于感动了吴王，三年后放勾践君臣归国，这些委曲求全的计谋都是范蠡为勾践所出。由于范蠡的奇谋，勾践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能够在逆境中忍受巨大屈辱与折磨,卧薪尝胆，最终灭敌复国的君王。 勾践被吴王释放回国后，此时的越国内部处于饥荒不断、瘟疫肆虐，民不聊生的状况；在外部，吴国时时监控打压越国，四周又有其他诸侯虎视眈眈。这样的环境下，生存都成问题，如何迅速走出困境，雪耻复国呢？此时范蠡才真正展现出其卓越的领导与管理才能。 范蠡与文种规划了 “十年生聚”、 “十年教训”、“灭吴九术”等兴国灭吴的战略规划。越国作为战败国，是不允许有国防的，包括不能建造城墙、不能组建军队、不能打造武器等。范蠡想出一些妥协的办法：建造只有三面的城墙，并告知吴国,建设城墙是为了防止匪寇与其他诸侯国的侵扰，但面对吴国一侧永不建城墙；不让打造武器，就把炼造场所搬到深山中，与外界隔绝，以密道往来运输； 不让组建军队就秘密组建 “民兵”，秘密进行训练，各户家中藏有武器，遇到战事时这些百姓随时可以参战。 勾践回国后，转年就要攻打吴国雪耻,被范蠡拦住。范蠡认为：天时、地利、人事，条件尚不成熟。三年后，勾践再次提出讨吴，范蠡再次阻止，范蠡认为现在地利条件有了——周围虎视的国家都已经和越国建立了邦交，水患也已经清除，但是此时天时与人事还缺乏机会。七年后，勾践再次提出罚吴，依然被范蠡拦下，范蠡认为，经过七年的休养生息，越国兵强马壮，士气高涨，反观吴国，连年征战，虽然依然强大，但是已显疲态，士兵疲乏，百姓厌战，此时人事已经具备条件，但是现在还缺少天时。十年后，吴国与晋国争霸，国内空虚，此时范蠡告诉勾践：天时、地利、人事都已齐备，可以出兵了。 出兵后，越军一举攻破吴国国都姑苏，吴王回师后向越国讲和,但勾践想一鼓作气踏平吴国。范蠡清醒地看出，此时虽然占领了吴国的都城，但是吴国的精兵良将都被夫差带在身边，并没有伤到元气，硬拼的话即使获胜，也将是两败俱伤。而经历此次打击，已触发了吴国国力开始盛极而衰的转折，不应急于一时，而是应该顺天时，再等待彻底摧毁吴国的机会。待到10年后，吴国外患不断，国内又遭遇罕见天灾，越国乘机发倾国之兵，彻底覆灭了吴国。 从范蠡为人、处世、治国、罚兵，都可以看出，其深谙道法又不拘泥其中，思维开放、灵活，有刚有柔，是典型的儒道相济型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 晓利害 知进退 吴国被彻底灭亡后，勾践封赏群臣，范蠡官拜上将军，在勾践一人之下，百官之上。此时范蠡没有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分析了局势：能对越国构成威胁的吴国已经灭亡，其他诸侯国不是离得比较远，就国力很弱，根本对越国构不成威胁。也就是说，天下已经太平，这个时候功高盖主就很危险了，加之多年的相处，范蠡知道勾践是一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人。于是，范蠡在政治生涯达到顶峰的时候急流勇退，向勾践辞官，虽然勾践以平分国家为条件来挽留范蠡，但范蠡仍携妻儿悄然离去。范蠡走后不久，贪恋富贵没有离开的文种被勾践无故杀死。 我们今天的企业领导者不缺乏逆境中奋起的精神，但是往往冲过艰难险阻，却倒在了胜利与荣誉面前。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后，领导者头脑是否冷静，目光是否敏锐就变得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在荣耀与利益面前是否晓利害，知进退，有所为之后冷静地分析，应该何所不为。“不为”往往是成就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因素。
诚信仁义 成就巨贾 范蠡携妻儿与弟子、门客悄悄来到齐国，化名鸱夷子皮，自此隐姓埋名，开始他另一段同样辉煌的人生旅程。在齐国，范蠡购买了一些靠海边的土地，开垦种田，兼营渔业捕捞、开盐田等。范蠡与妻儿一起下地耕作，同穿布衣，进粗食。范蠡一反商家精打细算的做法，对待雇工十分慷慨。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同时，开粥场赈济灾民。在年初，他和一些农民、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范蠡按照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价格下跌，就严格履行合约价格，由此，各国商人都愿意和范蠡做生意,工匠与农民也愿意为范蠡做工。表面看来，这样做吃些亏，但是范蠡却拥有了大量优质稳定的合作伙伴，使总成本降低很多。 一次，范蠡资金周转不灵，向一个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这个富户带着各家的借据出门讨债，不慎包裹掉到江中，几十万钱的借据和路费都没了，恰好走到范蠡家，于是投奔范蠡。在没有借据的情况下，范蠡不仅连本带息还了钱，还额外赠送一笔路费给这名富户。由此，范蠡的仁信之名广播天下。之后,范蠡为了扩大生意，三次短缺资金，各富户均主动送钱上门，帮助范蠡度过了危机，抓住了机会。 短短几年时间，范蠡就成为齐国首富，家资巨万。据说在齐国闹灾时，灾民听闻其乐善好施，千里之外都来投奔，领取施舍,被后人颂称为“富行其德者”。消息传到齐国国君的耳中，齐王请范蠡进宫，拜其为相国。为相期间，范蠡大力发展经济，促进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三年之后,范蠡再次辞官，“居官致卿相，治家达千金，这对于一介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致。久受尊名，恐怕不祥”。于是，范蠡挂印封金，尽散家财后飘然离开。 物极必反的道理说来简单，但是在巨大的名利面前有几个人能做到呢？我们现在的企业家也很少有急流勇退者，而企业的发展有时需要的恰恰是回头与反思。退是为了更好的进，反思是为了更加明智，就如范蠡的急流勇退，这不是道家的消极思想,而是行止于知的睿智。凡事盛极必衰，在顶峰的时候主动退下来是为了有机会攀登其他的山峰，而不是重重地摔下来，万劫不复。 辞官后，范蠡举家迁至齐国西北的陶地，再次改姓更名——朱公，又以一介布衣之身，空空双手之本，再次开创家业。范蠡认为，陶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邻齐、鲁，南通楚、越，西达秦、郑，北连晋、燕，是天下的中心，非常适合经商，果然,不久此地就在范蠡的推动下，这里成为春秋末期东周的经济枢纽，贸易之都。 大道自然 顺势而为 范蠡借助地理位置的优势从事早期的各国贸易，范蠡对经营贸易的理解是：越国盛产蚕桑、齐国广耕锄、秦国多冶炼、赵国善土木，各国有各国的特产与需求，经商就是促成各国间的商品交流，在使各国受益的同时自然得利。 范蠡认为，天时决定农业，天时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谷物收成的好坏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一个农业社会，粮食价格的波动必然引起其他各类相关商品价格的波动，那时的贸易也以农产品为主，顺应这种变化规律来进行贸易，等于抓住了市场的关键环节,获利自然丰厚。范蠡总结了按照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自然特点进行灵活差异的经营。经营策略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他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意思就是在发生水灾时做车的生意，在旱灾时做船的生意。因为，当水灾时，大家多用船作为交通工具，这样必然导致船舶的稀缺，价格上涨，而没有用武之地的旱路交通工具车辆，则大量积压，价格便宜，这时乘便宜大量购入车辆，待水灾过去，车辆必然稀缺，价格就会上涨。 范蠡还发现价格涨落和自然规律是相同的，即商品的波动规律与幅度极限。一种商品价格上涨到极点后就会下落，价格下跌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其所谓的“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和现代经济学的论点完全一致。范蠡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一套购买与销售的原则与方法：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对待降价的物品，尽量买进，在像收藏珠宝一样精心的把货物存贮起来。等到该商品价格上涨之后，范蠡认为应该“贵出如粪土”，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吝惜地将货物全部卖掉，不要期待价格会不断上涨，因为，价格的涨跌是要往复的。 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并不深奥精妙，不过是一些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但是却非常有效，而我们往往在华丽的技术与纷繁的诱惑中迷失了这些最基本的认知。范蠡能在那个文明尚且不发达，更谈不上经济发达的农业社会时期就综合天时变化、农业生产、社会需求等因素综合考量，不能不让我们叹服。 天下己任 道义于肩 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为此采用许多不道德的手段，比如投机取巧、哄抬物价、小秤入大秤出等。而范蠡不仅做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侠商的气概。范蠡认为：商人能够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消费者，对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报，这样百姓才更愿意与你打交道。这和彼得•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必须为社会创造价值,社会才会回报给企业以利润——不谋而合。 范蠡虽然是一个生意人，但从不急功近利，对于经营的利润只求成本的10%，不再多取，遇到灾年等特殊情况，这个利润比例还会降低，甚至赔钱救济灾民。在那个历史时期，商品10%的利润率是非常低的，因为，那时运输极其不方便，战乱、匪寇导致经营风险很大，做生意的人很少，属于绝对的买方市场，而且，从当时的经济发达情况分析，那时还没出现利润率精确的计算方法，因此，范蠡赚取10%的利润应该是毛利率，而非净利润。这样低的利润率却能使范蠡迅速成为巨贾，主要是其交易数额巨大，加之资金从不闲置，迅速周转，范蠡经营的商品从未积压过（因为其为人信誉好，为商磊落，更关键的是其商品价格比别人的要低很多）。能做到价格低于同行，不仅是降低利润率，更有赖于范蠡的经营理念——“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思路，在某种商品过剩，价格很便宜时大量购入，同时,抛售那些稀缺，受人追捧的商品。 司马迁用16个字精确地对范蠡进行了概括：“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其实，范蠡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其技巧层面的东西并非多么高明精妙，助其成功的往往是一些最简单，最质朴的，人人都懂得的道理，但当我们掌握了越多的技能后，这些质朴自然的东西反倒被掩盖或遗忘了，而恰恰这些东西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欠缺的大道，用在经商上，就是为商大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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