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溪光华 第一单元 ：建盏的源起、登极与衰亡 · · · 1.源起 蔡襄的茶与盏 北宋 蔡襄 《思咏帖》 纸本信札 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皇佑三年，蔡襄结束了在杭州为期两个月的逗留，去京赴任。临行前书信与好友冯京，并赠送他茶饼（可能为大龙团）及青瓷茶瓯。同年，《茶录》问世。 大宋皇祐三年（1051），冬十一月，去岁服除的蔡襄刚刚回朝，除判三司盐铁勾院，并参与《起居注》的修编[1]。因“屡承天问”建安茶事，故造《茶录》两篇，精书以进仁宗皇帝。 这是当时关于建安茶采造及试品最完整的茶论专书。此书上下两篇，上篇论茶之鉴别、制作、烹试，下篇则论茶之器具。正是在论茶器的章节中，蔡襄针对建茶，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茶盏选择的要求，认为以建窑所制茶盏，最适建茶。这是今存有文可查的历史中，第一次针对宋茶提出的选盏理论。从此，随着建安白茶的登极，建安黑盏也风靡全国，逐步成为了“茶盏”的标准，辐射并影响了周边及南北窑场的茶器生产，如一道建盏的闪电，耀彻海内，辉煌一时，并随着茶事的更革而逐渐销声。这百余年声隆名誉，便从蔡襄的茶与盏开始。 宋 蝉翅拓《茶录》 节选 上海图书馆 明刻绢本茶录拓本全影见附录 时间上溯到唐及五代。中唐初，建茶尚非名物，如襄云：“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其后渐有声名，有常衮制建州研膏茶。五代中，闽国张廷晖制茶奉官。又及南唐李氏，建茶成常贡官物，乃发官使，开官焙。因李璟的禁苑称北苑，故內使又号“北苑使”，遂建安官茶名“北苑茶”，官茶园亦与之名。入宋，于太宗初年复遣使北苑，从此北苑官茶这一禁中御饮，终两宋而未衰。[2] 北宋 庆历八年 柯适建安北苑石刻 庆历七年（1047）冬月，蔡襄任福州路转运使。次年二月，巡建州，入北苑更造茶事，改丁谓大龙凤茶一斤八片为一斤二十八片，新成小团龙茶上进，极精好，仁宗佳之，赐号“上品龙茶”[3]。其贵重更甚黄金，轻不外赐，仅南郊致斋时，中书、枢密各分四饼，得者不敢碾试，奉为珍玩。这次更革，不仅改进了贡茶的样式和质量，还将贡茶茶色换绿为白，极大的影响了此后贡茶的选择和制作[4]。而建盏之兴，与蔡襄力主更革茶色，密不可分。 因茶色白，方用黑盏。但宋初的建茶并非白茶，读冯山《谢李献甫寄凤茶》之“双凤婆娑绿玉团”句即可知，丁谓所造凤团亦为绿饼[5]。故在此之前，茶碗循旧制，除金银不涉茶色之因外。若用瓷碗，则多以越、邢、定等青、白瓷。陆羽首推越窑，因其瓷色青，还在邢窑白瓷之上，皆因茶色绿，而黑盏不在推尚之列。 唐 越窑 青瓷碗 北京 故宫博物院 图自官网 唐 邢窑 “盈”字铭白瓷碗 纽约 J.J.LALLY&Co. 2005年 “美国私人收藏早期中国陶瓷”特展 Lot.18 图自官网 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亦称“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6]直至蔡襄时，方以白为贵，此风不止于贡茶。时人刘斧 《青琐高议》卷九载蔡襄曾与范仲淹坐论茶诗，认为茶色上白，次为绿，故襄改“绿”、“翠”二字为“玉”、“素”[7]。后陈鹄《耆旧续闻》亦做此载[8]。其事虽未必真有，却侧面反映了茶色更革的情况，也再次体现了蔡襄对白茶的推崇。此后，黑盏成为斗茶用盏的首选，其中又尤以建盏为佳，因其盏坯略厚别处所制，故熁盏后可长时间保持温度。熁盏即烤盏，宋茶饮序之一，如见君谟书：“熁盏 凡欲点茶，先须熁盏令热，冷则茶不浮。”目的是使盏自身的温度升高， 否则点茶时茶末沉而不浮。 色黑、胎厚，这些本非上品瓷器的特征，在建安白茶的特殊要求下，反而成为最合用的标准。又可能因产地与建茶最近，所以首为蔡襄所取，最终得到推广。沈括，与蔡襄同时人，在《梦溪补笔谈》中论“北苑茶”名之由来，认为“北苑茶”因人得名，不以地名。又举例类比，提到“今茶器中有'学士瓯'之类，皆因人得名。”[9]蔡襄曾至端明殿学士，人呼蔡学士，此茶器“学士瓯”，很有可能指为蔡襄所爱用的建窑兔毫盏。襄在北苑时，就试茶以建盏，曾诗《北苑十咏·试茶》：“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10]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建盏文献。至数年后书《茶录》时，将选盏标准细化：
北宋 建窑 兔毫盏 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 M5出土 此后如欧阳修诗：“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萧洒有余清。”[12]（1055）；复如梅尧臣：“兔毛紫盏自相称，清泉不必求虾蟆。”[13]（1058）建盏终于仁宗一朝位列高阁，初兴于文士之间[14]。 此外，在窑址考古中，亦有蛛丝马迹。其窑址据今考古所见，主要分布在武夷山下，以水吉为中心。此地瓷土矿分布较广，氧化铁含量高，故最易烧黑瓷。但早期的建窑，主要受到越窑的影响而生产青瓷，之后亦产青白瓷，可知烧制黑瓷并非是受制于自然的唯一选择。所以建盏的成功，除了自然条件的优便，人为的选择与导向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建窑黑瓷的主要产品即茶盏这一现象，也侧面反映了白茶风气与建盏兴起的密切。这其中以蔡襄为代表的文士阶层，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了茶事用建盏的风气扩散开来。
图自《中国古代名窑·建窑》
私人收藏 图自《大巧若拙:建窑研究及图录》 大中祥符四年（1011），蔡襄出生的前一年。此时建窑已生产黑釉盏，但还仅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消费品，不曾与建州白茶联系在一起。直至被历史选中，成为日后风靡东亚的“建溪毫盏”
建窑窑场位置示意图 图自《福建建阳县水吉北宋建窑遗址发掘简报》 2.登极 皇帝的茶碗 蔡襄后，建盏再上一阶，至神宗时，已属士人必备，相应的茶诗也不断出现。苏轼、黄庭坚二位文坛领袖，亦留心建盏甚多。如苏语：“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15]又黄诗：“建安瓷碗鹧鸪斑，谷帘水与月共色。”[16]他者提及建盏的诗词亦在十余首之数，书文笔记尚不在列。
南宋 建窑 鹧鸪斑大汤𤮕 东京 静嘉堂文库 图自《中国的陶磁·天目》 平凡社 其势日长愈胜，伴着茶风愈隆，终在徽宗一朝达到顶峰。宋徽宗赵佶，风流天子，艺文皇帝，重书画，演新礼，造艮岳，文艺至极亦奢靡至极。他极好茶事，在位期间，贡茶名目花样翻新，如大观间增贡四种，政和间又四种，至宣和四年前再添20种，其每年贡茶之数约在四万七千余片，用费之甚，难以量数[17]。如此茶风下，建盏深入禁内，登极于世。
北宋 宋徽宗像 绢本设色 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北宋大观初年，宋徽宗赵佶御制《茶论》二十篇，合为一书。此是唯一一部由皇帝亲笔的茶论专书。其分环境、采造、鉴别、茶具、烹点、试味、品名等数节，列叙完整，备而不繁，当为两宋茶书的最高之作。不仅详尽记录了宋代点茶的情况，也反映了徽宗宫廷的斗饮喜好。其中论盏一条，不但说明了选盏标准，还描写了造型，并论述了盏式与点茶的关系：
此图与《茶论》诞生在同一时间 盏色青黑，即以黑釉为底色；又条达即通畅，所谓玉毫条达，即盏内毫纹长直，通达无断，如此方为上品，与蔡襄论盏在鉴别的要求上更进一步，从功能性要求的基础上增强了对装饰性的要求。政和二年（1112），徽宗赐宴蔡京于太清楼，酒后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饮之。”[19]建窑兔毫盏十分明确的出现在了皇家宴飨之中，成为皇帝亲自使用，并亲自总结选择标准的无上茶盏。
北宋 蔡京 题《听琴图》 北京 故宫博物院 示蔡京手迹
南宋 建窑 兔毫盏 纽约 大都会博物馆 图自官网
北宋 赵佶 《文会图》 绢本设色 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徽宗御制《文会图》，左右各有徽宗及蔡京书题，君臣各据一角，暗示着二人之间非同寻常的亲近关系。图中所绘为唐人十八学士之典，但实际描绘的可能是徽宗内苑的赐宴场景。相比正式的宴会，《文会图》中的场景更为轻松，自然融洽。此时酒宴方毕，桌上陈盘列碟，金釦水晶，熠熠生辉。前设备茶处有茶班备茶，以茶盏搭配金釦黑漆茶托使用，其从茶末罐中取末直接入盏，应该是分盏打茶后奉进以饮，与斗茶不同。因图漫漶，难以识别茶盏材质，但可以确认并非建盏。建盏虽然流行茶事之间，但从未成为唯一选项，而是依据场景不同各有选择。此图表现出徽宗宫廷用盏的多样性，提醒我们不能以孤立文献来考察建盏的流行时间及使用地位。 靖康末，金军破宋，二帝北狩，赵室被迫南渡。因国动乱，且闽地亦多起义，建炎至绍兴初，官焙停缓。至绍兴中，贡茶渐复，及熊克入北苑事茶，已近乎恢复徽宗时的贡茶情况[20]。贡茶即复，茶器自然相随。目前虽无文献直接证明南宋宫廷的建盏应用，但杭州市近年来在宋廷机构及宫苑遗址中发现不少建窑的残片。大陆唯一的曜变盏即出于杭州的东南化工厂，伴随出土的，还有大量带有砣刻自铭“御厨”、“厨”、“贵妃”等款识的越、定等窑宫廷用瓷，此处原可能为南宋都亭驿之所在。此外，建兰中学亦有部分建盏出土，伴随出土的则有南宋官窑等物[21]。故可以确认南宋宫用瓷中建盏的存在。
南宋 建窑 曜变盏 杭州东南化工厂南宋遗址采集 古越会馆
南宋 建窑 鹧鸪斑束口盏 残件 示口部花式装釦细节 杭州东南化工厂南宋遗址采集 图自《昆山片玉-中国陶瓷文化巡礼》
南宋 建窑 异毫盏 杭州采集 姜三十
南宋 越窑 寺龙口类型 “御厨”及“后苑”铭青瓷折腰盘 残片 杭州 南宋遗址采集 图自《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
杭州 南宋遗址采集 图自《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 绍熙二年（1191），秋九月，金国来贺生辰使旅至杭州，宋廷以倪思为馆伴，后书《重明节馆伴语录》记其始末。初八日及十一日，各以“私觌”及回送“土物”的形式，赠予金使“建茶盏”总计二十只[22]。此外还有建茶数百夸，香料、绢罗、茶酒食器等量大难计。而南宋中早期的“私觌”作为一种外交程序，其管理相对严格，所用资费及部分礼物也多由中央政府直接发办[23]。此时建盏被视作为宋国的高级特产，成为礼物参与到外交之中。
南宋 建窑 兔毫盏 残片 北京采集 泓ART 值得单独论述的，是一类明确为宫廷生产的建盏。此类建盏皆在入窑前，于盏底制铭。有的使用刻铭，如“供御”、“官”，有的使用印铭，如“进琖”、“监匠”，还有一类印铭“新窑”，可能亦与贡盏有关。
南宋 建窑 “官”字铭盏 底铭残片 图自马聘
南宋 建窑 “官皿”铭盏 底铭残片 华雨农
南宋 建窑 “太师栋”铭盏 底铭残片 近年新发现的款识。“太师”，宋沿唐制，为三公之首，地位超然，但表荣誉的意义更多。暂未能明确款识含义，推测或与“太师府”、“太师园”等有关。而此类款以篆书印铭，亦属仅见，从内容到形式皆十分特殊，值得重视。 这其中发现数量最多的为“供御”铭盏，其次为“进琖”，窑址考古中出现了大量的“供御”、“进琖”的铭文标本及相应的铭文垫饼。此外，在一处废弃的宋代码头仓房遗址也采集有此二类铭文的标本[24]。“供御”即供给御用，是此类行为的统称，并非制度的具体内容。其即可能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诏供”，亦可能是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进供。置办途径可能来自采购、官办手工业、贡户、贡役等[25]，各有不同。如周辉记汝窑：“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26]，又刘子翚《荔子歌》：“似闻供御只纤毫，往往尽入公侯宅。”[27]虽皆属“供御”，但实指及经办过程并不相同，限于篇幅，暂不展开讨论。
南宋 建窑 “供御”、“进琖”铭款 残片 水吉窑址出土 福建博物院 图自《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 “供御”多为刻铭，字体较粗劣，间有精刻者。但亦见印铭“供御”，极罕。“进琖”则多为印铭，偶见刻铭。印款字体宋风浓郁，亦有精粗分别，且格式多样，如字体之大小、书写、粗细等，说明在印制工具上并无统一的具体官样，存在批次、时间及工匠上的不同。
图自《大巧若拙:建窑研究及图录》
南宋仓库遗址出土 福建博物院 图自《“建盏”的新发现》
南宋 建窑 “供御”铭 泥质垫饼 水吉窑址出土 福建博物院
南宋 建窑 “供御”、“进琖”铭 泥质垫饼 水吉窑址采集 姜三十
南宋 建窑 “供御”铭点白鹧鸪斑盏 残片 水吉窑址出土 福建博物院 图自《建窑瓷鉴定与鉴赏》
南宋 越窑 寺龙口类型 “进”字铭青瓷龙纹折腰盘 残片 杭州 中河南段采集 金志伟 图自 《“‘进’‘☷’”字款越瓷考证》 “进”字是南宋时供给宫廷物料的常用标识。李民举曾检杨万里“吴绫缝囊染菊水，蛮砂涂印题进字。”句展示南宋贡茶包装。此越窑“进”字以篆书刻铭，含义当与前述茶与盏同。 这类铭文建盏并不另设窑作，而与民用建盏混烧，只不过占据最好的窑位来提升成品的质量，目前在芦花坪窑址发现最多，属搭烧贡瓷[28]。若参考宋代物贡制度，其或由中央政府制样，地方政府经办，民间窑户承办，这与中央直督的“官窑”存在制度上的不同。
南宋 建窑 刮刀（窑具） 刻铭：“☐甲烧御盏时做 杨卅己” 私人收藏 图自《建窑 建盏》华雨农转摄 极重要的材料，是“供御”类铭文的注解。而出现在用于盏坯成型的刮刀上，则提示出在具有官样的标准化制盏要求下，统一成型工具和存在独立作坊的可能。 梳理供御盏式，可粗分三类：一类束口，斜圆腹（线图1）；一类撇口，斜阔腹，尺寸较大（线图2）；还有一类敞口微束，圆阔腹，尺寸巨大（线图3），其中尤以束口盏数量发现最多。三类规制较为统一，标准化程度高。
“供御”类盏线图
南宋 建窑 “进琖”铭盏 束口圆腹型 上海博物馆
南宋 建窑 “供御”铭盏 束口圆腹型 瑞士 玫茵堂 应属早期出土品
南宋 建窑 “供御”铭盏 撇口斜腹型 图自《大巧若拙:建窑研究及图录》 与窑址大量出土的情况相反，城市遗址极少出现供御类盏，说明其成品率之低，检选标准之高。至今官方发现的，亦仅有二例，一例出自杭州，仅存“供御”铭底款及部分器壁，黑釉，纯如乌金[29]，是宋都遗存。
杭州东南化工厂南宋遗址采集 图自《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 另例较完整，仅口部稍有破损，出土于山西怀仁县金代遗址。盏口微束，斜壁，其玉毫条达，光彩焕然，如松针浮盏，银光玄隐。底部还加以髹漆装饰，前述东南化工厂南宋遗址亦曾出髹漆案例。这是首例“供御”铭建盏成品的发现，意义极重，第一次让我们认识到“供御”类建盏的成品面貌。而出自金代遗址，其来源即可能如上文所说的外交礼物。北京亦曾发现过南宋建盏，采集地点在金中都遗址范围内，皆质量甚精，不类俗品。
南宋 建窑 “供御”铭兔毫盏 山西 怀仁县金代遗址出土 底部髹漆
南宋 建窑 兔毫束口盏 北京 广安门采集 私人收藏 图自骐鸣艺术 金廷亦好茶颇甚，多有皇帝及皇室成员饮茶习茶的记载，尚药局所掌亦有“进汤药茶果”，茶在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都有相当的地位。然金地无茶，多贸易所得，宋亦常赠茶及茶器于金国，是高规格的国礼。建盏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流通金地，并藉由官方渠道，进入金国宫廷。建盏的形制也逐渐在北方再次扩散，影响了金代北方窑业的茶器生产。如与怀仁县“供御”铭建盏伴出的，就有一件北方窑场生产的建盏型产品。盏式、纹理皆与同出“供御”盏相类，施半釉，并在露胎处刷有赤褐色铁浆，以掩盖胎色，达到建盏黑铁胎的效果，仿建意图明显。除山西诸窑外，陕西耀州窑、河北定窑、磁州窑及河南如段店窑、清凉寺窑等地的金代产品中皆出现了建盏型产品。建盏，成为一种茶盏的标准，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
山西 怀仁县金代遗址出土
金 耀州窑 束口兔毫盏 1986年陕西黄堡耀州窑址出土 耀州窑博物馆 图自《中国耀州窑》
金 河南窑场 敛口兔毫盏 叶县文集遗址出土 图自《叶县文集出土陶瓷器》 对于“供御”类盏的记录比较早，晚清即有发现。如郑文焯曾于光绪辛丑年（1901）得“供御”铭盏七件，皆购自旅沪闽人之手，自拓并题以记之，说明不但出土了“供御”铭盏，而且已作为古董在市场流通。民国十八年（1929）《建瓯县志》亦载：
清 光绪 郑文焯拓“供御”铭盏并自题 纸本水墨 Sotheby's HK,2018/10/2,“中国书画”,Lot:1331 “宋建安兔豪琖拓本。鶴道人題。 此建安兔豪盞也。光緒辛丑歲秋中，余旅滬上，會有閩客攜數黑盞索售。寀之其文如波痕，外純褐色，內含墨采。謂近年出建寧土中，或溪潭側亦時為漁者網出，值甚廉，余因盡閩客所有而獲其七椀。” “題「供御」瓦杯，杯純褐色，中作波紋，底有款曰「供御」二字。閩客攜來云，出自福州之龍谿，相傳以為閩王所造，故僭稱「御」耳。” 这些情况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市场逐渐扩大，多有人于水吉挖盏以售，还有人在宋盏的基础上作伪。如弗瑞尔艺术画廊收藏一例，底部墨书“供御”，可能是当时改伪以仿骗外国人的作品。1935年，美国学者普拉玛（J.M.Plumer）首次正式调查水吉窑址，亦发现大量铭款建盏，后悉数运往密歇根大学。1972年，东京出光美术馆将大学美术馆藏普拉玛调查建窑材料整理出书，“供御”铭盏录刊在列。
南宋 建窑 黑釉盏 民国伪“供御”款 华盛顿 弗瑞尔艺术画廊 图自官网 1911年购于Y. Fujita and Company，东京
普拉玛《发现天目盏》所刊照片：地图及农户家中的建盏 关于“供御”类建盏的生产年代，早期学者认为是徽宗时代的产品，至迟于政和二年时即已生产，持续到南宋乾道六年，约60年[31]。但近来学者多有不同意见，如李民举先生认为与供御盏相近造型的建盏皆出于南宋中晚期墓葬，其生产时代相应的当在孝宗、宁宗及理宗三朝[32]。刘涛先生《宋辽金纪年瓷器》一书中亦持相近看法[33]。从器物造型的排比上来看，此类建盏与北宋关系似乎不大。怀仁金代遗址及杭州南宋遗址出土“供御”铭盏也提供了相当的支持，故南宋生产的说法应当可从[34]。换句话说，建窑至迟在仁宗皇佑三年时，进入皇家视野。后黄庭坚诗将“二月常新官字盏”[35]置于“元丰龙焙”和“建安瓷碗”之间，则可能暗示了神宗元丰时，已有官方背景的建盏生产。至于确凿的入贡，则至迟在徽宗时代。南渡后，亦延续了相当的时间，并出现了专供皇室的刻铭盏。
宋 赵佶坐像 绢本设色 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云液、红颜、醉乡；破国、北俘、客死他乡。梦幻与死霾，坎坷的命运交织，天命抑或自取，已然难以辨明。 徽宗《茶论》前序曰：“至治之世，岂惟人得以尽其材，而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赵佶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来标榜自己的政治成功已达“至治之世”，即是理由，更是粉饰。茶贡事小，亦体大观，其风演奢靡，终为金人所破，一朝空散。又至南宋，隆风再起，后为元人移鼎天下，茶风稍息。虽至元十八年时，元廷恢复北苑官焙，但终不比赵宋茶风，民间喝茶的方式也更加多样起来。在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下，建盏进入了最后的发展阶段，制瓷中心也因交通的变化，而由水吉转向了茶洋。 3.衰退与消亡
元 世祖像 绢本设色 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至元间，有高兴献石乳茶于世祖，上深嘉之，遂开元代茶贡之先。赵孟頫《御茶园记》载此：“至元十四年，今浙江省平章高兴公，以戎事入闽。越二年，道出崇安。有以石乳饷者，公美芹思献，谋始于冲佑道士，摘焙作贡。”建茶从元国之始，就是宫廷重要的消费品，但原本用于建茶的建盏，却逐渐衰落。 元代茶风还胜从前，建盏情况却不复当年。我们今日对元代建盏的发展情况，所知尚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饮茶方式流行的多样化及政治变革，建盏虽尚在社会中流行，但作为茶器核心的地位却不断下降，国内市场不断萎缩，同时扩大了对海外市场的供应。一方面，元代烧制黑釉茶碗的窑场有所增加，但另一方面，却几乎没有如宋代那样精良的产品。烧造产量有可能上升，但总体质量却明显且大幅的下滑。茶作为日常所需不减往朝，而建盏，日趋衰退。
水吉窑址与茶洋窑所在地图 从考古上看，水吉窑场在元代的表现十分虚弱，黑釉茶碗的产量下降甚多，甚至转而主烧青白瓷，而这一时期的制盏中心，可能由于交通变化的原因，转至了南平茶洋[36]。此窑范围颇广，大量出土黑釉茶盏：“釉中有兔毫纹络，釉色黑亮，胎质呈灰黑色，炻质，坚硬，有气孔，烧成温度较高。茶盏形制为漏斗形，有束口与撇口两种，下附小圈足。与南宋水吉窑‘供御’型茶盏形制很接近。”窑址调查及考古的材料虽然不多，但可以明显的看出与水吉窑建盏的关系：黑釉兔毫、灰黑胎、胎质坚实、矮圈足、以漏斗状匣钵装烧，衬泥质垫饼等[37]。日本茶界所重的“灰被天目”，即来源于此处，产品主要销往日本[38]。
元 茶洋窑 褐釉盏 野村美术馆 图自《中国的陶磁·天目》 平凡社
图自《中国的陶磁·天目》 平凡社
图自《中国的陶磁·天目》 平凡社
首尔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京畿道 开城附近出土 图自官网 至于水吉窑场的传统黑釉茶碗，目前已知的还很有限，不止窑址发现甚少，也暂未见到明确元代墓葬或遗址中有水吉建盏的例子。一个线索来自于韩国新安号沉船的出水瓷器，内含大量的黑釉茶碗，除了如上述茶洋窑外，还有一批难以确认具体窑场的作品。最关键的是出水了一批褐兔毫、银毫盏，有束口、撇口两式，皆深腹。釉色深黑纯重，质地较木。修坯有的相对精细，有的则草率一些。总体来看，质量较高，具有浓厚的南宋风格，但又略有不同。其面貌与茶洋、东张等元代窑场相差较大，应属水吉窑场产品。新安沉船出水一件墨书木牍，上书“至治三年”（1323），此外出水一件“辛未公塘陈万一叔造”铭的黑漆钵，应属元代后辛未，即至顺二年（1331），故其出航时间应在此区间，与南宋去日有40~50年之久，且造型及釉质上存有差异，故不能完全排除这批水吉建盏为元代作品的可能。
南宋或元 建窑（可能水吉） 茶盏群像 首尔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新安沉船出水 图自官网 这是一批难以确认其生产时间的作品，一方面，此时距南宋去日已远，且作品本身呈现出与宋盏略有不同的面貌；一方面，这类建盏具有特殊、独立的运输包装，显示出其较为高档的商品身份，联系明代永乐赐盏于日本的文献，有理由怀疑其可能具有来自前朝的“古董”的身份。
南宋或元 建窑（可能水吉） 黑釉束口盏 首尔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新安沉船出水 图自官网
首尔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新安沉船出水 图自官网
南宋或元 建窑（可能水吉） 银毫撇口盏 首尔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新安沉船出水 图自官网
南宋或元 建窑（可能水吉） 黑釉敛口盏 首尔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新安沉船出水 图自官网
南宋或元 建窑（可能水吉） 兔毫束口盏 首尔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新安沉船出水 图自官网
南宋或元 建窑（可能水吉） 兔毫束口盏 首尔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新安沉船出水 图自官网 口部存装金属釦痕迹
南宋或元 建窑（可能水吉） 兔毫束口盏 首尔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新安沉船出水 图自官网
南宋或元 建窑（可能水吉） 兔毫束口盏 首尔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新安沉船出水 图自官网 口部存装金属釦
南宋或元 建窑（可能水吉） 兔毫束口盏 首尔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新安沉船出水 图自官网 底部墨书款，口部存装金属釦
元 福建窑场（可能洪塘） 束口小罐 首尔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新安沉船出水 图自官网 这是被日本茶道界称之为“唐物茶入”一类的作品，洪塘窑址曾出土相似例。新安船出水一批该式小罐，造型大多相类，提示出“唐物茶入”进入日本的途径之一。
元 北方窑场（山西或河北） 点褐斑玉壶春瓶 首尔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新安沉船出水 图自官网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元人的诗词曲等文艺作品中，虽仍见到“兔毫盏”、“鹧鸪斑”等描写，但今日考古材料的严重缺乏，却显示出彼时建盏市场的快速萎缩。而文本中的兔毫盏等物品，虽然暗示了元人建盏的使用，但一方面无法确认其生产的时间与窑场，一方面也有将建盏符号化的嫌疑，“兔毫”与“鹧鸪斑” 可能成为一种文学上的意象而非实际使用的物品。而建盏市场的衰退，若将原因只归结于茶风改变，似乎还不够力度。元代建州腊茶盛行，至元十八年时，元廷恢复北苑官焙，建茶仍是上层社会的重要消费品，可建盏的质量与生产却远逊当年。技术的退化暗示了消费群体结构的改变，上层社会似乎放弃了建盏的使用，建窑失去了它的政治支持，转为单纯的民间窑场。再加上茶风流行的多样化，普通民众也对建盏快速失去兴趣，一代名碗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元 刘贯道 《世祖出猎图》 绢本设色 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上层社会的革新使建窑失去了它的政治支持。巨大的社会及政治变化、茶风流行的多样，都导致了建盏的没落。 4.结语 仁宗朝的一天
北宋 仁宗坐像 绢本设色 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在没有更多材料发现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完整的理清建盏兴起的始末，但仅就今天的“只言片语”来看，蔡襄是一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核心角色，他是茶色尚白的更革者、建溪毫盏的最初记录者。而那些最早在诗文中透露出建盏使用的文士，也多与蔡襄交从甚密。此后登极入堂，成为天下第一的无上茶碗，核心地位延续近百年之久。建窑黑盏从一个地方性的粗制消费品，转为文士斗茶的宠儿，再进一步席卷全国，并逐渐影响了东亚地区的茶文化。 这一切 从仁宗朝的一天开始。 · · ·
预告： 本单元我们讨论并展示了，建盏成为天下第一茶碗的兴衰始末，着重于文本的分析，未作过多的建盏展示。第二单元“兔褐金丝与金缕鹧鸪”，将着重于宋元建盏的展现，并力图藉由考古的视角，讨论更为具体的建盏年代分期和其对中国黑釉瓷器产生的巨大影响。 由于实体展览的局限性，诸材料及文本常常不能顺利或者很好的集于一堂，未免遗憾。于是以电子化的形式展示这些材料，梳理学术成果，表达学术观点和态度，并向读者系统性普及相关内容，成为另一种可探索的选择。本次“建溪光华”是我社的第一次线上特展，首试如此，难免错漏，还待方家指出。 非特指的情况下，本文所讨论的“建盏”，仅限定于宋元时期，建阳窑场生产的黑釉系茶盏，包括但不限于黑釉、酱釉及青釉。 参考文献及注释： 1.刘琳：《蔡襄年谱》，《宋代文化研究》，1994年10月。 2.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P88，《北苑官焙及其贡茶种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刘琳：《蔡襄年谱》，《宋代文化研究》，1994年10月。 4、6.廖宝秀（台）：《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著作年代考及斗茶二三事》，《历代茶器与茶事》，P78，故宫出版社，2017年。廖先生这一关于茶色更革的考察十分重要，它揭示了建盏兴起最核心的原因与时间上限。 5.冯山（北宋）：《谢李献甫寄凤茶》，《安岳集》，《宋人集甲乙丙丁四集》本。 7.刘斧（北宋）：《青琐高议》，“诗渊清格”条，《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P1079~10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8.陈鹄（南宋）：《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八，《知不足斋丛书》本。 9.沈括（北宋）：《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钦定四库全书》本。 10.蔡襄（北宋）：《北苑十咏·试茶》，《端明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本。 11.蔡襄（北宋）：《茶录》，本文采方健据绢本茶录校订本，录于《<中国茶书全集校正>选刊·2》,《农业考古》，2002年6月。 12.欧阳修（北宋）：《和梅公仪尝茶》，《欧阳修集·居士集》，卷十二。 13.梅尧臣（北宋）：《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宛陵集》，卷五十六，《钦定四库全书》本。 14.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建盏只初兴而已，在文士间流行，并非是瓷茶盏中唯一的选择。甚至蔡襄本人也不仅用建盏，如《思咏帖》：“...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时蔡襄临京赴任，赠友人茶及茶具，青瓯即青瓷茶瓯。 15.苏轼（北宋）：《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十月二十七日，闻轼游寿星寺远来设茶，作此诗赠之》，《东坡全集》，《钦定四库全书》本。 16.黄庭坚：《和答梅子明王扬休点密云龙》，《宋诗钞·山谷诗钞》，卷二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本。 17.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P98，《贡茶品名、纲次与贡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18.赵佶：《茶论》，本文采丁以寿据涵芬楼《说郛》本校订，录于《<大观茶论>校注》，《农业考古》，2010年10月。 19.蔡京（北宋）：《太清楼特燕记》，录于王明清（南宋）《挥麈录》内《挥麈后录余话卷》，《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P3801~380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此事另有《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及《宣和遗事》两版，内录为“建溪异毫盏”。《备要》属官修史书，可信较高，不宜轻否。宋人曾语建窑“毫变”盏，故“异毫盏”一词亦应可信。 20.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P96~97，《北苑贡茶始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21.牟宝蕾：《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东方博物》，2016年6月。 22.倪思（南宋）：《重明节馆伴语录》，辑于《永乐大典》。本文采赵长白编《奉使辽金行程录》中所录本，《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最早由吉林大学桂冠检出以论建窑。 23.吴晓萍：《宋代“私觌”问题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11月。 24.曾凡：《“建盏”的新发现》，《文物》，1990年10月。 25.单鹏：《宋代土贡制度考略—以常贡为中心》，《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9月。 26.周辉（南宋）：《清波杂志》，《续古逸丛书》本。 27.刘子翚（宋）：《荔子歌》，《屏山集》，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本。 28.叶文程、李德金、栗建安等：《福建建阳水吉宋建窑发掘簡报》、《福建建阳县水吉北宋建窑遗址发掘简报》、《福建建阳县水吉建窑遗址1991—1992年度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4月、1990年12月、1995年2月。 29.牟宝蕾：《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东方博物》，2016年6月。 30.詹宣猷（民国）：《金石卷》，《建瓯县志》，卷二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本，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31.顾文壁：《建窑“供御”、“进琖”的年代问题 <宣和遗事>“建溪异毫琖”正误》，《东南文化》，1986年3月。 32.李民举：《建窑初论稿》，《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P327~342，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科学出版社，1998年。 33.刘涛：《建窑》，《宋辽金纪年瓷器》，p121~128，文物出版社，2004年。 34.以顾文壁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至迟于政和二年，已有“供御”铭盏的生产，持续到乾道六年。但这一观点是检考文献后得出，未考虑考古材料的运用。实际上，徽宗应用建盏并不一定能和“供御”铭类盏的生产相对应；至于南宋人如程大昌关于“今御前赐茶皆不用建盏”及周密“禁中大庆会 , 则用大镀金𤮕。”的记录，也因其他文献的严重缺乏，而只能孤立看待。建盏从未在茶碗中占据绝对且单一的统治地位，不能依据某些场合未用建盏而推出其在宫廷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进而推导出“供御”铭类建盏的主要生产时间和具体下限。相反，据考古材料显示，具有束口深腹特征的“供御”类建盏应主要生产于南宋时期。 35.黄庭坚：《和答梅子明王扬休点密云龙》，《宋诗钞·山谷诗钞》，卷二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本。 36、37.李民举：《建窑初论稿》，《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P327~342，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科学出版社，1998年。 38.栗建安：《福建古代陶瓷和日本茶道具》，《东方博物》第四辑，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 致谢（排名不分先后）： 感谢部分展件的提供者 · 北京 骐鸣艺术 刘树超 杭州 华雨农 杭州 姜三十 杭州 古越会馆 方肖鸣 附录 《古香斋宝藏蔡帖 · 绢本茶录》拓本全影：
版权声明：本文所用图片，除借展人自摄外，已标明的图像皆来自各大博物馆官网及相关图录，部分图像来自于论文及专著，其版权俱为原作者所有，本文皆标明出处，仅用于学习交流使用。 |
|
|
