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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往事番外篇77

 陆一2 2019-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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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十二年(辽大同元年,公元947年)二月,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后,马上作出姿态,亲率劲旅奔赴井陉口(河北井陉),声称要营救被解送黄龙府的后晋少帝石重贵。大军行抵寿阳(山西寿阳),石重贵一行已经过了河北,刘知远“如愿”无功而返。

他回师时,留下了一千多人驻守承天军(山西平定),保卫河东战区门户,以防辽军西进。

三月底,承天军守军听说辽太宗耶律德光北返,都松懈了下来。恒州(河北正定)辽军趁便来袭,守军仓皇败走,邻近州县纷纷燃起狼烟示警。

刘知远闻报后倒十分镇定,他准确地判断出,辽军即将撤退,才分兵四出虚张声势。他派遣偏将叶仁鲁以步骑混合兵团三千人去收复承天军,顺利逐走了城中的辽军。

三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原”版本,刘知远为何偏偏挑中了郭威版?

刘知远得知辽彰义节度使耿崇美在河阳节度使崔廷勋的护送下到泽州(山西晋城)上任,便派遣武节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及先锋马诲先行进驻潞州(山西长治),吓阻辽军。

耿崇美等人听说后,果然害怕被武节军围城,遂中止行程,转进怀州(河南沁阳)依附奚王拽剌。

史弘肇命马诲追击,大获全胜。河东全境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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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七,刘知远在太原宫召集群臣商议挥师平定中原。多数将领提议经井陉口东进,直接攻打河北重镇恒州(河北正定)和魏州(河北魏县)。

他们认为,恒州是虏酋耶律兀欲和辽军主力所在,魏州是势力最大的降将杜重威驻地。只要攻破恒、魏两州,辽军主力败走,杜重威或死或降,整个中原的局面就焕然一新了。大军自此南渡黄河,东西两京汴梁和洛阳可传檄而下。

当年后唐庄宗李存勖击败后梁,问鼎中原就是大致依照这一行军路线。

刘知远少年从军,征战三十余载,老成持重,不像属下将领那样乐观,认为可以一战定乾坤。

十一年前他跟随石敬瑭从太原进兵剿灭后唐,是从石会关(山西榆社)经潞州(山西长治)直取孟州(河南孟州),再长驱西京洛阳的,他属意后晋高祖石敬瑭的这条经典线路。

宰相苏逢吉等人附和刘知远,他们指出史弘肇的武节军已屯驻潞州,王师接踵而进,沿途不会再遇到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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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郭威却表达了不同意见,诸将的“李存勖路线”和皇帝的“石敬瑭路线”他都不认可。

郭威分析道:“耶律德光虽已谢世,但契丹军势不衰。尤其在河北,各部夷离堇(统兵大将)各占坚城大郡,形成一道完整的防卫链。倘若我军直入河北,兵力势必不足。而且井陉口地势险峻,稍有不慎,就会受到伏击。恒、魏两州附近都没有友军策应,只要敌人趁我军仰攻城池之时,抽调部分兵力袭扰我军后方,粮饷一断,崩溃便在眼前。半年之前,北面行营就陷于此种困境而全军投降,诸君难道都忘记了?”

反驳了诸将之后,郭威又转向刘知远说道:“臣以为,从潞州一线进军也不妥。一是上党一带山路险绝,行军费力耗时;二是沿线地寡人稀,很难就地筹集粮秣,全靠从太原携带粮食直入两京,不现实。”

刘知远微微颔首,问道:“郭爱卿言之有理,你有何良策?”

郭威胸有成竹地说道:“而今,保义节度使赵晖(驻节晋州、山西临汾)、昭义节度使王守恩(驻节陕州、河南三门峡)相继归附陛下。我军不若从晋、陕两州穿过,不仅能够获得足够的军供,还可以从这两个战区得到兵力补充。以臣愚见,由此而进,不出两旬,汴、洛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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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远一听就明了,郭威提出的方案与后唐末帝李从珂自凤翔起兵,杀奔洛阳的路线差相仿佛。而且,郭威的“李从珂路线”和他的“石敬瑭路线”基于的考量是一致的,郭威比他更加审慎。

正如郭威所言,辽军的势力还很强大。如果贸然与之接战,一旦战况不利,新生的太原政权就会轰然倒塌。不但辽军会掂量出刘知远的虚实,暂停撤军;就是各地藩镇也会停止观望,转而谋求拥戴他人或者自我成就霸业。

刘知远就是惧怕硬杠辽军,指望他们自行撤回国内,才提议南下再东进,以便给辽军敞开时间窗口。可他担心明言会影响诸将的士气,同时暴露自己内心的怯懦。

郭威对此心领神会,将他的版本再升级,拟定了一个略略偏西,接着往南,最后才转到东向的路线,虽然路程最远,但是给辽军留下了充裕的撤退时间。所谓筹集粮秣、补充兵源不过是冠冕的说辞,以免被扣上“畏敌”的帽子。

三个版本的行军路线,“李存勖路线”最早接触辽军,行经井陉口可能就会遭遇恶战;“石敬瑭路线”次之,抵达孟州时多半要为黄河渡口展开争夺;而“李从珂路线”离开陕州之境前都不可能发生战斗,等大军绕到洛阳,辽军主力早已回国,没有大规模战事之虞了。

不久,郭威方案又得到“太岁”加持。司天监(古代国家天文台兼占卜中心)奏报:“直接进军是逆太岁而行,应依晋州、绛州(山西新绛)、陕州、洛阳的次序收复汴梁,方为大吉!(深度怀疑司天监要么得到刘知远授意,要么被郭威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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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远遂采纳郭威之议,决定按“李从珂路线”行军。他昭谕三军:五月十二日自北京(太原)出师,兵发东京汴梁!(待续)

参考书目: 叶隆礼《契丹国志》 脱脱等《辽史.世宗本纪》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汉书》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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